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5日 星期二

南方朔/江春男:(馬)不是救連胡,而是要救自己!馮光遠 (鄒家彥)


江春男:搶救老胡


馬英九不請自來,到嘉義替陳以真輔選,陳以真藉故未現身。國民黨提名近萬名候選人,幾手沒人要求和馬拍競選定裝照,明知他是票房毒藥,但是身為黨主席,不能躲在辦公室,又怕選後算帳,他還是行程滿檔,在台北搶救連勝文之後,接著趕去台中搶救老胡。

台北和台中兩大戰場,是這次選舉的決戰點。柯文哲在台北打得對手滿地找牙,吸引國民黨大軍集結,無力他顧。眼看連家大院勢不可為,急忙班軍南下,至少要保住台中巿,但是現在搶救胡志強,可能晚了一點。

胡志強以前三次選舉都談笑用兵,身段優雅,沒有買票傳聞,很少負面宣傳,對民進黨以禮相待,為人機智風趣,治中巿如烹小鮮,不必用太大體力。但這次不同,再作下去十七年,比蔣公還久,人生最後一戰,如果敗選,下台身影很難優雅,他比國民黨更有輸不起的壓力。

老胡十分重視文化,歌劇院是他的政績工程,投票前夕急忙推出,明華園盛大捧場,其實,這是選舉秀,也是工地秀,許多工程尚未完成,選完兩個禮拜要再封館,明年四月才能點交。

胡志強這次碰到真正對手,林佳龍的學歷經歷都不輸他,年華正盛,且有親和力難擋的太太。林的聲勢長期穩定的高過老胡,老胡在最後關頭,發動文宣大反攻,對自己也許加分不多,但對林構成騷擾和壓力。

負面文宣都以國民黨巿黨部發出,不弄髒老胡之手,不過,老胡在電視上少了風趣,多了露怒色,這是前所未有的。其實,這些文宣講來講去就是林佳龍只作秀,愛抓龍,零建設,太有錢,不買房子這類小事,傷不了筋骨,但雙方距離有拉近之勢。

馬英九在中南部是瘟神,只會幫倒忙,林佳龍比老胡更歡迎他。


不是救連胡,而是要救自己!


「1129」的投票日即將到來,最近期間馬英九拼了命似的在替連勝文和胡志強站台助選,除了他自己站出來之外,整個黨國機器也全部動員了起來。

馬因為無能亂搞,台灣非但經濟衰敗,各種危機也不斷爆發,他已成了最大的票房毒藥,甚至於和他握到了手都會被帶衰。因此連胡行情不佳,除了他們自己的因素之外,被帶衰所佔比重可能更多。只是他們病急亂投醫,對馬的助選也只好照單接收,以致於他們愈被助選,行情反而愈變愈壞。

馬以最大票房毒藥的身份,拼命的替連胡助選,其實是在替連胡撒毒,是幫了倒忙。這點我想他自己也知道,但為何還要做不受歡迎的助選員呢?合理的解釋是,他根本不是想救連胡,他只是拼了命的想救自己。

對國民黨情勢有了解的都知道,連胡如果輸了任何一個,國民黨就是敗;如果連胡全輸,就是大敗慘敗。

如果輸了一個,國民黨內一定會出現要馬辭掉黨主席的呼聲。如果兩個全輸,那就事情更大條,必定會有很多人站出來,要馬自動下台,不要拖垮了國民黨。當情況發展到這種程度,馬不但不會有歷史地位,甚至連現在的地位也不保。甚至馬任內所做的許多事,也會被究責,說不定他還得吃牢飯。

因此馬拼了命的替連胡助選,甚至動員整個黨國機器全力助選,他其實真正要救的是他自己:

如果出現人道的奇蹟,可以避免大敗慘敗,他就可以吹噓這全是他的功勞,他就可以保位保權。

如果國民黨最後還是大敗慘敗,馬就可以宣傳說他輔選已盡了全力,因此敗選的責任不在他。因此他的拼命助選,乃是要替敗選撇清責任的苦肉計,這等於是替敗選究責先打預防針,以利於保位保權。至於國民黨大敗慘敗後,國民黨內會不會聽信他的說詞,那就要看國民黨內是否有覺悟了。
在台灣要罷免一個黨主席或總統,難度非常大,但若該黨在選舉時大敗,就可能裡應外合,出現要求黨主席或總統下台的呼聲。因此,「1129」的投票,絕對是關係到馬的下場的選舉。如果國民黨輸了台北、台中或更多,那就是選民對馬投了罷免票,到了那時,諸如「黨內團結」、「鞏固領導中心」等伎倆即不再有效。也正因此,「1129」的投票,除了是選舉的票之外,我們不要忘了,它也是一張罷免票,因此這一票一定要投的很用心!


他是猥褻老頭、巨大保險套、說話很賤—他是台北市長候選人

2014/11/04 20:39


馮光

文/BuzzOrange(報橘)主編鄒家彥
那天早上,我去採訪了一個理平頭,在家穿藍白拖的歐吉桑:台北市長第五號候選人遠。
他原本白髮及肩,不過,因為做人太白目,老愛用很賤的方式去罵沒有操守的人,所以被告上法庭、吃了官司,然後風風光光地進了監牢,二十天。
真的是很風風光光!大家都知道他是因為說實話所以被關進去。入監前一晚,他先辦了一場「『敗給人渣』入監惜別晚會」,好朋友和支持者都去送別他;關進牢裡後,裡邊的人見著他就是喊:「馮先生,加油!」「馮先生,辛苦了!」連晚上輪班無聊的獄政人員都去敲他門跟他聊天--這根本是在監獄裡學韓國影星辦見面會嘛,而且門票免費,只是歐巴的登場造型不太帥。

「馮先生你頭髮原本這麼長,剃刀第一刀推過去的時候你有什麼感覺啊?」
這問題蠢到就像電視記者採訪受災家屬時會問的,「請問你們現在有什麼感覺呢?」但馮光遠回答地很認真,就像他答覆網友提問「如果台北爆發殭屍危機,你該怎麼處理」一樣,他說:
「欸,這很厲害!我跟妳講啊,我覺得監獄裡的剃刀應該是特製的,推下去都是一樣的高度(一邊摸著自己的頭髮),應該是設定好的,好厲害。」
這是只有因為說實話而被關的馮光遠會發現的小確幸。
如此特別的人,而且這麼多媒體都採訪過他,我們該如何挖掘出他很少跟人分享的一面呢?(這是一種不想跟別人問一樣問題的記者病。)
與其問他對當前國際或台灣政局的看法,不如多認識他這個人的內心多一點的好--你不覺得我們從來就不了解每個候選人的真實面貌嗎?他是怎麼長大的?他喜歡看什麼書?他跟什麼人做朋友?他做過什麼工作?他喜歡什麼電影?他人生的中心德目是什麼?
能輕易回答出這些問題的候選人好像才更立體。所以我們問他:
「坐牢可怕嗎?」
「你怎麼這麼好笑啊?」
「你喜歡馬英九嗎?」
「你老說馬金有特殊性關係,是『特殊性,關係』還是『特殊,性關係』啊?」
「吳育昇官司那天,你把自己扮成一個巨大保險套,這點子哪來的?」
「你覺得媒體比較髒還是政治比較髒?」
「你覺得柯文哲跟連勝文誰比較有想像力?」(馮光遠說是連勝文!)
「聽說馬英九他爸從小把他當總統養,如果我想養一個好的總統,我該怎麼做?」
「你沒選上的話要做什麼?」
整整三個小時,聊到最後,他眼睛看到家裡什麼東西,就拿出來分享那其中的故事:他家的格局、他玄關的照片、他的黑膠唱片、他正在看的書、他出版過的攝影集(甚至一張照片一張照片地,說給我們聽)、他很愛做家事等等等。
《BO》(以下簡稱「問」):你本來是個媒體人,那你為何、如何從媒體人變成一個政治人?

馮光遠(以下簡稱「馮」):其實我在《中國時報》做「給我報報」的時候,就是批判政治非常兇悍的。我對政治一直很有興趣。我相信由媒體人來參與政治,對事情的掌握會更周全。我最後在《中國時報》做到副總編輯、文化新聞中心主任,光是每天開的編輯會議,跟大編輯部開的會,就知道多少的事情。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其實閱讀的範圍非常廣。

那時候「給我報報」被認為是殺傷力最強的一個媒體,因為我們都是用搞笑的方式,讓很多人措手不及。所以我對於政治從來沒有疏遠過,包括我在《壹週刊》每個禮拜都有一篇專欄,光是要寫那個東西,我就不知道要看多少東西;我長久以來有個叫做「時事排行榜」的一個專欄,就是把每個禮拜最重要的十件事情,用比較有趣的註釋、眉批去解釋,把我跟時事、政治一直綁在一起。以我對各種議題的嫻熟度,我相信我是一般的非專業政治的人裡面,排名是很前面的。

那為什麼要出來?因為現在檯面上的人,對我來講都是蠢材。

因為蠢材太多了,我每天去罵他們、諷刺他們,浪費我的時間,那我為什麼不出來,直接入主一個像市政府這樣的地方,用我對於市政的很多看法,跟我的團隊,一起來管理這個城市?

