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南方朔大行
── 追記1980前後的一些往事（上）
聽到杏慶（南方朔）過世的消息，我有點意外。他中風一段時間了，我和香燕去他家看過他，那時狀況還好，但後來連文章也不寫了，這當然是狀況不算好，去電想去看他，他一直說不要不要。在一段沒見過面的不短時間裡，偶而會聽到他去復健、跟人吃飯的片段訊息。這樣，我錯誤地認知他雖生病但狀況應該還好。
這個月
9 日晚上，我在臉書上重貼了一篇舊文，是15年前在清華大學一場紀念唐文標之座談會的發言記錄，以追念老唐 40 週年忌辰（2025年6月10日）。當時這場座談會杏慶也參加了。我在文前加了一段按語，說重看這舊文，心中不免傷感，因為主持那場座談的林孝信十年前生病離世了，座談引言的四人中，汪益三年前不幸車禍往生，陳曉林剛生病離開了，接著說：「杏慶生病復原中，我則日漸衰老」。我這樣寫，是因為有上述的錯誤認知，心中自然浮現「復原中」的祈願。誰知就在我貼文之前半天，他也走了。聽到這消息，心中一片茫然，慢慢的，往事片段片段的浮現。
認識杏慶，跟唐某（朋友對唐文標的膩稱）有關。他們在這之前投入偏左社會意識實踐的運動（鄉土文學論戰、夏潮雜誌等）中就已經是戰友了，而我當時還在大度山，知道他們（特別是杏慶在台灣被逐出聯合國而放棄獎學金出國留學一事），但不認識。中壢事件後，我比較積極實際參與當時的黨外運動，才因緣認識他們。那大約是1978年左右的事。
那一年，舉行增額中央民代選舉。黨外人士受1977年地方選舉勝利及中壢事件展現群眾力量的激勵，進一步串連整合，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的共同政見，要求開放黨禁、報禁、解嚴、國會全面改選等，也就是訴求自由化、民主化，形成戰後挑戰國民黨最強大的氣勢。
在這股上昇的氣旋中，各地都有很多政治新人投入選舉。其中，幾年前台大哲學系事件中被整肅的陳鼓應教授和中國時報記者陳婉真（日前不幸在泰國清邁病逝）在台北聯合競選國大代表、立委。當時政治氣氛沉悶，但很多知識分子會側身反抗陣營，在台面下提供意見，出謀畫策，設計文宣等等，據我所知，兩陳選前發表的〈告國民黨宣言〉即由台大學運領袖洪三雄所寫。兩陳在台大校門口(約現在誠品書店附近) 設聯合競選總部，並設置「民主牆」貼大字報，國民黨的候選人李鍾桂也不甘示弱，在相隔不遠的地方設「愛國牆」，兩邊針鋒相對，打對台，頗有中國文革時「文鬥」的味道。
那一年的選舉，我是在桃竹苗選區幫張德銘律師參選立委，我們在中壢、新竹的總部也設置大字報板，隨時更新，分別由賀端蕃、周渝負責，還規劃在選舉後期發出一份全面性的批判文宣，由我寫了一份大約 2 萬字的文宣，題目叫做〈我們往何處去？〉，舉著藍旗反藍旗，拿孫中山講的三民主義打國民黨，批判他們根本背棄三民主義，違反「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這份文宣印成像全開報紙那麼大的傳單。
附帶一提，經歷 1970 年代初《大學雜誌》短暫的活躍、台大校園的學生運動、鄉土文學論戰、保釣運動等政治、社會意識實踐的抬頭，乃至1977年中壢事件的爆發，「社會」衝撞「國家」壓制的氛圍已經萌芽成長，並以各種實踐形式出現。雖然主流傳播媒介都控制在國民黨手裡，但黨外候選人普遍、或多或少都會以大字報等非主流的媒介形式作為重要的發言中介。有意思的是，經歷十年文革浩劫，中國的政治也出現某種氛圍，1970年代末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出現就是一種表徵。當時兩岸還不通，但經由海外，某些反抗氛圍或反抗形式，恐怕有些自覺不自覺的相互影響。像我那篇〈我們往何處去？〉的文宣，其題目就有點學十年（1968）前湖南一份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的味道，當然，兩者內容上風馬牛不相及，但形式上、精神上都是要挑戰當權，要找異於當權者提出來的出路。
