'If you are against saving lives at sea then you are a bigot and you don’t even belong in our community. If you allow your neighbour to die in your backyard, then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that death.'
詩人楊煉：無根亦有根，盡頭也無盡
1988年8月8日，長髮飄飄的楊煉在上世紀最發財的一個日子告別了中國，沒帶走一片雲彩。這是一個結束時候的開始。十六年漂泊路，一肚皮不合時宜。“朦朧詩人”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名詞過去了，“流亡詩人”還在異國堅持中文創作－－其熱情遠未消減為乾癟的三個字：“寫下去”。
楊煉近照
黑衣，黑髮，黑皮褲，楊煉以先鋒派藝術家的形象為波恩詩歌朗誦會帶來一股不羈的風。他似乎是在用飽蘸的激情玩一個晦澀的意象遊戲，只怕痛苦的姿勢不夠僵硬，只怕血泊、腐爛、蛆蟲這些可怕的詞彙不夠深刻。他不說“人生如夢”，卻說“一個夢，有時比一生更漫長”（《夢中的高度》）；不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卻說“往事無聲，雪上留不下腳印”（《事》）。他還喜歡用擰麻花般的句式考驗讀者的哲思及智商。例如，他說，“從未真正抵達的秋天/從來都是秋天”，“從未真正抵達的遠方/從來在逼近腳下”。又說，“現實之無根，正是精神之根”。
回不去時回到故鄉
侃侃而談的楊煉也有過失語的時候，那是在流亡之途的最初。他說：“1989年之後，原定的短期文化交流變成了漫無歸期的國際漂流。我突然感到自己變成了一種完全沉默的動物，沒有任何的外語在我的嘴巴里，只剩下眼睛、耳朵、鼻子等等，而中文只是身體內部喃喃自語的一個工具。”失去了中國文學的環境，失去了讀者、朋友、親情，陌生人群中的日子看不到盡頭，“無根”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從被迫到自覺自願的自我放逐，楊煉發現，真正的問題，不是“我離開中國多遠了?”而應該是“我在自己內心和語言裡挖掘多深了?”他說：“十幾年的漂泊過程讓我理解了孤獨，也認識到原先以為一個詩人只屬於一個地區的想法是有限的，也是比較可憐的。當我和世界各地的詩人聚會的時候，雖然語言障礙依然存在，但是對詩歌、對人生的共同理解卻讓我們走得很近，所以儘管我失去了地域上的、空間上的祖國，但在獨立人格的層次上又找到了很多的朋友。”
從澳大利亞到新西蘭，再到德國、美國、英國等大半個世界，楊煉站在悉尼城外南太平洋岸邊高聳的峭壁上、紐約住處窗口開向哈德遜河的房間裡，目光穿越時空，落入北京西郊圓明園廢墟附近、一間名為“鬼府”的小屋。他的京郊寓所本是一間舊教室，書桌原為半塊玻璃黑板。他是從那裡走出去的，走在異鄉，眺望中國，置身於外語環境裡，中文特性反而清晰了。
流亡路上的尋根精神
楊煉說：“中文動詞沒有時態變化，這是它跟歐洲語言最大的區別。語言是思想最基本的載體。我希望有意識地使用這種非時間性、歷史的循環感去表達個人處境及命運不變這樣一些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詩意。”他也無法理解，英語的“黑暗”一詞竟然沒有復數形式，可是對他來說，周圍的“黑暗太多了/以至生命從未抵達它一次”。就這樣，詩題《黑暗們》成了他的故意而為，翻譯成英文後，竟強加給英語一個詞。
多年浸泡在海外生活之中，從最初的手足並用到其後的心領神會，楊煉倒也磨就了一口利索的英語，但是他依然在用他所鍾愛的方塊字搭建宏偉的紙上建築群。他說：“中文所蘊含的深度及其豐富的啟示性還遠遠沒有被世界，甚至沒有被中國自己的作家所認識。對於一個詩人來說，他所使用的語言應該能夠真正地挖掘自己，觸摸到在自己內心深處發聲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無數的古典傑作給我的挑戰令我感到激動，也意識到自己還有太多事情去做。只有把它帶到世界的舞台上來，構成與英美傳統文學的比較，世界文學才能更加豐富。”