我的工作室裡都是跟城市有關係的書,我閱讀像上海、紐約、台北這些跟城市有關係的文化、建築書籍。我相信我如果能夠當台北市長,絕對是有史以來--你知道,對於這個城市,如何作為一個好的市長--我相信應該是非傳統政治人物裡面,最厲害的。

可是這時候出現了一個柯文哲。我其實兩年前就決定要參選。去年三、四月的時候,《自由時報》的鄒景雯本來說要不要給我一個專訪,我那時候覺得還太早。到了七月,朋友就開始找我做憲法 133 聯盟和罷免的事情;做罷免的時候,我就跟同仁有一個約定,不談台北市長參選的事情,不要給人家一個印象說,我藉著事情去謀一些名聲。

可是在這半年,柯文哲出來了。這種東西你也知道,一旦他的聲勢出來了,那所有的資源就過去了。可是我一點都不在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的團隊,他們基本上都是歐洲回來的、左派的學者。所以你看我們所有的政策,都是非常 liberal 的、非常 socialism 的東西;這一點讓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停止選舉,不會因為出現一個柯 P 聲勢很大,就不做了。

我覺得柯文哲這人沒有價值,一開始的時候我看不出他對一個城市有任何感情。因為他什麼都不懂,他只知道家、醫院、家、醫院、家、醫院。這是他自己講的。

你們剛才上樓的時候,有看到底下的腳踏車嗎?那是我回台灣之後第三輛腳踏車,之前的都是騎爛掉的。這二十年我都是騎腳踏車,包括我去《中國時報》、金石堂上班。

我在《中國時報》做到總管理處的協理,他們不讓我參與編輯部,因為我禁止置入性行銷,擋住很多人財路,所以我就被「高升」到總管理處當協理,那是非常 powerful 的,可是跟編輯沒關係,我就沒什麼興趣。

在《中國時報》這麼長的時間,跟高階開完會,大家全部都是黑頭車回家,我就去牽我的腳踏車,所以警衛對我特別好,他知道馮副總就是這樣子。因為我都是三更半夜、三四點才下班,出去的時候會跟他聊聊天。我基本上就是比較左的價值。

我覺得我們這個團隊一定要出來,當我們標舉價值的時候,我們是不管顏色的,藍綠自己去鬥吧。在沃草的「市長給問嗎」裡面,我們的政見永遠是最快回應、最多的,而且是最周全的,而且最有想像力的。這是我們對於台灣政治的責任,要讓台灣人看到,如果台灣政治要更民主的話,很多事情必須去談到實質面的內容,而不是像現在口水戰那樣。

全國看這兩個蠢材在那裡罵來罵去,無聊到極點。我自己在美國生活十幾年,我看到美國的政治、美國的報紙,光是選舉的新聞可以有多少種,非常好看的東西,非常 inspirational 的東西,所以我會覺得我必須要參加、而且要堅持下去,因為我是要讓很多人看到,台灣未來如果要變成一個更文明、更民主的國家,光是政治參與者就必須要更理性、有更 well-planned 的東西出來,不是說有個名聲、靠著人氣、口水戰,在那邊打。這是我對於自己這次參選,要提出所謂的解釋的話,這大概就是唯一的解釋。

問:可是 well-planned 的東西,台北市選民懂嗎?我是說選民的素質。

馮:我覺得台北市的選民也有一個 potential,你看我的臉書上始終有些人,如果有人說你不要在這邊影響到柯文哲的選情,會有人說你神經病;你們認為棄保是很重要,可是我認為,對我來講,應該是棄顏色、保價值,棄什麼藍保綠啊?

從結構面看,到現在為止 undecided voters,我相信他們那裏面的比例也是 5.5 比 4.5 的藍綠比,所以你叫他們各自歸隊的話,對綠並沒有什麼好處。也許是綠的一直在攻擊我,他們非常著急。

很多藍的決定要投我的時候,他們是覺得終於出現一個 alternative,讓他們來做選擇,很多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去投連家,光是他們家兩代公務員斂財數百億這件事就不想投,這些選民裡很多是淺藍的,他們對我這樣子的人,比較有好感,綠的人也很多人對我們有好感,但他們自己的盤算是怕投我,柯就不上。

可是我們覺得,民主政治就是對於某一候選人有怎樣的感覺。你投這個人就是支持他的政見,而不是因為投這個人會不會影響到其他的候選人。棄保這東西對我來說是很荒謬的事情,而且對於所謂棄保的東西,你會考量,是因為你考量到我的政見。

 
「我這個人就是講話很直,對不起,如果你被冒犯到,那你自己不要做錯事情就是了。」

問:你在參選之前跟台北市政府有關的經驗是,你做過馬英九市長任內的市政顧問,馬英九現在變成全民唾棄的總統,你怎麼看這個人以及自己過去這段經驗?
馮:其實市政顧問基本上只是一個榮譽職,是沒有薪水的,也很少開會。我看過那個市政顧問的名單,就是像大拜拜一樣,其實沒什麼意義。

我以前跟馬英九、金溥聰都還有一點交情,尤其是跟金,我以前做戲劇的時候,他會帶小孩來看我的戲。他們其實一直對我很有好感,是因為我是《囍宴》的編劇。我對於同志平權運動很早就跳進來,我相信這是為什麼他們對我有好感。
我想講的是說,以美國為例,60 年代黑白平權運動的時候,很多白人站出來捍衛黑人的權利,大家看到就想「哇,他們不是替自己講話,他們是替人權議題講話!」70 年代兩性平權運動的時候,很多男人跳出來,捍衛 women’s right,他們是在捍衛一個議題;這些東西大家看得到,因為他是男人、他站出來,「哇這男人好像還不錯,有兩性平權觀念。」
到了 80 年代,同志平權運動的時候,很多異性戀就不敢站出來,因為同志已經被汙名化到這個地步,你站出來好像是為了你自己。我覺得在同志平權運動裡面,很多人其實願意去替 gay right 奮鬥,可是他們自己都不太願意站出來;我們這種人不一樣,我們認為這是人權的事情,我們就站出來。

可是,就好像我剛講的,黑白、男女,其實是不同的性別、不同種族,為了一個他們認為正義的 issue;可是同志的議題就看不出來講話的人是同志還是異性戀,所以很多人就不太願意站出來,而且很多人都以為站出來的那些人,是替自己在奮鬥的。

我相信馬英九跟金溥聰,在他們心裡面,會覺得「馮光遠跟李安搞不好是一對」,很多人在開這種玩笑,可是我們在乎嗎?我們從來不在乎。
而且講到這點,隨著同志平權內容的改進,像我今年開始一直在呼籲大家出櫃。就好像以左撇子來講,以前左撇子受歧視,所以很多左撇子小孩被打成右撇子,可是當大家知道這是一個基因的問題的時候,你沒有理由去歧視一個左撇子。就好像你沒有理由去歧視同志,主要還是基因的問題。你會去歧視矮子、比較高的人嗎?這種事情再去談歧視,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當人們能夠非常驕傲自己原來 origin 的東西,別人沒有辦法去歧視他,因為歧視者反而才是弱勢,是個蠢蛋,因為他們不懂背後人權的東西。
回到剛剛的馬金,有一次市政顧問會議完,金溥聰找我吃飯,吃飯的時候他問我一些問題,我就覺得很尷尬;是什麼我不要講,這東西以後在出庭的時候我要講。金溥聰告我說他跟馬英九是「特殊性關係」的時候,我其實一直要求金溥聰出庭跟我對峙。本來就有特殊性關係嘛,沒有特殊性關係,你怎麼拿這麼多的權力?我這個人就是講話很直,對不起,如果你被冒犯到,那你自己不要做錯事情就是了。
金跟馬,其實我是後來才看到他們的愚蠢面、霸道面。我必須講一件事情,傳統的權貴子弟,80~85% 是蠢才,可是這些人因為有父蔭、包裝、特權,他考高中、考大學都是加分,但智商沒這麼高,可是他又去那種應該是高智商的人才能去的地方,所以他才能這樣出來。馬英九其實某種程度上不適應這種比較有壓力的政治、尤其是總統。總統要用很多的腦袋去想事情,當你沒有這種東西的時候,你其實就沒有辦法,你就是會顯現出你蠢材的這一面。
我也不能怪你,因為你的 IQ 就是這樣子。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領導者,不管是市政層級或國家層級的都是,例如郝柏村的小孩、都是誰誰誰的小孩。這讓我覺得很難過,台灣已經變成一個民主國家了,不是世襲制,為什麼人民還是去選蠢材?
老實講我從來不怕因為這樣被告,就來辯嘛,辯論上面不管什麼議題,我都能贏他們。我會覺得說,如果今天我因為金溥聰跟馬英九這樣子的關係,而不出來講話的話,其實也不對,因為很多事情其實是應該超越所謂的交情,我們應該就事論事,所以我對他們的批評非常的嚴厲。到最後,我尤其不高興的事有太多了。他們那個小圈子,你也知道馬英九用的都是跟他們有特殊性關係的人。
問:等等,你說的那個特殊性關係,是「特殊性,關係」還是「特殊,性關係」?

馮:這就大家自己去解釋,或許是對他們做出特殊性貢獻的人。

但是為什麼?為什麼這麼多政大的這些男性,不管教授幹嘛,能夠進入到公視,能夠進入到這麼多的決策圈?就是你們這些人是非常 close 的朋友。為什麼那麼多的活動,都是你們這些 celebrity 湊在一起?