〈中國向何處去？〉這大字報影響很大，寫的人是一個當時年僅19歲的中學生，叫楊曦光，是當時一個叫「省無聯」的紅衛兵組織的首要領導人，他後來被點名批判，是反革命，判刑10年。
當時黨禁、報禁，言論空間侷促，但黨外各陣營多少都聲氣相通，非正式串連。兩陳的競選總部看到我寫的那份文宣，拿去做了一些修改，好像唐文標、杏慶都有參與。據說他們找人用毛筆字寫成大字報，準備在接近投票（原定12月23日）日前，在台大靠新生南路圍牆邊架設大字報板，貼出這份大字報，據說架設後可能長達200公尺，並且要組一個隊伍來護衛這堵大字報牆，阻止對方來挑釁、破壞，目標是維持一天。但後來12月16日凌晨卡特政府通知將與北京建交，並跟台北斷交，蔣經國立即下令停止選舉，這些隨之嘎然而止。
也正因為這份後來沒有出現的大字報，我認識了唐文標、王杏慶，當然，在這之前，因選舉活動也認識了《夏潮》雜誌的蘇慶黎等人。我幫張德銘助選時的主要工作是擬政見、寫文宣。張的選區桃竹苗是農業縣，選民以農民及農村外流到加工出口業的勞工為主，所以相關的文宣主要談農工問題，總的來說就是農民、勞工是弱勢的，沒有受到政府政策的照顧，甚至被剝削、被犧牲。我替張德銘捉刀在《夏潮》上寫了幾篇這方面的文章。
選舉中斷後，接下來是一段激盪的日子，串連不斷，組織化持續。1979年春天，我先到康寧祥那邊參與《八十年代》的編務，並跟周渝、賀端蕃一起著手編輯《自由中國》選集四冊，也經歷那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動盪。這段時間，跟唐某、杏慶開始有較多的往來。大約6、7月以後，許信良找我去正籌備創刊的《美麗島》雜誌，並要我「放手去幹」。初生之犢不畏虎，我退掉了一堆我來之前就積下來而沒做處理的稿子，因而也得罪了一些人，這是後話。在此同時，我也規劃找一些新的寫手，來為反對運動增加一些理論水平，而不只是停留在情緒性的罵國民黨。
編創刊號時，除了黨外政論性雜誌一定會有的政治性之類的稿件外，我們安排了不少歷史反省視野和國際視野的稿子，如甄祖仁、黃岷權對地方自治的反省，如論尼加拉瓜蘇慕沙家族的興亡、分析歐共的難題、世界經濟危機等等。同時，除了戰鬥性極強的黨外政論〈民主萬歲〉，鼓吹民主潮流，呼籲國民黨勇敢抗拒黨內蠢蠢欲動的軍事特務統治的誘惑與壓力，為爭奪政治論述的空間，我們也開闢「論壇」，作為鼓吹民主潮流之平台，也可作為不同意見論辯的擂台，為複雜多元的民主豐富其面貌。
這時，我想到杏慶，他理論基礎紮實，下筆又快。我找他談想到的編輯構想，他提供不少意見，也建議可以拉稿的人，更重要的，他承諾寫稿。我們商量第二期弄一篇批判性的論戰性稿子。在創刊號，我以「何一燈」的筆名和當時在芝加哥念書的吳乃德合寫了一篇〈也談「政治共識」與「法治」── 評彭懷恩的「政論」〉，反擊他構築一些替國民黨的權力辯護的反動論述。在其論述中，彭堆砌許多政治學新名詞為裝飾，弄出看起來「客觀而理性」的「政論」，將國民黨對倡議橋頭示威遊行的桃園縣長許信良休職，解釋為「雙方缺乏（對法治的）共識」。文章直指這是不能具體掌握黨內外衝突的現實，而只是在替國民黨的權力作辯護。
延續這種批判方式，我們決定以金耀基1979年7月在東海大學的演講〈政治現代化之突破與新境界：論台灣經濟變遷與政治發展之關係〉（後在中國時報刊出，並收入《中國政治與文化》一書）作為討論的題材。由杏慶、乃德和我各寫一篇，最後由我剪裁整合成一篇，這就是刊在第二期的〈讓我們來打破各種神話 ── 和金耀基討論政治文化和經濟發展〉。
後來，由於我主持編務繁忙、乃德要回芝加哥繼續學業，杏慶就獨力接續再寫兩篇，即「讓我們來打破各種神話 ── 和金耀基討論民主政治」、「讓我們來打破各種神話 ── 和金耀基討論法治與合法性」，分別刊在三、四期。因此，這三篇將近 3 萬字的論辯文章，幾乎是杏慶的作品。
由於一開始是合寫，我取三人名字中的一字結合成「吳忠慶」，作為筆名。杏慶在報社上班，不可能以真名在《美麗島》這種「反動刊物」寫稿。不僅此也，為了隱密杏慶的身分，我還請香燕把他的稿子謄一遍，以免原稿在打字行被警總拿走，洩漏了作者的筆跡。很多文章也都是這樣，由香燕和編輯部同仁重抄原稿。當時打字行老闆就親自跟我道歉，說他們實在沒辦法不配合。解嚴後檔案公開，顯示特務在雜誌出刊前大抵已掌握了所謂的「毛本」，就是這樣來的。當時言論環境的艱困，不只是思想上的，連物質環境也是如此。