1999年，楊煉以其作品譯文獲得意大利最重要的FLAIANO國際詩歌獎，被英國詩歌書籍協會推薦英譯詩集獎，他還不停地在國際上參加各種學術及節慶活動，被譽為當代中國最有代表性的聲音之一。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撤銷禁令，允許出版楊煉作品集《大海停止之處》、《鬼話·智力的空間》，去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又出版了收錄他近年新作的詩文集《幸福鬼魂手記》。
回擊世界性的自私冷漠
從孤魂野鬼變成幸福鬼魂，楊煉渾身桀傲不馴的刺還是沒有被撫平。他不肯躲在詩歌的城堡裡作一名循世者，而是以詩人之眼關注時事政治。今年十月，中國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以一本《中國農民調查》榮獲尤里西斯世界報告文學大獎，作為幕後推薦者之一的楊煉突然跳出來回擊“世界性的自私冷漠”。從城市人到海龜，從藝術家到知識分子，從中國政府到西方國家，政界、商界無一倖免地遭到楊煉炮轟，罪名是“自私、冷漠、玩世不恭”。
那麼，射出這一箭的作者本人是否便是無私、熱情、憤世嫉俗的旁觀者呢?或者，“自私、冷漠、玩世不恭”本身便是人性的深淵?面對這種挑釁性質的發問，楊煉倒也不急不惱，他回答說：“1974至1976年間的三年插隊經歷把我由一個非常害羞、脆弱、敏感、可笑的小男生改造成了一個野蠻人。直到現在為止，這個改造還是很成功。這三年也讓我了解了農民的處境，真正體會到什麼是中國。中國的農民和土地之間糾纏著一種既愛又恨的感情，土地養育了世世代代，又像牢獄一樣囚禁著人們。”
正因如此，當楊煉讀到那本《中國農民調查》的時候，書中的描寫一下子就激活了過去的記憶。他說：“從1994年開始，我又可以回中國探親，由於時間有限，我拜訪的都是居住在城市裡的家人及朋友。這麼多次回國，幾乎沒有人表現出任何對農村狀況的憂慮，以及替農民說話的願望。我希望站在一個人道主義的立場上，追究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我並沒有將我本人排除在外，事實上，這個知識分子的群體也包括我自己。”
屈原式的問天問地
針對行文“過於激進”、“尖酸刻薄”之類的批評，楊煉表示：“我不否認中國社會正在進步，我自己的書被解禁便是一例。但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是歌功頌德，政府有義務將社會理想建立在公平、自由這些人類共同認同的基礎上。我們不能因為過去的起點太低而對現有的改善沾沾自喜。”在楊煉看來，詩人應該將其內心精神豐富、個人敏感及思考延伸到整個社會乃至他人身上。他說：“我們應該發揚屈原的那種《天問》的精神，問天、問地、問宇宙、自然、歷史、神話，一路問下來。天問的精神就是一種批判的精神。”
前後在德國生活過三年的楊煉對柏林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頻繁出席文化活動的這位先鋒派詩人也是波恩及德國之聲的熟客。他對德國人的印像是“嚴肅、認真，鑽牛角尖式的狹隘”。他說，“在二十世紀，只有德國人在性格的複雜性和深刻性上能與中國人相比擬。前者有二戰，後者有文革。德國人對猶太人不停懺悔的態度迫使他們永遠背著一個沉重的精神負擔，甚至Deutschland這個字說出口都帶著羞恥感。我在欽佩的同時又認為他們有點兒過分了。看看現在猶太人在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幹的事兒，在我看來與當年納粹的所為並沒有什麼不同，甚至有過這種痛苦經歷和記憶的人再去殘害別人是更加可怕的，更加自私的。”看來，“自私冷漠”真是楊煉嘴裡一句包羅萬象的評語。