隨便舉些例子,有品運動是花了台灣十幾億的人民納稅錢,做的一個 campaign,代言人是王力宏;像前一陣子,裕隆的嚴凱泰也在電視上炫耀他跟馬英九的關係,但他講到的東西,我聽的都覺得很奇怪,「他最近變胖啊」,我就覺得說,這些東西對我來講就是「特殊性關係」。你們沒有特殊性關係,你們這些人不會來代言什麼有品運動,不會有這樣好的待遇。例如馬英九就希望把裕隆的電動車弄到南美洲幹嘛的。

你看台灣的政治到最後,包括總統府現在裡面的一些人,有好幾個是我《中國時報》的同事,他們的性向其實我大概也知道,我就想說幹嘛總是…… 欸台灣是沒有人還是怎樣啊?就是你們這批人在做事情、在思考台灣的國政,那你們這批人在台灣所謂人才的 pool 裡面,是佔多小的一部份、多 limited 的一些人啊?你們去思考台灣的未來,我真的覺得台灣完蛋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擔心,我對於這種攻擊是非常強烈的。

我覺得我的攻擊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是站在台灣未來國運的立場去想這些事情,而不是因為你們之間的性向跟我不一樣。我基本上不會思考這個事情,而是思考你們是不是 qualified 去坐這個位子。為什麼我要攻擊金溥聰?因為我覺得你不 qualified 去做駐美代表、更不 qualified 來當國安會秘書長,因為你沒有這個背景嘛。

你看金溥聰就只會鬥爭,就是荒謬到極點。尤其是駐美代表,駐美代表一向是台灣政治圈,尤其是外交圈裡面最高的一個榮譽,最高榮譽你就給這樣一個人,完全沒有任何(說服力)。

在法院辯論的時候,我願意和解,我說,你金溥聰一定要寫一封信給我,告訴我你為什麼 qualified 來做這個事情,那我誤解你了,我就跟你道歉。法官問他說可不可以,他說可以,結果他最後寫了 90 幾個字的東西,就把他的學歷啊幹嘛寫上去,如果這東西就讓大家相信你 qualified,我相信台灣起碼有三萬八千人是 qualified 去做這個事情,他們只要把他們學歷弄出來。

所有跟我打交道,跟我在司法體系裏面鬥的這些 case,到最後我相信都會成為一些經典,包括像盛治仁的案子,我過一陣子要用非常好笑的方式去告他。我如果不用幽默的方式去對待你們,我真的對不起我自己,因為這是我最厲害的東西。我要用非常好笑的方式,讓你們啼笑皆非,又不得不接招。

問:所以說,你到底喜不喜歡馬英九跟金溥聰這兩個人?

馮:我現在當然不是。我基本上對於包裝過度的這些事情,沒有什麼興趣。我自己包括我周邊的--你看我跟我最要好的畫家叫鄭在東,他算是台灣在中國發展非常非常好的畫家;像我最要好的文化人朋友舒國治,多少年的交情;還有李安,我們的交往;還有詹宏志,詹宏志還主動幫我辦了募款餐會,他跟他太太兩個人做了十幾道菜,招待了七、八十人,我從沒想到過他們可以做菜招待七、八十人,可是他們真的做到。

我意思就是說,我的朋友圈裏面,全部都是真材實料的這些人,我不太能夠想像說,馬英九這樣的人怎麼能夠獲得這麼高的名聲?純粹就是因為大量的資產去做他們自己的宣傳,我覺得這是不道德的事情。

 
「欸台灣是沒有人還是怎樣啊?就是你們這批人在做事情、在思考台灣的國政?你看金溥聰就只會鬥爭。如果不用幽默的方式去對待你們,真的對不起我自己。」

問:講到政治人物的 quality,你前幾天出獄的時候有發一篇文章在講想像力這件事;為什麼你說想像力這麼重要?
馮:我的工作團隊,像編劇、像寫東西,這些東西是需要想像力的。我們從小看這麼多電影、聽這麼多音樂、看那麼多書,其實我是馳騁在別人的想像力、作品裡的,非常享受。不管是市政規劃,不管是一個設計,各式的廣告,這些都是想像力。文化、文明都是因為人的不同的 level、面向的想像力,導致成今天這樣的局面。
台灣算是一個真的是不錯的一個國家,在想像力這件事情上,整體的想像力,這個國家出現了很多,例如光是科技業,我們也出現了非常有企業領導的品牌,在電影在很多方面,我們都有非常好的這些創作者。我自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想像力對我來講當然很重要。
但想像力不應該只是在電影圈或是說音樂圈、創作圈而已,想像力應該也在政治圈。我隨便舉個例子,在之前謝長廷當高雄市長的時候,他那時候的新聞處長姚文智,姚文智後來跟我很好,姚文智找我去說,「光遠,可不可以跟新聞處的人同仁聊一下」,我很喜歡開這種動腦會、想怎麼樣去 promote,我就馬上想到一個觀念帶給他們。
我跟他們說,紐約市在 1967 年的時候,他的市長 John Lindsay 提出一個概念,以城市的力量去幫助外地的電影、電視製作者去紐約市拍片,這個觀念是非常具前瞻性的。
那時候美國電影王國是好萊塢、在美國西部,可是好萊塢是片場制度,John Lindsay 那批人就認為說,其實整個大紐約、Big Apple 就是一個大的片場,為什麼不能在城市裡面拍電影?市政府會統籌很多幫忙的事情,所以從那時候開始他們就鼓勵很多人去紐約市拍電影。紐約市政府做的不過就是,維持交通,告知他們很多紐約人才知道的、哪裡買底片比較便宜、哪裡可以沖洗,你要來的話需要遵守這裡公會的規定,哪裡有些小朋友的演員可以去找、哪些 agent 是好 agent、哪些餐館是如果你拍片會需要外燴可以找的、你可以住哪裡,幾乎像這樣子的事情,如此而已。
只是因為這樣 friendly 的措施,越來越多人去紐約拍片,它的效果就很厲害啦!他們讓全世界更多的人知道,例如 empire state building 多好玩,或是說自由女神、中央公園、中央車站。他們在拍電影的過程中,其實宣傳了紐約,在大銀幕上宣傳紐約,他為紐約的觀光業帶來了很大的 potential。
只是這樣一個藉著想像力開展的政策,我最近看到的數據是,紐約市因為這個政策,他們每年可以創造的收入是 71 億美金,包括旅遊帶來的錢,包括在紐約拍片整個團隊他們住宿、飲食、消費的錢,雇用當地的人;因為美國都是工會的制度,就算是拍電影,也必須有電影工會的人來擔任,不能找電影以外的人。直接間接地造就了每年 71 億美金的城市的收入。

這東西我那時介紹給高雄市,所以高雄市是全台灣第一個以市政府的能力,去成立一個像是協助拍電影的一個單位,有很多電影最後在那邊拍,例如說《痞子英雄》,例如說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那部片還得了高雄市政府的獎、得了一千萬。我在台北市經常去台北市政府開會,以一個所謂的專家的身分去開會,可是我從來不願意在台北市提這個概念,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台北市的天氣不是那麼 friendly,如果要拍,應該要在高雄,因為高雄天氣好。
我們要做這種事情的時候,其實要知道每個城市的差異性。我相信台北市的效率也很差,後來我問了一些導演朋友,他們對於台北市的行政效率,也有批評。他們這次找了盧貝松來拍《露西》,他們還給盧貝松幾千萬!我覺得這就是跟紐約市的政策完全不一樣,紐約市如果每個到紐約拍電影的都要給錢,他每年要花幾十億美金,而不是收入幾十億美金。

台北市後來做這東西,我批評也很大,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概念上面搞錯了。我會覺得以想像力這件事來講,一個主其事者,他去想事情,他只能沿用傳統方式,頂多在這裏面去做些變通,還是這個人能夠大破大立、完全從另一個方向去思考?我覺得我能夠去做這件事情是因為,我自己把自己當作一個倡議者,advocator。

問:比如你一直在倡議同志平權這件事?

馮:其實我在寫《囍宴》的時候,我就知道這部電影會是台灣同志平權運動裡面非常重要的東西,因為是一批異性戀者在做這東西。

異性戀者還是同性戀者來做,在早期是有差別的,可是在晚期我反而覺得同性戀要扛下他們自己的擔子,所以為什麼當蔡明亮出櫃的時候,我趕快打電話給他,我說,「明亮,謝謝,你站出來跟我們這批人喊破喉嚨來講這個,非常不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我非常感動,今年五月的時候,250 位 gay 跟 lesbian 公開出櫃,他們在國父紀念館公開出櫃,這就是台灣同志平權運動。可是這東西不能在二十年前做,因為那時候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大環境,所以二十年前是需要 straights 出來完全從 human rights 這個觀點去切入這個題目。
所以當我今天是個倡議者的時候,這就是想像力。
問:你以前做過的「給我報報」、「娛樂周報」,那其中的想像力是什麼?