「吳忠慶」這篇批判性很強的文章充滿論戰性格，一樣開宗明義就指出：
「思想上的反動者是既有秩序的辯護者。無論他們的反動是基於什麼理由，他們都刻意地為既得利益者製造合法化的基礎。」
「幾年來，台灣廣大的民眾在30年來特殊的政治、社會環境下鍛鍊成熟了他們的參政意願和能力，以更具體、更明確的步伐勇健地表達了他們追求民主的意願與熱情。但就在這一進步主義洶湧奔騰的今天，一股試圖阻遏這洪流的反動力量蠢蠢欲動。於是，為這反動力量服務、為這反動力量尋求合法化基礎的所謂專家『學理』出現了！」
這就把批判的目標指向金耀基的論點。我們認為這些說法似是而非，是為猜忌民主潮流之反動力量服務的，我們花了很大力氣作學理的批駁。如金耀基指稱「台灣政治上的危險主要是大眾政治對民主秩序的危險」，文章便針對「大眾文化」、「大眾政治」、「大眾社會」、「民主」等概念深入剖析，指出這說法是來自其保守、抗拒變化、恐懼大眾的菁英分子中心主義，並強調「大眾政治」沒有陰影，陰影只存在抗拒者心中。
金耀基還有一個核心的說法，認為「中華民國毋須亦無法刻舟求劍，追隨歐西兩黨制之矩模，應在民主教條之外，根據文化的性格和社會的條件，尋求實質的民主。」
簡單地說，這是一種「中國不能、不必實行兩黨政治」「台灣無須亦無法追求兩黨政治」的神話。從過去到現在，「中國式的民主」、「東方式的民主」，乃至「有中國特色的……」這類說法不絕於書。在台灣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這些論點曾是抗拒民主潮流的「學理根據」，而在中國，這種說法不也是隨處可見嗎？
「當前台灣民主運動的整個規範，完全是一種目標的對立：民主運動擁護者是『憲法心態』對抗『動員戡亂心態』；是『兩黨民主』對抗『東方式民主』」。
最後總結的指出：「目前整個問題的最後焦點，仍然必將匯聚在兩黨政治這個現階段終極的目標和理想上。」
這也正是《美麗島》雜誌，乃至整個美麗島新生代政治運動對民主的基本認知。
可惜，很快暴風雨就來了，高山低頭，大河斷流。美麗島被清洗，《美麗島》雜誌當然沒有了，美麗島新生代政治運動一時也被阻斷了……。
不知是巧合還是怎樣，我撰寫此文時，看到高齡90的金耀基先生，在香港接受訪問，一而再的為香港《國安法》的刊佈辯護，說他認為「因國安法的刊布，香港的法治已死」的說法是過度解讀。他認為「有《國安法》，未必沒有法治」，然後搬出戴雪和海耶克的「法治觀」，將 rule of law 跟 rule by law 偷樑換柱，拐彎抹角地說《國安法》後香港的法治還是很有活力的，作為一種制度和文化，是值得中國和台灣借鏡取鑒的。看到這些，我立刻聯想到當年我們批評金先生的，他對國民黨抗拒兩黨政治等反民主逆流所做的似是而非的辯護。（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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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昔日只知道忠信兄一通電話，可請出南方朔先生來送許達然老師，跟我們聊天三四小時以上。這篇有情有力，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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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南方朔大行
── 追記1980前後的一些往事（下）
1979年12月，一整年來政治、社會的相激相盪愈來愈緊張，終於在12月10日爆發「高雄警民衝突事件」。13日清晨，權力當局展開大清洗，開始大逮捕，前後二百餘人，全台風聲鶴唳，所謂的「社會輿情」群情激憤，喊打喊殺。