（亞思明）高行健與楊煉：“真實是作家的價值觀”
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高行健出席本次法蘭克福書展，有著特殊的意義。據德語媒體報導，2004年在巴黎舉行的法國書展中，法方出資邀請了40位中國作家出席展會，卻沒有邀請就生活在巴黎的這位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報導因此評論說，書展過後，有誰還能記得那40位忠於政府路線的作家呢？反倒是，這位諾獎得主在書展上的發言，可能會記錄在作家的文學履歷中而留傳後世。因此，這次高行健出席法蘭克福書展，格外引起人們的關注。
討論會現場
10月16日，高行健與旅居倫敦的詩人楊煉受德國學術與教育基金會的邀請，參加了書展上一場以"在兩種文化中生活與寫作--交界處的家園"為主題的討論會。
討論會的開放式會場位於法蘭克福書展國際展區。會場座無虛席，許多人站在四周、甚至席地而坐，傾聽高行健與楊煉的這場發言與討論會。媒體記者的長槍短炮也紛紛對準了兩位嘉賓。尤其是中國自由記者與作家戴晴從觀眾席走上講台，與高行健擁抱時，更是讓台下的記者們一陣猛拍。書展組織方彼得·里普肯也在討論會前發表致辭。
作家給自己設限是荒謬的
高行健說，他主要的作品應該說都是在離開中國以後完成的，雖然有像《靈山》這本書是82年就開始寫作。但在當時寫的時候，他就已經在中國遇到了很多問題，發表、出版都遇到阻礙。高行健說，除了官方允許發表的限度以外，作家自己還會自己設限，自律。但儘管有這個自律，他在中國時的一些作品仍然被禁止。他笑著說，所以他覺得這個自律也是很荒謬的事情，沒有必要再作自律。
高行健說，《靈山》之所以是他寫得比較盡興的作品，就因為他在中國開始寫的時候，就沒有指望這本書在他有生之年能得以發表。後來，他接受德國一個基金會的邀請，在歐洲休創作假繼續《靈山》的寫作，也沒有想到這本書要出版發表。
作家只是一個脆弱的個人，但他是一個創造者
"在政治面前、在社會面前，作家只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脆弱的人。他不可能改變這個社會，改變政治。我認為，個人面對這些是無能為力的。但是作家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他面對只有紙和筆的時候，如果他內心自由的話，創作就從他的筆下開始。這個創作可以不顧及一切的阻力，和社會條件的限制。"
高行健舉例說，詩人但丁流亡法國後寫作了《神曲》，劇作家哥爾多尼離開了美好的威尼斯流亡，創作出經典作品。而今天提起意大利文學，誰也不能繞開哥爾多尼和但丁。高行健說，母語，祖國語言，正是這些孤單的個人，孤單的作家，在歷史的長河裡創造的。
"真實是作家的價值觀"
高行健說，無邊的自由，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思想的自由是存在的。在任何時代，且不要說在一個極權政治下，或者在某種政治壓迫、社會、宗教約束下，就是在一般的情況下、在當今的民主社會裡，人也並沒有充分的自由。他笑著說，市場就不給你自由，市場就是一個巨大的壓力。高行健還特別指出，政治正確就像是一個緊箍咒，它約束人的思想。可作家卻是這麼一種獨特的人，他存在的條件就是思想的絕對自由。但是："思想的絕對自由，並不意味著，他沒有一個確認的價值觀。思想絕對自由的背後有一個價值觀，這個價值觀，我以為，對一個作家來講最廣泛的價值觀就是：真實。他所面對的問題是不是真實的問題，他所面對的回答是不是真實地回答。以這種真實，以作者是不是真誠地把問題擺出來，還是唬弄他的讀者，包括唬弄他自己。所以真誠是作家的倫理，真實是作家的價值觀。"
高行健為讀者簽名
文學與商業化