馮:為什麼我做「給我報報」這種東西?我從小就是生長在一個非常 liberal 的家庭,我爸爸、媽媽對我非常放縱,從來不去管我們這些,譬如說頭髮,我大學的時候,70 年代我頭髮到這邊(比肩膀),我走在路上警察也不會來抓我,因為他們就會說怎麼又來一個長很醜的女生。

那時候沒有男生留這麼長的頭髮,可是因為我們是嬉皮這種概念。我們在學校也是一樣,最好笑是有一次我們在理學院餐廳上廁所,我們都是站著嘛,幾個男生跑進來,然後就匆匆全部跑出去,他們以為跑錯廁所,但不對呀,因為我是站在男生的小便器前面,然後又回來。

其實很多事情對我來講,例如給我報報這東西,是可以改變台灣政治內容的東西,因為我們用非常搞笑的方式去諷刺、批判政治,跟用非常硬梆梆的東西、硬對硬的去對幹,我覺得是更有效,所以那時候犀牛皮事件證明說馮光遠這群人真的是神經病,真的很好笑,就把很多事情的本質給掀出來。(《BO》按:犀牛皮事件非常好笑,別忘了點下超連結去看始末。)

我做這麼多年給我報報,包括我過去拍過一部所謂的偽紀錄片,叫作《為人民服務》,是在講有一個叫做徐玖經的,就是我,競選總統的事情。有大概 20 幾位現實政治人物,從趙少康、陳文茜,全部都跳進來演他們自己,很好笑,那個概念現在去看還是覺得好笑。這一陣子我要把它重新拿出來,做一個復刻版的首映。

給我報報這件事情,其實是台灣所謂 parody 這種寫作的文體,算是台灣後來 kuso 文化的所謂的老祖宗。我們這批人,我 organize 出來的寫作者有二、三十個,後來他們就各自分散。我們這批人真正厲害的寫手,一直跟我有合作關係。所以你看包括像這樣的事情,也是需要想像力。

我在《中國時報》的時候,1996 年我出了娛樂周報,那時候被認為是開卷周報一樣的報紙,可是我是用文化的方式切入去寫娛樂,我建立了台灣的影評制度、樂評制度、年度十大的制度,全部都是我一個人搞出來的。

其實做這個娛樂周報,我在裡面算是有點被拿來鬥爭,「欸你很厲害啊,每天在這邊批評這個批評那個,那這個週報你做拿去做吧」,可是他們一個人也不給我。開卷周報,同樣也是周報他們有七個人,我這邊就只有一個執行編輯加我兩個人,可是 I don’t care,因為我太厲害了!

我在兩三個月之內,聯絡到台灣最棒的 writers,這些人其實可以寫影評、可以寫樂評,很多那時候是新新聞記者,或其他雜誌的記者。我喜歡的我全部去聯繫,例如有些古典音樂的雜誌,我都到那裡去找寫手。我很快地建立了我自己一套娛樂寫作的東西,就有點像《New York Times》的 arts and leisure 這樣子的一個 section,全部都是在講娛樂的結構面的東西,除了我剛講的影評跟樂評之外。

我做事情的習慣是我先去寫範本,例如我今天來做娛樂周報,我先確定幾個專欄,這專欄的第一篇都是我在寫。例如說有個專欄「影響我最大的一部電影」,我找所有台灣重要的導演,是什麼電影影響他們最厲害;為了這東西我親自打電話給李安,我跟他談這概念,越洋訪問裡面,他說影響他最大的是《畢業生》。我就開始跟他談這東西,談為什麼?他就談到叛逆,非常特立獨行的東西,對於傳統禮教的東西,影響到他很大,畢業生是影響李安最大的。

從這部電影就拉了另外一些的寫作,例如說你的畢業生在哪裡看的,我就說我在樂生看的,他就說他在新生看的,我說我絕對是樂生、他說他絕對是新生,我為了這問題打給樂生的老闆,說《畢業生》到底是你們這邊首映還是那邊首映,樂生老闆馬上跟我說,馮先生你們這個問題真的很好,因為《畢業生》首映過兩次,第一次是《畢業生》第一個版本出來,裡面他愛的是他女友的媽媽,後來電檢說這是亂倫,叫他們撤片下來,要改成那是女友的姊妹,所以第二次是改成姊妹的版本,一共上片兩次。老闆跟我說,你們兩個都對。像這些細節我都會去寫,就很好看啊,我寫的全部都是故事。

從那樣開始之後,好多導演都一再講說影響我最重要的一部電影是什麼,每個導演都有,甚至到最後音樂人、重要的創作者,都在講影響他們最重要的一部電影。所以那個專欄就成立了,只要我每個禮拜打電話給兩三個導演問要不要寫,時間到他就交稿。

另外例如說,我有另一個專欄叫「職業觀眾」,職業觀眾人家一聽就好像職業學生這種東西,但這概念是說,例如說我今天看了一部跟登喜馬拉雅山登頂有關係的電影,我就請了一位登頂成功的登山者去看,他因為登頂成功,他的鼻子凍壞掉了、耳朵截肢,他受傷。我請他去看這個電影裡面,有哪些從他的職業來看,是荒謬的、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這東西很好看啊。

有一部電影叫《杜立德醫生》,是跟動物有關係的,我就找動物醫生杜白寫。當古巴飛彈危機那部電影出來的時候,我就請《中國時報》最有資格寫美國政治的副總編輯叫作郭崇倫,他是中國時報國際版的頭頭,我說你從當時你知道的文獻、各方面去寫那部電影裡面,你覺得哪個地方掌握得很好、哪個地方有些虛構--每部電影我都可以找到一些類似的觀眾,所以那個專欄叫作職業觀眾。很多人喜歡啊。

後來我有個專欄叫作「言行考問」,這是我自己出題目,給很多娛樂圈裏面的人,就好像你們今天問我的這種問題,是比較結構面的、知識性的,不是那種八卦的東西,我提的很多問題給這些娛樂圈的人,最後很多人,例如張小燕也想來被考問。我說張小燕當然可以啦,後來因為一次鬥爭的成功,我變成有一個團隊,後來有人跟我說,光遠有個叫「陶子」的人也想被問,我說「陶子?她現在有名嗎?(大笑)」

後來我們娛樂周報變成非常大牌的報紙,我們談的都是結構面的東西,我寫的文章,我是最早把春吶,那時候春吶好像第二屆,我就馬上請我們的樂評人直接去春吶幫我做報導,那時候根本沒幾個人知道春吶。因為我都是報導一些不是那麼有名,可是很重要的,例如說金門王跟李炳輝,是在淡水走唱的,我知道這號人物,我馬上就請同仁去報導他們。

陳珊妮,我有次聽到陳珊妮的音樂,我就說這小姑娘好厲害,我就打電話給珊妮,我就說我是誰誰誰,她那時候還在政大,我就說我要報導你,她好高興。我們就做了篇首頁大的報導,但沒有畫面,我就打給珊妮說,我們沒有畫面,你能不能提供一些畫面,她就說要不要提供她的畫作,她就提供了這個東西。


前陣子我坐牢,藍祖蔚有特別去我的告別晚會,他是我們同行,他是《自由時報》負責娛樂的,他在台上就在講說,當年的娛樂周報多厲害多厲害。我隨便提出一個概念、告訴大家一個寫作的方向,而且是說,我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 repoter 也是一個很好的 editor,所以我看東西真的不太一樣。

有天我就跟郎雄聊天,我說,郎叔為什麼你在接受金馬獎的時候,說我把這個獎項獻給陸軍第幾師的兄弟,我說你為什麼這樣講?他說好感觸,我就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原來那時候他是孫立人的部隊,孫立人的部隊那時候被整得很慘,可是他們所有部隊裡面的官兵都很支持他去演戲,非常幫忙他,有機會都給他,所以他覺得他最後能夠走上演戲這途,是得到很多那個師裡面弟兄的幫助。所以他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時候,他說把這獻給第幾師的弟兄。那真的很感動。

問:你應該很受不了現在的影劇新聞作法吧?

馮:因為我看了太多年的《紐約時報》,所以我會覺得,你今天要來報導娛樂不要只是報導說誰的小狗在誰身上灑了尿、誰跟誰出去又被拍到,這跟娛樂的供應面的東西有什麼關係?這些是 gossip 也可以,就去做 gossip 的報紙或雜誌,可是如果今天我們要來讓台灣的娛樂業進步的話,其實我們要多關照像這樣子的題目,我今天就算要來寫娛樂的東西,也有許多面向。

我常舉的例子,是有一年我看《紐約時報》,我看到有篇東西,我看得又好笑又感動。文章講的是,那個記者講當年暑假的電影非常暴力,他就舉了一些電影,他之所以認為他暴力,是因為他把他看過的幾十部電影裡面,每部電影裡面,「砰、砰,兩個」,「達拉拉拉,機關槍掃過,幾十個」,他是用 body bag 屍袋的觀念來算的,他說,「今年暑假我在銀幕上面我數了九百多個屍袋,有這麼多 body bag,所以今年暑假的電影非常暴力。」沒有人會想這樣切呀!這就是想像力,你就用這樣切進去,去談這個事情。

娛樂的東西有太多可以寫,例如說 92 年我從美國回來,我看電影非常不習慣,因為大家看到 THE END 就站起來,可是在國外看電影的習慣,一定要看到 credit line、staff 的東西,大家都很有興趣在那邊看,這電影用到多少卡車司機啊,我們會很樂意並且非常習慣來看這樣的東西,可是台灣沒有。

於是有一天,我就寫了一個故事,這故事是我親身的感受,例如說,我有次看 Mr. Bean,豆豆先生的電影,我在長春看,我永遠在長春看電影,因為他們是最尊重電影創作者,他們永遠都會 run 完 credit line 之後才把燈打開。那天 Mr. Bean 我一看完,其他人全部走,我就留下來看那個東西,全部都完了,我以為 OK 完了要走了,後來 Mr. Bean 跑出來說,「欸,你還在這邊啊,我也跟你一樣,我看電影一定要看到最後。」好感動啊,然後又講了些應酬的話,「OK,拜拜」他就從那邊走(指右邊),過一陣子又出來,「對不起我應該往那邊(左邊)走。」我後來就寫一篇文章講這個事情,用讀者投書的方式,向長春電影院致敬。