三四十年後，一些檔案公開，整個事件輪廓慢慢浮現。從蔣經國的日記更可看出一點消息。他的日記是私密心靈的表露，一定程度應該可以洩露他在想什麼？其內心深處之情境又是如何？從而可以想見當時社會情景之一斑。
蔣經國在他的日記中，對他痛恨的人或事總是罵東罵西，在「高雄事件」發生前幾天，這位獨裁者在12月7日的日記中這樣說：
「國內的陰謀份子以美帝和共匪為背景，以各種惡毒的方法來打擊我，這是一場危險的鬥爭，過去以本黨作為打擊的對象，現在則轉向我個人和政府，過去是打下不打上，現在則是打上不打下了，國內反動份子之所作所為，都是共匪的一套，共產黨的一套鬥爭方式，可以肯定他們的背後，一定有匪諜在有計劃的作控制，這是不得不注意的。」（1979.12.7日記）
這是視民如寇仇，先對反對者拋出血滴子，定性是陰謀分子，而且有「美帝」「共匪」當靠山。也就是說，即使沒有12月10日當晚的衝突，遲早要對「國內的陰謀份子」下手的。試想，照其定性，在那個時代，這是什麼樣的「罪」呀！二條一吧！果然，高雄事件發生隔天就「痛下決心處理高雄反動暴亂案」，過了大約一周，這位獨裁者又在日記中寫下這樣的「反省錄」：
「反動派所謂美麗島暴徒在高雄暴動，企圖火燒高雄，當時情況非常嚴
重。情勢平靜後，我即下令將全部禍首拘捕，暫作處理。一網打盡之後，再做斬草除根之事，為黨國利益不得不下此決心，今後國內之患重於來自國外。自本月分起，每週五將由我親自主持安全會談一次，如此或可督促安全工作之加強，敵我之間已至短兵相接之時，必須注重鎮暴之組織、訓練、技術以及工具等等。對內不可用兵，只可用憲警。孔令晟此人不可再用，但此非時非調換（引者按：此為原文。恐是「此時不是調換之時」之意），今後掌握憲警，重於正規部隊也，政戰學校應另設一班。」（1979.12.22 日記）
「由於共匪採取內應外合之惡毒政策，高雄暴動乃是強烈信號，從此一定多事。我決定國家之安全工作由我自己親自加以督導（組織、訓練、巷戰、工作），以力還力，才有力以擋之。……不法分子之不斷發起暴行，以至高雄暴亂，……」（1979.12.25 日記）
從這兩則最高權力者充滿唳氣的日記，可以清楚映照當時社會的肅殺。想想，國家體制上之三軍統帥，竟視民如寇仇到此地步，防民甚於防敵，甚至視民為敵，為保權力之私，竟要「掌握憲警重於正規部隊」，這跟「武警維穩」重於國防，不是一丘之貉嗎？從這些發自心靈暗黑處所流露的，人們不難體會美麗島事件後 80 年代前半台灣政治之暗黑。三大血案、劉少康辦公室，豈是偶然！
13日的大逮捕行動，我是第一批被捕者。在那樣的氛圍中，台灣社會就算不是萬馬其喑，也是陳若曦回台見蔣經國時強調的「人心惶惶」，閉口不談高雄事件。
這時，杏慶以大家都知道的筆名「南方朔」寫了一篇文章，一如唐某在那天清早隔著窗子看著我被帶走，過些日子寫了〈你眼睛中看得見這場暴風雨〉來抒發心中的痛苦，來為我送行。杏慶這篇〈送友遠行〉，登在1979.12.26 台灣時報第12版，當時我們與世隔絕，當然看不到，即使可以通信後，香燕也不敢寄給我，不知道能不能收到。我是到很久歸來後才看到。捧著發黃的報紙，不由淚下。老友，當日我遠行，我很堅定地向香燕交待，「我會回來」，而今你大去，將只留下你的典型和友朋的思念。聽到你辭世的消息，我再把這篇舊文拿出來，一個字一個字念，眼眶濕了。患難中、肅殺氛圍下默默的提燈相送，老友，謝了。在你將遠去的這一刻，我再把你當年的情義留存在這裡，雖然我們天人永隔，但就如你當年說的，讓我們精神上繼續燈燈相照吧！
當知道你要遠行的消息時，我的聲音喑啞了，忽然之間竟覺得世界是如此的嘲弄和脆弱，看著你如燈的身影漸漸遠去，已然潸潸淚下如雨。詩人儒勒．日勒有詩：
「在這無光的時刻裡
我聽見我不甘緘默的心
倔強地跳動
一個偉大的思念仍誘惑他
在夜的靜寂裡。」
如果這就是頑強的思念，那麼，就送給你；如果這就是黑夜中相互招喚的兩盞燈，那麼，讓我招喚你；如果你褐衣芒鞋苦行僧似的遠行只不過是苦難的開始，那麼，我祝福你，祝福你在躓踣的崎嶇道路上堅強你的靈魂。
中國的知識份子，從遠古以來，在扭曲了的歷史中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啊？或許這就是我們哀痛的所在 ── 一個人只不過因為他的時鐘走得比別人快，就必須忍受如此的苦楚嗎？那麼，我們為何又累世不斷地歌頌那些先知？如此，我們迷惑的皺紋更深了，一切都是奇譎的，世界竟是如此吊詭！