高行健還談到對文學商業化的看法。他本人同時還是一位畫家，並且"以畫養文"。他說："如果把寫作當成職業，用這個來吃飯，我想最好放棄這種寫作（笑）。我自身的經驗就是這樣。我之所以還寫，首先就是想到不是把它作為一個職業來謀生。從事這樣的寫作，我把它叫做冷的文學。因為它跟市場不聯繫在一起的，它首先是內心的需要。 "
高行健笑說，書展是一個書市，他並不反對賣書，也不反對暢銷書、商業推廣，因為書籍還有另外一個層次，即文化消費的層次。
外在的控制與內心的禁止
詩人楊煉在發言中讚同高行健"作家不應自我設限"的說法："如果說，作家要粉碎一種外在的控制，外在的禁止，首先要粉碎自己內心的控制和禁止。要爭取內心的自由。"
楊煉說，流亡使作家獲得了自我、語言和文學的自決。同時，在文化的交界處，作家能夠獲得中文與外文的雙重滋養。在問及，詩歌這樣一種文學體裁，是否是可譯的，楊煉說："詩歌是一棵有根之樹。我的詩在被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時，我希望它是從同一個根上長出的另外一棵樹。也就是說，我的譯者在翻譯我的詩的時候，他不是只翻譯表面的詞彙，他要穿透詞彙，把這些詞彙變成一個里程，找到原來的樹根在哪裡。然後用同樣有能量的語言，在譯文裡把它表達出來。"
楊煉還強調詩歌、文學的純粹性。他舉了中國古典詩詞的例子："中國古代詩歌為什麼精彩？不只是因為杜甫早就把我的流亡寫盡了，而且還因為中國古典詩歌有那種極端、極端完美的形式。那麼，雖然我們不能用古典詩歌的形式寫詩，但是他給我們提供了美學的標準。我們在自己個人的意義上，還要向那個方向生長和發展。最終達到一種純度。"
討論會結束後，許多觀眾拿著兩位作家和詩人不同語言版本的書作，請兩位嘉賓簽名。一位年輕的德國女孩對楊煉說，您的這本書是我讀過的最好的作品。
16日晚間，兩位作家還在法蘭克福舉辦了一場作品朗誦會。
作者：苗子
責編：達揚
專訪楊煉："詩歌對中國至關重要"
在海外享有聲譽的中國詩人楊煉近日接受了德國之聲專訪。他講到自己為什麼走上精神流亡之路，還有詩歌為什麼能挽救生命。
德國之聲：您生命的幾乎一半時間都是在國外度過的，在新西蘭、澳大利亞、德國等國家。您認為自己還是個流亡作家嗎？
楊煉：問題是，哪一個有創造性有思想的人不是在不斷地流亡呢？在許多情況下，我們作為藝術家受到政治束縛，但更多的束縛來自金錢或糟糕的品味。有創造性的人往往處於精神流亡的狀態。
德國之聲：即使在一個言論自由完全不受限制的國度，也不存在真正的思想和創造的自由嗎？
楊煉：在這個觸角無所不在的所謂全球化的時代，人們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越來越玩世不恭。今天的世界比過去更加血腥，只要想一想發生在中東的殺戮就可以知道。雙重道德標準以及對生命的輕視態度並不是在獨裁或威權統治下才有的，而是隨處可見。作為個體，我們必須對自己所處的現實進行思考並作出選擇，是否作一個精神的流亡者。
德國之聲：您顯然決定作一個流亡者。這個選擇意味著什麼？
楊煉：這意味著必須對自己理性的局限性提出質疑。然後在這一精神挑戰的基礎上，對自己在現實中的行動作出決定。
德國之聲：這聽起來很抽象。在現實生活中是怎樣一種情況呢？
楊煉：比如一個在海外不同國家生活的中國詩人一方面有責任為中國的言論自由奮爭，推進那裡的文化發生積極轉型。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鬚麵對國際、特別是西方世界呈現出的矛盾。大型跨國企業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建造工廠，用低廉的工資以及糟糕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對民工進行剝削。然後將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全世界以國際性的價格銷售，賺取高額的利潤。這就是我們每天面對的冷漠和雙重道德標準。因此我們要對此有明確的態度。