長春電影院總經理後來打電話來問我,馮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那位觀眾是誰,他們都好高興,我說不太方便、我們不會透漏讀者的資料。我就一直很感謝他們,現在其實不錯了,現在電影院幾乎都是全部 run 完,你看這個觀念是我多早以前就特別在強調的,因為你今天要尊重電影從業人員,就是要從這種小事情做起,這樣養成看電影的觀眾尊重電影創作者的習慣,對台灣整體電影的發展是好的。

我的觀念一直是這樣子,我們覺得對了就去 promote,所以娛樂周報其實是我非常得意的,現在在壹週刊寫影評的那些人全部都是從我們那邊出來的。王志成以前因為批評《辛德勒的名單》,就被電影公司封殺,我就放話出去,誰敢封殺王志成,我就把這電影公司名單公布,我要求所有影評人都不要去看他們電影,因為一旦你看他們電影還不能夠寫壞的,還一定要寫好的,結果後來他們真的不敢,因為他們真的放話出去了。我相信媒體的力量,而且我們是正當的,哪裡有說電影只能寫好的、不能寫壞的。像娛樂周報,是我這輩子做過的,我覺得比較得意的事情。

很多所謂想像力的東西,例如說有一天在中國時報大樓裡面,我碰到余老先生,他已經 90 歲了,他看到我就叫我過去,他跟我談兩三個小時之後給我五百萬,他問我說,「怎麼樣子讓年輕人看中國時報?」我就說,「余伯伯,你如果讓習慣看中國時報的年輕人寫東西,從他們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看,他們長大自然會喜歡看中國時報。」我的概念是說,我們做個青少年網站,我們來主導這樣子閱讀的東西,他說很好啊。可是我說,「余先生,可不可以不要跟中國時報有關係,他說好」,後來就取了個名字叫 Y 邦 bomb,Y 就是 Youth、因為是歪的意思、不正的邦國,裡面的記者、編輯全部都是大學生,都是 20 幾歲剛出來的。

那時候,裡面有幾十位記者,我可以接到像普林斯頓大學的記者,因為那是網路時代,我的記者都是各大學裡面用網路發稿,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那個記者說,「我現在在游泳池裡面游泳,因為大家都回家過節,整個游泳池都是我的」,可是你很感傷,因為我們留過學,我們有過這種經驗,整個學校只有我一個人,你會有這種 homesick。我那時候整個 Ybomb 網站裡面,我非常知道年輕人的東西。

我這專欄永遠是跟年輕人在一起,他們會寫某個大學,我們宿舍漏水問題,或我們這學校非常偏遠,可是附近好玩的地方很多,請你把我們學校列入志願,他就把附近的景點全部寫出來。他們談的,是以學生的觀點去報導新聞,是校園記者,是我首創的,後來因為鬥爭,這個網站就沒有了。

我二月跟余老先生談,五月網站就上線,十月行政院資策會有個網路的大獎像,叫網路奧斯卡獎,我的網站根本就沒有報名,就被列為最佳網站。一定也是他看到了這東西,覺得這概念太厲害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講想像力,我有太多的事情,例如我去年做了憲法 133 實踐聯盟,我覺得這也是想像力,我覺得我整個對民主結構面的東西,只有選舉,我們一定要有罷免,把一些壞蛋幹掉,才能夠讓台灣的政治更親民,所以就這樣跳下去做了。做為一個倡議者,我覺得永遠是做很前面的事情,永遠沒有得到好處,可是我做這麼多事情,到最後有影響,這是最重要的。

我的生活其實過得非常好,你看我光是看書這件事情,我在牢裡面 20 天,扣掉頭尾兩天,剩 18 天,看了 16 本書。

問:你覺得台灣現在有沒有哪位政治人物是有想像力的--不對,我換個問法,你覺得台灣現在有沒有哪位政治人物「可能」是有想像力的?

馮:哪有啊。今天談想像力,如果我或我們團隊出來從事市政的話,例如我們騎腳踏車,光是這件事,我對於台北市的綠色交通的東西,我就充滿了想像。

我有本書叫《鐵馬革命》,我幾年前看的,行人出版社出的,那本書在講全世界大概七、八個腳踏車友善的城市,是如何構建他們的基礎設施,如果郝龍斌那些笨蛋早點看過的話,就不會去搞那什麼敦化南北路的,我作為一個騎腳踏車這麼多年的人,我好幾次在敦化南北路那東西上差點被撞。

我之所以痛恨他們,是因為我的生命差點因為你們的愚蠢就不見了,你們弄一個腳踏車道,跟公車、計程車上下車、上下貨的車子,全部搞在一起耶,真的是蠢到不行的一個概念,花了幾千萬,後來就發現不對,又默默把他整個打掉,他們就永遠在浪費市民的錢。

為什麼我經常說蠢材,而且毫不猶豫的用蠢材去講這些人,這是發自我內心的看法。

很多人願意跟我一起工作,我不管帶什麼團隊,就一直一直下去,像娛樂周報早就沒有這種東西,可是我那個團隊全部分散在台北市重要的媒體裡面,都是娛樂的頭頭。我們三不五時聚會的時候,我講些東西他們還是會聽。概念就是說,如果今天城市的主其事者,他就是蕭規曹隨,只不過做個 maintain 的工作,這城市就不會進步,你總是要大破大立,把一個事情幹掉,用我這套方式來做,絕對可行。

例如,我新的市長任內,上下班全部彈性調整,因為很多事情你可以家裡做,你七點多來,那你就四點多五點下班,你高興 11 點多才來,你只要把工作安排好了,你就是自己做。這樣做的話可以帶動民間一起,就不會一定在某段時間這麼多機車擠在那邊,很多人其實就可以搭離峰的捷運上班,不必再去騎摩托車。

摩托車這東西應該要被慢慢被淘汰掉,你其實可以騎腳踏車,我不管到哪裡都騎腳踏車,騎腳踏車讓我看到台北的巷弄美學,讓我看到台北的建築,我尤其喜歡三更半夜騎踏車,很奇怪,我以前在中國時報下班時常常是半夜兩三點。我光是在萬華到處逛來逛去,第一個晚上比較安全,我都騎人行道,所以不太可能有酒駕撞我,除非他撞上人行道,那我就認了。其實我非常喜歡看巷弄的東西,我看到舊的那種四層樓的房子,他們樓梯間外面的磚、花磚,透出來的那種光真的很漂亮。舊的房子裡面很多花磚,那個設計都很漂亮。包括有些樹,你三更半夜去看人家門口的樹,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如果郝龍斌那些笨蛋早點看過《鐵馬革命》,就不會去搞那什麼敦化南北路自行車道,我好幾次在敦化南北路那東西上差點被撞。我痛恨他們,是因為我的生命差點因為他們的愚蠢不見了!」

問:硬要比的話,柯文哲跟連勝文你覺得誰可能想像力多一點?
馮:我覺得連勝文可能會多一點,因為他對市政有他自己一套想法,例如說他要把台北市三座山松山、華山跟中山要怎樣,又要把社子島弄成曼哈頓島,還有他覺得內湖黑漆漆一片所以要去改善--他生活在帝寶裡面,起來打開窗戶,就覺得這就是台北,他從來沒有過過庶民的生活,可是要選舉了,他就想來轉換一下身分,他去賣豬肝湯、去修腳踏車。
我說,你如果今天要轉換身分,你是不是要假裝自己是個公務員,你知道你爸爸跟你爺爺兩個人都是公務員,賺進幾百億,你自己為什麼不也來當個公務員,想想看怎麼去賺這麼多的錢,你為什麼不假裝自己是一個有民主觀念的候選人,所以你可以讓馮光遠一起來辯論。

我看了真的覺得太好笑了,我馬上跟團隊說,他如果可以藉著賣豬肝湯知道中下市民的生活細節,那我是不是可以藉著在帝寶外面坐個 30 分鐘,所以我就去帝寶外面坐啦,坐了大概 15 分鐘。拍了一些照片,「啊,我今天坐在帝寶門口 15 分鐘,我覺得我是個億萬富翁」,就好像你做了幾碗豬肝湯一樣,莫名其妙哩神經病。
我會覺得他的喜劇是渾然天成,我有時候會覺得連勝文應該去當喜劇演員,去演單口相聲,真的應該注重連勝文這一方面的才氣,他當市長真的太可惜了,他對於市政方面沒有那種,可是他對於講一些搞笑的東西太有才情了,新生高架地下化啊,鄭成功到台北來啊。
柯 P 我會覺得是個非常刻板的,他對於醫學專業的東西非常厲害,這我們當然知道,除此之外,他就是家、醫院、醫院、家,所以我對於像這樣的人要來主掌市政,那他現在當然在學習,可是我覺得我們為什麼要選一個在職進修的候選人,不選一個像我這樣一個對台北市了解的人?

台北市的行政區除了北投我沒騎過之外,其他的行政區我都經常在走,有時候我甚至去錄影我都騎腳踏車,或我去士林出庭我也騎腳踏車去啊。人家就會說唐吉軻德來了,因為唐吉軻德騎著馬,我騎著我的鐵馬跟你們對幹。那東西我曾經寫過,哇呀太好笑,馮光遠騎著他的鐵馬跟法院裡面的風車對幹。

問: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跟吳育昇的官司了吧。把衣服拉到頭上,說你自己是巨大保險套的點子哪來的?