從來先知都是寂寞的，因為他預贖了人的罪，然而先知的寂寞必將燦然開花，這還使我們想到了索忍尼辛，他說：「從枯朽了的榆樹幹，將會長出生命的新葉。」是的，先知就是用他的堅忍哺育他的生命，然後從枯燼中綻放花葉和種子。那麼，讓我們堅忍！讓我們不因別離而傷感，卻因別離而倔強的思念。
在這寒冷的冬天，你的悄然遠行，竟使我想到蕭瑟的森林中那巍峨參天的松樹，不是嗎？當雪落下來的時候，群山更加岑寂了，而松子也就開始寂寞無奈的飄落，辭枝離葉是哀愁的別離，可是我不擔心，因為我知道你必將選擇一塊土地，等待雪融的日子，然後抽芽。潺潺的、暖暖的雪水，將把你灌溉。我願真誠地見到，有一天在你多髭的面容上見到聖者的容顏、睿智、寬厚、仁愛。你的破袍屆時將襤褸成碎片，但它仍將洋溢潔光。
幼讀伊底帕斯王的悲劇，劇中，合唱團曾唱出這樣的詩句：
「世事波上舟，淞洄安得住？� 未至分曉日，且懷千歲憂。」
是了，在世事如棋，變易不居的環境裡，讓我們繼續的為他人承擔憂慮吧！我們將為此常相思念，讓我們堅忍、寬恕。你的遠行，我們將看到遠帆帶你去未可知的地方流浪。你是現代的「安泰恭」（Antigon），祈求上天的仲裁和垂憐。就讓我們燈燈相照吧，在這寒夜的寂靜裡。
1983年10月18日，我遠行歸來。在這之前，杏慶托一位到龜山來面會的朋友傳訊給我，他對我出去以後做什麼有些想法，希望我出去後跟我談談。回家後，他跟我認真談了幾次，他分析了當時朝野政治形勢，認為美麗島事件後，黨外力量一時受挫，雖然恢復選舉後生機慢慢再現，但國民黨內保守勢力、反動路線仍佔上風，形勢恐怕會再曲折一陣子，在民主發展「抗爭 - 團結 - 重建」的辯證發展過程中，這個社會仍將遭遇許多困難。他勸我先不急著回到第一線，而是先在二線沈澱下來，為民主重建思考奠基。如果我接受這個建議，他會安排我到他工作的《美洲中國時報》副刊部門工作。
我認真想過，也諮詢了幾個朋友的意見，如唐文標。我接受了他的建議，第一次走進大理街。我雖然編過黨外雜誌，但我沒在體制體系內待過，什麼都不懂，杏慶簡單說明工作概況，說很快就會進入情況，不懂的就問同事，印象中他跟我介紹了劉克襄。這樣，我開始在這個報業體系的小部門開始了我的新工作。
由於在歸來之前半個多月，我岳父過世，半子未能奔喪，家人安排一個「作七」的日子南下祭拜，因此沒上幾天班就請了一天假，自然都是杏慶准的。又過兩三天，我正在座位上工作，杏慶從辨公室外頭回來，嘴巴用臺語嘟噥著：「翻了翻了」，叫我去他辦公桌邊，告訴我，余老闆從外面回來，知道他找了我這個人，很生氣，問為什麼沒有報告。杏慶轉述給我的是這樣：
他向余老闆說，余先生，上帝是不能試煉的。我找來的這個人，是所謂的政治犯，但已經服完刑。我向你報告，你是准還是不准？准了，你背著壓力，不准了，又好像你擔當不夠。你既然這樣說，我今天就叫他走。
就這樣，我結束了在大理街的「工作」，包括請假的一天，記得前後是五、六天。我沒有「求職」，也沒有「辭職」，就這樣，來了，走了。我是過客，那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這以後，我一方面走訪我不在時百花齊放的黨外雜誌圈，看著正在蛻變的黨外陣營，一方面跟一些學界、文化界的朋友交遊，討論一些問題。在這些日子裡，有兩件事值得一記。一是在東海交遊的康樂從美國學成歸來，在中研院史語所工作，他在新光少東吳東昇的支持下，糾集一些年輕的人文社會研究學者，要有系統地組織翻譯西方的人文社會學科的經典，找我擔任這套《新橋譯叢》的編輯工作；二是時任中時人間副刊主編的金恆煒邀請我在人間副刊開一個專欄，固定寫稿。我非常感謝恆煒兄的好意，提供一個能讓我耕耘的園地，這個園地甚至在他改調其他工作後還繼續。我取《詩經‧衛風‧河廣》一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之句，用「一葦集」作專欄的集名，用「杭之」作筆名，開始我的評論寫作。