德國之聲：從幾年前開始您又可以自由入境中國，是否還受到其他限制呢？
楊煉：中國的情況很複雜，沒有一件事是絕對的，比如說是黑的或白的，任何東西都是既黑又白。現在我可以回中國，我想要為那裡的轉變做一點事，無論是從政治、文化或是文學方面。比如為中國不同流派的詩歌作者頒發網絡文學獎，或組織詩歌文化節，為各國詩人開展交流創造條件，或者出版書籍。
六四仍然是個言論禁區
這裡要說明的是，這樣的活動在中國是會遇到問題的。我上一次遭遇審查是2011年，當時我的自傳體長詩《敘事詩》在中國的書店裡只停留了一天。全部3000冊新書被召回並銷毀。
德國之聲：原因是什麼？
楊煉：原因是詩裡有一個地方-- 一首相對獨立的短詩，我無法克制自己在其中寫到了天安門屠殺。那是我生命的一個轉折點，也是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轉折點。1989年6月政府鎮壓民主運動，製造屠殺仍然是個禁忌話題。僅此當局很仔細地審查了我的詩，出版詩集的華夏出版社受到警告，這本書因此宣告死亡。
德國之聲：您搶出了多少書？
楊煉：我從出版社拿到25本。但這還只是個開始。接下來的一星期我都很沮喪。之後我想，好吧，我是想總結一下這件事在我生活中以及在文學中的意義。我想要寫天安門，而且是用詩歌特有的方式。如果這本書順利地出版了，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我反而要擔心了。這本書被禁這一事實，證實了詩歌藝術的表現力和衝擊力，也證明即便在一個據說已經沒有人讀詩的年代，還是有人在讀詩歌。
這本書後來在香港、新加坡、台灣等其他地方出版，甚至在中國大陸。人們可以從網上免費下載這首詩。
德國之聲：可以說，詩歌能起到顛覆的作用嗎？
楊煉：在中國詩歌在作用依然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是在中國文化還是在社會生活中。
德國之聲：為什麼會是這樣？中國人讀很多詩嗎？
中國人仍然對詩歌情有獨鍾？
楊煉：是這樣的。2012年北京文藝網（artsbj.com）問我願不願做他們的藝術總監時，我就建議設立一個面向所有形式的中文詩歌開放的網絡詩歌獎。我們成立了一個國際委員會，由7位中國著名詩人組成評委。沒有人料到，在一年時間裡竟然收到了8萬份參評作品，每個好作品都會收到30到40頁的評論。這幾乎成了一次長達一年的詩歌節。
德國之聲：你們怎樣評判這麼多的來稿？
楊煉：我們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我們先在最好的作品上作一個星號標記，篩選出10到20份最佳詩作，進入下一輪。評委在這一初選的基礎上再做評選。所有參賽者使用的都是筆名。
其中就有知名的詩人郭金牛。他用"衝動的鑽石"為筆名參加了評獎。我們不知道這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但看得出他描寫農民工生活經歷的詩歌很個性化、富有創造力和表現力。2012年他獲得我們的首次詩歌獎。他的詩集《紙上還鄉》已經被翻譯成多種文字，獲得了很多獎項。通過郭金牛，農民工詩歌成為一個重要的流派，並受到社會各階層的關注。
另一位年輕的中國詩人許立志2014年10月1日國慶節這天自殺身亡。他才24歲。很遺憾我們在他死後才發現他的詩作並註意到他是一個很有天賦的青年作者。
德國之聲：您是在哪裡讀到他的作品的？
楊煉：他的作品還沒有成書出版。我是聽到他的死訊後在網上讀的。如果他的作品在我們的網頁上發表，肯定會立即得到支援。詩人和讀者們的熱情會給予他幫助，這或許能挽救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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