馮:我跟吳育昇打官司多好笑啊,我那次設計了一件 T 恤,背後有個故事。有部片子,法國導演 Rohmer 拍的《夏天的故事》就影響到我跟吳育昇打的官司,我製造出很多的效果,都從那部電影出來。電影裡有一段在演主角準備偷情,那時候剛好生了第二個小孩,他帶老大去看弟弟,老大在吵,他就把衣服拉起來做成鬼臉給他看,這鏡頭就過去了。後來他要準備偷情之前,他去盥洗要脫衣服時,看到鏡子裡的自己,突然想到前面拉衣服做鬼臉的事情。
這個概念影響我很大,像 Rohmer 這導演可以用這兩個鏡頭交代道德的掙扎,所以在吳育昇那次,我就做了一件 T 恤,「每逢慾昇,想起薇閣」我把 T 恤也弄起來,在法院裡走來走去,記者就問說,馮哥這是幹嘛?我就說,「我是一個大的保險套」,我就這樣一直走來走去,第二天報紙上,中國時報第二版那照片好大喔,非常猥褻的一種感覺的糟老頭。

昨天司馬文武還在他的專欄裡面,提到馮光遠特別喜歡用性這個東西惡搞人家,就是因為,第一個,性這件事,在華人世界裡大家太假道學,我刻意要去刺破這個東西,而且太多像吳育昇這事情,都跟性有關係,所以我就刻意要用性這個東西去諷刺,這是我的文法,如果你們不懂,那我也不管,可是像司馬文武這種人懂,他就知道其實我用性,是有我的目的在裡面。
所以包括像我前陣子出本書「家庭性辭典」,我昨天才知道那本書在法國的一個書單裡面,一個法國漫畫家選為最佳漫畫,這個專欄在壹週刊的時候是最紅的專欄之一,可是其實,背後的意義是更勝於那個好笑而已,什麼性、什麼性,我那時候就刻意在製造什麼什麼性、什麼什麼性,當然特殊性關係的「特殊性」就在這一波的論述裡面出來。
所以像 Rohmer 的電影,影響到我跟吳育昇的官司、背後的東西,所以我們今天就算做很多的事情,你說這人做事情怎麼這麼奇怪,可是我們背後都有脈絡的,這點很重要。

我們作為創作者,一篇篇文章、或者政治,我們對於背後的東西都很講究,對於一套流程,怎麼樣讓我們今天會這樣思考,我們今天對青年政策、兩性平權、多元成家政策,為什麼會這麼堅持。等一下會有跟遊民有關的代表過來跟我聊,因為我們對遊民也很有感覺,所以我非常討厭應曉薇。

我們很早之前對遊民政策有自己的看法,我們會覺得想像力在施政裡面,絕對不是想像一些空泛的,例如弄一個 2016 世界設計之都,然後台北就能變成一個設計之都。因為你這是唯一的城市去申請,唯一的城市被錄取,我根本就覺得這是一個詐騙集團在做的事情,這陣子我過一陣子會開記者會,我已經找到很多資料,準備修理他。
今天,主其事者的想像力到底厲不厲害,那關係著整個城市的發展,台北市真的很可惜,過去 16 年,馬八年、郝八年,都沒什麼特別大的進步,這同一時間,全世界其他城市進步程度都很大,台北市光是一個忠孝西路公車站,我每次經過就覺得這東西打掉就好了。所以我覺得說,這批人在做事情,就是官官相護,一批沒有才氣的人,在護衛另外一批沒有才氣的人,然後在拉拔另外一批更新一批沒有才氣的。
問:你在吳育昇官司那天的扮相真的很瞎,那,「若台北爆發殭屍危機,您的執政團隊會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神回答,你和你的團隊是怎麼想像出來的?

馮:馬英九不能想像這種東西,他不能想像殭屍可能等同於伊波拉、核災,例如說核災,我們從來沒有所謂的核災兵推。兵推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在現代國家裡面。如果你沒有兵推,當危難發生的時候,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去應對。

像殭屍這樣子的一個 case,我們在思考這個東西的時候是想,例如萬一像核災發生的時候,我們怎麼去推,我們怎麼撤退、消毒、現場整理、讓驚恐的經驗不要再擴散到南部。

你知道嗎,我們談到核災變的時候,官方的版本竟然是八公里,他們就把核災的受災範圍訂在八公里,全世界都訂在五十公里以上。你就算有心要做,你也完全根據錯誤的資訊跟假設去做,這種事有做跟沒做差不了多少。

殭屍這東西之所以有趣,是因為這東西原本是人家想像的東西,可是電影裡面很多想像的東西,你難保他不會發生。像我們有定義很多種殭屍,這東西其實很早就流出來了,最近剛好有人在問,我們就再拿出來。

有些事情如果你能夠有個高度去想事情,帶出來的結果會跟另一個主政者完全不一樣,我們這個團隊之所以有趣,是因為你丟給我任何東西,我們政策組的人分布在全台灣,全部在網路上面討論,而且我們在臉書上有個帳號,丟出題目之後,大家就開始提供自己的看法,最後由政策組的頭頭決定誰寫這個東西,可是都是經過討論的。

每隔一段時間,大家就從各地方到台北來,平均年齡大概三十多一點,幾乎都是歐洲回來的學者,有些是在司法體系工作、有好幾位是在做電腦的,都是重要的部落客,可是他們不願意露臉,有些還在政府單位工作。很多政策面的東西,這些人也都有實務,很多想像力的東西,我們這批人在一起就會聊書,我相信台灣沒有幾個團隊像我們團隊這樣工作,而且我相信我們這批人的 brain。

問:既然整個政府都是蠢材,如果我現在生個小孩,想要把他養成一個好的市長或總統,就像江湖傳說馬英九的爸爸從小就把他當總統在養一樣,但我不想養出馬英九,我該怎麼做?

馮:最重要的是要培養他的閱讀習慣。

我覺得像我周邊這些朋友,他們對於他們的下一代,都非常一致的覺得要讓他們小孩看書,例如給我報報有個讀書會,我們會談書,甚至會談下一代他們最近在看些什麼。閱讀是拓展一個人的視野最重要的方式,你說要培養下一代的領袖,我覺得就是給他們一個好的環境,例如一個閱讀的環境,讓他們自己發展。

不要用強加、用自己的觀念去教養小孩,要把自己的小孩形塑成另外一個我,我覺得這完全是錯的。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發展。像我的父親母親,就提供我買書的錢,我們家從小書就很多,其他他們就不管了,我如果要看電影、買糖果,我就自己打工。

問:可是不看書的人還是很多,像我家以前看樣品屋,我就覺得很奇怪,我們家每個房間都有書櫃,但樣品屋裡面的房間都沒有書櫃,也沒有書房,是不是大家都不看書?如果你在台北要推動閱讀這件事,你會怎麼做?

馮:在台北要推動閱讀的話,我第一個就會跟很多 cafe、茶館合作,例如裡面可以掛些畫的東西,可以跟他們談用書來裝飾,而不是用其他東西來裝飾。我當作一個仲介,讓出版社跟咖啡店做結合,我有很多種方式去 promote 書,因為我曾經是金石堂的行銷創意總監,我進了金石堂之後,誠品才說,「光遠,老闆知道你去金石堂,看到你做了些事情,說當初怎麼沒把馮光遠找過來。」

我進去之後,第一個暑假,主題叫做「閱讀的姿勢」,閱讀的姿勢很多種,我們喜歡躺在床上看書、蜷在沙發上看書,但我說夏天最棒的看書姿勢是在澡缸裡面泡著冷水看書,我就跟總經理說,我做這件事你不要阻擋我。我就把忠孝東路的金石堂,整個櫥窗全部拿掉,重新建成一個小房間,裡面擺了浴缸,放了水,找了男女模特兒,穿著比基尼跟短褲,整天泡在那邊,一邊看書。旁邊很多香港跟日本客人住的旅館,看到都嚇到。這就是一種櫥窗的藝術,我用這種方式去 promote 閱讀。

我後來幫他們設計了一整套的小冊子,每月一本,光是設計這東西他們也嚇到了,我就用出版情報這東西,去 promote 閱讀,而且我們全部都找插畫家來幫忙設計,讓封面更好看,插畫家也是出版圈非常重要的一環。我用到每一個環節裡面,我覺得比較有趣的這些人。

所以光是像這種東西,我沒有像以前《誠品好讀》那麼艱深,我就是介紹一些好書,訪問一些人,我知道我們的受眾、讀者跟誠品的讀者不太一樣,所以你看我做事情,可以分得很清楚,我們是 customer-oriented,什麼樣的顧客我們設計怎樣的產品,而不是從自己的觀點、角度設計一些莫測高深的東西。

那你剛剛講 promote 閱讀這件事情,在國外跟 cafe 文化是黏在一起的。以紐約來講,紐約的 cafe 的文化、跟 pub 的文化、更早是 salon 的文化,是讓這城市成為文化重鎮非常重要的因素,光是 cafe 裡面,有多少抽象畫的畫家跟多少前衛爵士樂的歌手,因為交談、聊天,他們藝術其實都是互相溝通的。

我在牢裡面看了一本勞倫斯卜洛克的書,他前幾年來台灣的時候,我還當過他的導遊,因為我那時候還在金石堂,我就帶他跟他太太去公館夜市逛一下。第二天我就跟舒國治、他們夫婦和其他朋友,去 cafe 聊天。我就跟他聊,你們家住 downtown,那你會不會去某家 pub 喝酒,他說他以前會,但他後來戒酒,他說那間 pub 就在他家對面。那家小酒店是我很喜歡去的,很多詩人、創作人包括美國小說家例如海明威他們,一直會在這樣的地方出現,這種地方永遠是文化衝擊最厲害的地方。