在這段寫評論的日子，跟杏慶仍然是時相過往，我出評論集會找他寫序，他出評論集有時也會找我寫序，我們共同用文字來經營我們的社會實踐。我們一齊應傅偉勳之邀，與韋政通三人去夏威夷參加討論會，在丘延亮（阿肥）的策劃安排下，到香港大學參加以陳映真文學創作為主題的研討會。前者來了很多中國學者，後者來了劉賓雁、戴晴等文學界名人，當時，兩邊的人大多未曾接觸過對方，都好奇的想彼此了解。我們因為寫評論，加上有像阿肥這樣的海外運動者的關係，雖然未曾涉足中國，但在80年代算是對兩岸形勢發展比較關心的。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學潮，並擴及中國其他各地，最後結局舉世皆知。運動從開始就一直影響著外地，包括香港。阿肥當時在香港教書，串連了一批香港的學者、運動者，他們在北京天安門運動越來越升高以後，支援運動的作為一直不斷，運動後期，他們組織一個廣場的論壇，叫「天安門大學」，要從各地找講員，香港那些朋友也希望我們能去，杏慶和我都有點興趣，但我們從來沒去過中國，兩邊的簽證都不是幾天就能下來的。在辦這些手續時，槍響了！「天安門大學」當然沒有了，那些香港的朋友後來只能在香港辦《天安門評論》的期刊。
杏慶當時和他一群同業創辦《新新聞》雜誌，是當時很重要的新聞與輿論平台，我也偶而會在那裡寫評論。六四槍響，我在他們雜誌寫了一篇《鮮血是我們的教師 ── 北京六四大屠殺的反思》。在文章最後，我強調，東方專制主義一個重要的特性是權力與使命的合一，其幽靈仍然以不同型態、不同程度存在於海峽兩岸。
那一年的槍聲當然印證了東方專制主義在中國大地的存在，新的印證更是不勝枚舉。而在台灣，雖然在1987年7月解嚴了，但我在一些解密公開的檔案中，卻也清楚看到在解嚴後那種幽靈的陰影。
在1987.7.15解嚴後，國安局發函要調查局檢陳王拓、陳永善、王杏慶等9人資料調查表，以及檢陳「夏聯會」重要成員王杏慶偵查報告表。在後者，列舉了杏慶六條「涉案事實」，這裡列舉幾條，最主要的是：
王某思想左傾，對政府及現行社會制度極端不滿，早年即曾參加叛亂組織，意圖奪取政權，近年復與BC分子積極勾聯，發展群運即學運工作，散播和平論調，為匪張目，並與海外陰謀分子密切勾聯。
為「開平專案」考管分子王復蘇成立之「國家社會黨」核心幹部，負責理 論基礎及計畫設計。
與周天瑞、江春男、胡鴻仁合辦「新新聞」周刊，經常藉機批評時政。
這種調查真是專制主義下的產物，一個安全單位竟然可以延續幾十年將一個被監控者扣上描述性的「思想左傾」「對政府及現行社會制度極端不滿」，這也便罷了，竟在沒有法院的審判下指陳被監控者「早年即曾參加叛亂組織，意圖奪取政權，近年復與BC分子積極勾聯，發展群運即學運工作，散播和平論調，為匪張目，並與海外陰謀分子密切勾聯。」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可怕的是，這種指控在情治單位的檔案中已經存在幾十年了，那不是隨時都可以整你嗎？
而更令人搖頭嘆息的是，指杏慶「涉案事實」中有一條竟是「與周天瑞、江春男、胡鴻仁合辦『新新聞』周刊，經常藉機批評時政」，而這是在解嚴以後7個月以後寫的。政治在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特務單位仍然因循舊慣，不高興就說人「經常藉機批評時政」！
在送別杏慶的最後，我引上面那類長時在他身後飄蕩的鬼魅話語，期望在他西去之路不再糾纏著他。老友，走好。
10 年前
Hanching Chung2014年12月10日 ·
這一個愚蠢的泥塊---人類---雖然長著一顆腦袋，除了我所製造的笑料和我身上製造的笑料以外，卻再也想不出什麼別的笑料來；我不但自己聰明，並且還把我的聰明借給別人。這兒我走在你的前面，就像一頭胖大的老母豬，把她整窩的小豬一起壓死了，只剩一個在背後伸頭探腦。(朱生豪譯，吳興華校)
William Shakespeare 2014年12月10日 ·