一個城市要有很多像這樣的地方,這城市很多的文化運動才可以開始,所以你看紐約在 50、60 年代的抽象表現主義的畫派,70 年代的 pop 藝術開始,他都是在這樣的場域裡面發生。台灣現在越來越多這種場域,開始一個個出來,台北市內其實很多咖啡店,像捷運中山站旁邊,赤峰街那邊有很多小的文創產業發展得非常好。

如果我們今天要來推展閱讀這件事,光是從這些小的點,怎麼樣讓他們知道說,你們可以成為台北市文化的尖兵,可以是領導者。紐約市總是有些咖啡店,有間叫做 peacock 我也很喜歡去,詩人特別喜歡去的,紐約好幾個 cafe 有固定的民謠演唱、朗誦,台灣比較沒有這種活動,例如朗誦、朗讀。

朗讀是一個人把他的寫作用另一種方式呈現出來,美國之所有朗讀這種習慣,因為美國的有聲書非常的 popular,這跟他們生活有關係,因為有人是開車上下班,他們開車過程,有聲書就變成他們今天上班要聽 Stephen King 這本書的第一個章節,就一邊開車一邊聽。美國很多的電台,到現在為止,我每兩三天就會上 NPR,NPR 永遠是我最喜歡的廣播電台,真的感謝網路,我可以在這邊聽 NPR。

這種閱讀的交流,他的整個硬體、軟體互相配合,絕對是可以讓一個城市的文化從 60 分變成 80 分,就是看主其事者怎麼去設計、思考這東西,一旦思考了,你團隊的成員就開始去執行,就這樣子而已。


問:你在監獄的時候都在想什麼?我注意到你在出獄時特別提了你在牢中思考鄭性澤的事。

馮:鄭性澤的事情是這樣,因為他也是一個烏龍案,但台灣的警方放不下面子,一定要把他搞死,這就跟以前的幾個冤案是一樣的我就必須要替他去想。今天台灣很多的公義的東西,如果你不站出來堅持,那很多人就把他放過去了。

當然犧牲的人是少數,可是他對於台灣的形象、民主、文明國家的形象,其實是很大的一個打擊。這些是我們這批人不願意看到,不願意讓他一再發生的。

很多事情你以為就是個小事情,就是那麼少數幾個人,可是像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馬拉拉,她就是做這個事情,她就是個小朋友,她就堅持做這個事情,她其實有非常好的家庭環境,鼓勵她閱讀。她如果獨善其身的話,可以過非常好的生活,可是她不要,她就是要跳進去,她希望所有小女生都跟她一樣有機會。這個是一個人的父母親的教養會把他變成怎樣的一個人,馬拉拉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從 60、70 年代開始,很多台灣民主前輩,他們如果去當醫生或當什麼,都可以過好日子,可是他們就是要跳出來,我覺得到我們這代也是一樣。我們整個成長的過程裡面,接受到的都是非常獨裁的、非常不公義的事情。我們如果要讓這個社會不斷的改進,就一定要有人不斷地跳出來。

問:坐牢可怕嗎?

馮:最近我跟學運的年輕人吃飯幹嘛,我就說坐牢沒什麼事,我一個一個問,「你現在幾條(罪)、你現在幾條(罪)」,我說你進去沒關係,真的沒什麼事。因為人家對待你因為(搞學運)這樣進去,跟對待竊盜、殺人的,真的不一樣,像你們這種年輕人進去,得到的待遇是不一樣的,人家會尊重你。

我在監獄裡面,多少獄政官員看到我就說加油,因為我常去外面會客,所以我常在裡面走來走去,碰到獄政官員就會聊天,如果是跟著隊伍走,對面帶隊來的獄政官員也會跟我說加油,他們都認識我。

像我們牢房的獄政人員,他們從監視器看到我在看書,沒在睡覺,就問我要不要出來聊聊天,我就整個睡午覺的時間跟他們聊天。晚上燈都很亮,睡覺時間還是可以看書,他們看我沒睡覺,也會跑過來打開窗子跟我聊天。我在裡面碰到幾乎一半的獄政人員,兩句話我聽得最多:加油、辛苦了。

其實坐牢對我來講是可以預料的事情,頂多就是 20 天,撐過去。可是我沒有想到監獄裡面的圖書這麼好,我看的第一本書就是 Stephen King 的《四季奇譚》,他的第一個故事就是電影刺激 1995 的故事,第一段就是,「我現在在全美國的監獄裡面,沒有一個人跟我一樣。」我看了就覺得很巧。我也看了松本清張的書,哈金的書叫等待。裡面藏書不多,大概幾百本,但很多好東西。

問:選到現在,你覺得你和其他候選人最不一樣的特質,除了想像力豐富外,還有什麼?

馮:如果來玩政治,我跟一般的人的相處方式是會騎腳踏車去菜市場,我在菜市場裡很多朋友,很多人支持我,南門市場有些菜販看到我都好高興,我常去的是東門菜市場,裡面有個老闆看到我就說,馮先生加油。那些人因為知道我真的是個「生活的人」,我跟他們真的都處得很熟,我會跟他們問蛋、菜、魚的問題,我都很有興趣跟他們聊天。

即便在捷運上也常常也有人來跟我聊天,像我前一陣子,在學運的時候碰到兩對夫婦,他們是反對年輕人太早介入政治,我說其實不會;但他們反對的是年輕人沒有經驗,一下就擔負到責任的話,會不會造成一些內部成員的摩擦?我說,其實也不一定要這樣想,如果這些人天命就是要去幹政治這個工作,這些人一定是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知道摩擦的壞處,他們一定會去改進,他們如果不改進,這些人很快就會被政治淘汰掉。

很多時候我們憂慮太多,我們替年輕人想太多,你們可能會這樣、會那樣,不放心讓他們做很多事情,可是我以我自己的經驗,我從我很年輕的時候,我就被授權做太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從來也沒有什麼不對的東西。

那天我在捷運上跟那對夫婦聊,我有很奇怪的特性,我真的很會跟路上的人聊,我去夜市拜票的時候,夜市的桌子都擺在外面,看到我就說,「馮光遠,乾!」我就去跟他們乾,跟他們談很久,談些政治的事情,他們好高興。

像我前陣子去延三夜市,延平北路那邊,那有家豆花店,老闆一看到我,「馮先生,吃豆花,你絕對不要付錢」,我說不行啊,你看我志工有二十幾個人,他說「全部叫進來啦」,他真的叫志工全部進來。我說老闆明天什麼時候在,我最近出了三本書,全部簽名送你,因為我算算那跟豆花的價錢差不多,他聽了很高興啊。

其實跟人相處,是做政治的人非常重要的素質,可是我覺得現在這些人都不知道。像我昨天晚上聽到,是現在檯面上一些政治人物對待小朋友的一些故事,聽得真的很難過;電視記者在的時候,他就很親切,電視記者不在的時候,他理都不理,那個人是很有名的一個人,我說這種太多了。你看我尤其喜歡跟小朋友打交道,我朋友的小朋友碰到我,基本上全部都融化掉。

林生祥的女兒看到我抽到五號,馬上打電話來,「馮伯伯,恭喜,五號!」真的很多小朋友跟我非常好,有人跟我說,「馮光遠你身上有乳臭味」,就像有些狗碰到些樹幹就會去拉泡尿,小朋友就想,這阿伯已經被其他小朋友抱過了,有些樹幹永遠是狗的最愛,有些樹幹狗永遠不去。

我有個小姪女,他一歲生日那天,我去他們家,他話還不會講。我碰到他,我就把他抓起來,「咿咿呀呀」,我就用這種話跟他講,他就開始跟我用這種話講,「呀呀一一」,他們全部笑翻,「阿逼逼撥撥」,「阿嚕囉囉哩」,我說你一定要用嬰兒的語言去跟嬰兒講話,不要用「你今天好漂亮唷」,他也聽不懂,對他來講是他可以去對應的東西,那個小姪女現在已經四歲了,每次碰到我都好高興。

我們人跟人之間的相處,不管對待老人、同輩、小朋友,人家說這個人有童心,我覺得這很重要,不管做什麼事情,不管做多複雜的東西,你都可以有一種赤子之心,我覺得赤子之心是我跟很多人不太一樣的地方,所以我永遠可以跟年輕人當朋友,你看我身邊全部都是年輕人,人家說,你看他外表看起來 60 歲,可是內心就還是一個小鬼。這是真的,因為我從來不往負面想,再怎麼樣的事情,過了就算了,也沒什麼了不起,坐牢就坐牢,沒什麼,出來頂多就為自己的頭髮難過一下。

 
「小朋友碰到我,基本上全部都融化掉。有人跟我說,『馮光遠你身上有乳臭味』,就像有些狗碰到些樹幹就會去拉泡尿。」

問:你看過 Robin Williams 有部電影叫《Man Of The Year》嗎?他飾演一位深夜節目的脫口秀主持人,總是對時事還有政治人物極盡嘲諷,最後還出來競選美國總統。你讓我想到這個角色。

馮:沒有欸,可是 Robin Williams 是我最喜歡的喜劇演員,他自殺我覺得好可惜,我很早以前就非常喜歡這個人,因為我覺得他表演形式最貼近我要的這種形式,非常歇斯底里的,他的即興表演能力非常強。

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市的市長 Jon Gnarr 就是個喜劇演員,現在全世界有很多喜劇演員當市長。倫敦市市長 Boris Johnson 也是個喜劇演員,這很多人不知道。義大利五星運動的頭頭 Beppe Grillo 也是個喜劇演員。美國的雷根總統以前也是喜劇演員。喜劇演員有一種質感,是他們反應很快,這也是為什麼那兩個人(柯、連)不敢跟我辯論的原因。

問:為什麼你可以反應這麼快,而且又這麼好笑啊?

馮:因為我看的東西很多,我想的東西很多。我自己經常會去思考,如果我對上他我要怎麼反應,就像是兵推的東西,這個很重要。我以前一天到晚在開會,但在牢裡的時候沒辦法開會,就自己跟自己開會呀,因為我腦袋裡會一直進行,一直在想呀,才能寫出這麼多筆記呀。

我也沒有什麼會覺得 depressed 的事情,包括我的婚姻最後離掉,也無所謂。我是主張兩性平權的人,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暴力的東西,我連罵人都很少,我跟同仁在一起,從來不發脾氣,就算再不高興。

我從小有個名言「怒時,切勿發言,否則,後悔莫及」,這是我自己堅守的,生氣的時候就不講話,就讓他自己消掉。

問:可是你憤怒,你是因為對現況憤怒而出來參選的。

馮:我對現況憤怒,不是在於我的脾氣啊這種東西來表現。我對現況憤怒,我覺得要用改革,改革就是出來參與政治,因為我覺得我是 quality 非常好的人,現在檯面上這批人,quality 爛不講,而且貪婪。

我對於貪婪這件事情非常鄙視。我父親跟母親非常 nice,我父親他以前工作同時當會計主任跟總務主任,一個收錢一個花錢,他如果操守不好,根本沒有人敢把這兩個職務都給他。我父親給我的教養就是乾淨,所以我對於現在檯面上這種不乾淨的東西非常討厭。

我們這批人對錢真的沒什麼觀念。兩百萬就兩百萬,我剛好存款裡有些錢,兩百萬就拿去。我都不會去想說,我在外面放的錢有多少,人家向我借錢都是五萬、十萬在借的,有些朋友我是不會借的,那有些朋友他也沒辦法還,那也就無所謂。

我講個例子,有個女導演叫蕭菊貞,她是非常棒的一個導演。以前我在做娛樂周報的時候,她在拍《紅葉傳奇》,她拍到一半的時候,我問她進度怎樣,因為我非常有興趣;我對於一個女性去拍紅葉少年特別有興趣,因為一般來講我們講到棒球都是想到男性,可是他是女性的立場去拍那東西,我就覺得那觀點一定不一樣。我非常鼓勵她去做,可是後來她有天就在電話裡哭出來,說她還差一百萬,拍不下去,沒有錢。

我聽了很難過,我就說我幫你籌錢,我作為一個主編,可是我人脈非常好,我第一個打給李安,我說,「李安,你拿十萬塊出來,多少人幫助過你,現在換你幫助別人了吧」,他不囉嗦就拿十萬出來;鄭在東也拿十萬,最後湊到八十萬,包括我自己出的。這錢給她,她就拍了那個電影,就得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有天我去一間我常去的日本料理店吃飯,老闆說「馮先生,今天不收錢」,因為他昨天看了一個節目,蕭菊貞在講他拍片的東西,他看蕭菊貞說到馮光遠,就一直哭。這次選舉,菊貞寫了簡訊給我說,「光遠,現在是我還錢的時候」,我說我不要,我知道她情況不好。

像我這次募款餐會,我知道哪些朋友是有錢幫忙,但有很多人,尤其是藝術家,我就說你們來玩就好,幫我捧個人場就好。在這種事情上,我們就是那種 socialist 的觀念,其實我們就是那種真正的共產黨。

我這輩子朋友是最重要的,因為朋友我才有今天,因為朋友我們才一起工作了這麼多事情出來。這朋友不是說兩個人的私交、出去吃個飯,在我概念裡面,我所有的朋友到最後都是能夠做出一件一件作品,因為我都是 team work。我跟李安的交情,最後就做出電影出來,我的舞台劇全都是我跟這些演員朋友,因為我跟他們熟,所以他們很樂意來演我的東西。我出書不管做什麼事情,永遠都是朋友,年輕的朋友。

我跟我朋友之間的互動,可以創造出台灣很多的文化作品,這點是我作為一個文化人最驕傲的。我永遠用我的想像力去跟大家合作,所以我覺得我一旦出來做政治,我能夠想出來多少好玩的東西,絕對可以把這城市帶到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境界。

這也是為什麼我很討厭賴聲川這些人。賴聲川光是剝削李國修我就氣到不行。李國修以前在這邊跟我聊,我真的氣到不行,我說國修我一定會替你討回公道,所以我就馬上在臉書上狠狠把賴聲川削一頓,臭罵他。結果李國修的太太、學生都來說,馮哥謝謝,因為只有我敢這樣講。你賴聲川什麼東西,你的底細我全部摸清楚,只有我敢去罵陳文茜這種爛人,因為我太理解這些人,我跟他們都很熟。我不會因為我跟你是好朋友,有些事情我看到我一定要講,就像如果你們看到我不對,你們就講我,我也不會怎麼樣。

像我一天到晚被團隊說,馮哥這樣不行,我永遠是聽他們意見。我因為承認自己的錯誤,會少一塊肉嗎?減兩公斤嗎?不會嘛。我想到的事情絕對是好玩的事情,這東西才是台灣的文化之所以能夠進步、一直有新東西出來,所以很多人都願意跟我合作很多的事情,我的人緣真的很好。

問:你帶著媒體人的身分跨進政治圈,就你看到的,政治比較髒還是媒體比較髒?

馮:一樣髒。

媒體的髒是因為他們利用自己的身分,在扭曲一些事情,圖利一些事情。這種事情在國外比較不太可能發生,他們監督媒體的體制也在那邊。

政治當然髒,但政治人物如果出了事情,他的刑事責任更重,所以有很多政治的東西是非常私底下在做的。媒體的話,例如置入性行銷,曾經有段時間他是明目張膽地在做,因為他們沒有這方面的道德觀念;像這次的選舉,《聯合報》從來也不給我什麼版面,那我就認了嘛。
問:如果真的沒選上,你的後續計劃是什麼?

馮:我們大家有個約定,這次選完不管怎麼樣,我們要為 2016 年很多要投身政治的人,用我們的方式去影響他們。例如我要鎖定一些好的人,在政策上面我們願意跟他們 share 我們的看法。
這次出來一個很重要的名詞,叫做「公共性最大化」,例如多元成家我們丟出很多做法,如果今天柯 P 當選、連勝文當選,不管誰當選,我們都希望這些東西能夠繼續下去。因為我們提出來很多東西都是遠遠領先的,像是年輕人選里長這個概念,是我最早提出來的。

我當初就是跟這些朋友在聊,我說台灣政治應該從結構面、基層去做改變,那方式就是去選里長,這概念一丟出來,大家就說這個對,剛好又遇到 318 學運,這麼多年輕人出來,我覺得剛好也都是巧合,可是是非常好的巧合。這些事情就是公共性的最大化,就是大家去實踐。今年如果沒有實踐,下次 2016 年另一個選舉,我們希望更多年輕人出來參與,例如選立法委員。
台灣的政治要更親民、更進步,還是有賴於所有的人非常積極的去參與。不是說我因為有錢就出來參選,你要有腦袋,你要真的有個想法,而且現在是網路的時代,你的腦袋可以藉著網路散布出去讓很多人看到。我覺得台灣這次選舉,包括這麼多年輕人出來選里長這個事情,會得到人家的認同,因為在網路裡面,他講得很清楚。

我現在已經決心要投入政治。我有很多種方式。我一向獨來獨往,不太喜歡被一個政黨束縛,這是我的前提,在這前提下面,包括這次選舉,其實還是很多人支持我。我相信台灣還是有個空間,像我這樣子的怪咖去自行運作。
可是像我這樣的怪咖,是好的怪咖、好的殭屍,是可以帶來一些好的 impact。我這輩子做這麼多事情,像我前面講的,我因為是一個倡議者,永遠享受不到收割的果實;可是我無所謂,我倡議完這件事,我就趕快去做另外一件事,因為我覺得沒有別人可以做倡議,所以我作為一個倡議者就要忍受這種寂寞。
但我也不在乎,我沒有這麼大的得失心,我永遠有書可以看、有音樂可以聽、有咖啡可以喝、有朋友、有紅酒,每次開會喝的紅酒都是很好的紅酒;馮光遠說要開會,大家就要去,我就算喝威士忌也喝得比別人好,很多都是艾雷島的威士忌。

我家就是台灣最棒的一個沙龍。有我家鑰匙的人太多,包括年輕人,像上次丟馬英九書的緯緯,他只要到台北來,就拿鑰匙自己進來睡覺,然後留一堆垃圾。因為他們不熟悉這邊丟垃圾的規矩,分類、幾點鐘,高雄來的不知道嘛,這我都無所謂。我連廁所都分男生跟女生。

我們家雖然小,這陣子因為去坐牢,這邊等於是一個空空的宿舍,大家都進來睡覺幹嘛的,結果我回來的時候發現,「幹,怎麼這麼亂!」

原文出處:BuzzOrange
張貼留言

網誌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