"The brain of this foolish-compounded clay, man, is not able to invent anything that tends to laughter, more than I invent or is invented on me: I am not only witty in myself, but the cause that wit is in other men. I do here walk before thee like a sow that hath overwhelmed all her litter but one."
--Falstaff from "Henry IV, Part II" (1.2
我的這一天
10 年前
Hanching Chung2014年12月10日 ·
陳忠信先生在某些方面很可以說故事。譬如說黃信介仙（1928-1999）的一些很有特色的故事----黃是美麗島雜誌的發行人。譬如說，信介兄的照片刊在雜誌上，這似乎有違約定，所以看他如何在雜誌會議中處理這種事.......
黃信介（1928-1999）: 「請與我一同告別舊時代」
http://hcpeople.blogspot.tw/2014/04/1928-1999.html
讀書共和國2014年12月10日 ·
美麗島事件現場，黃信介在指揮車上對遊行隊伍講話。(艾琳達提供)
《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http://ppt.cc/yFbT林世堂Hanching Chung2014年12月10日 ·
Eng 蔡英文對漢娜鄂蘭有研究，可以請教他
我的這一天
10 年前
我有位朋友，身為董事長事長，對捐錢很睿智：他認為大學的胃口都太大，所以將同等金額捐給中小學，效果必大得多。不過，台灣的大學家數多，而人在江湖，有時候是逃不掉的。
我有位學長是某私立大學的樂捐大戶。他今年突然很有感觸，說一直捐款，不過校譽似乎還是今不如昔，不知道怎麼辦。
美國第一大產業當然是教育界，其次是醫療界.......。我前幾天跟某位政府醫療界的朋友說，醫學業主要學門至少有10門，而美國的許多醫院組合都很大、有錢，他們付得起天王巨星的錢給演講者。.......
Hanching Chung2014.12.17 在研討會期間，大樓的警衛要我簽收一掛號信，它是某私立大學校長的勸募該校的"全人教育"，附一份捐款劃撥單。讀後，有點不悅。
9年我的這一天
11 年前
2013年12月10日比較平民點的畫冊.
www.bbc.co.uk
BBC News - Nelson Mandela memorial service: In pictures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join world leaders at a memorial service for former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in Johannesburg.
Hanching ChungUN Secretary General Ban Ki-moon who said: "Mandela hated hatred. Not the people. He showed wholesome power of forgiveness. A unique gift." wholesome
Pronunciation: /ˈhəʊls(ə)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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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
Hanching Chung好像好一陣子沒遇閑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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