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4日 星期五

南方朔:問對問題 才會找對答案;跨世代的新功課(黃哲斌)






南方朔:問對問題 才會找對答案



2014-04-02 天下雜誌 544期

「美國的國會如果也被佔領」是個問得很差的爛問題,充分自暴了鎮壓心態。問錯問題,不但無益於社會進步,只會讓問題更惡化。
問問題的方式非常重要,它經常暴露出問的人自己的心態與偏見。問錯了問題,不但無益於社會的進步,只會讓問題更加惡化。
最近,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學生陸續佔領了立法院和行政院。於是,台灣許多的大官說,這是嚴重的違法,如果是美國國會山莊被佔領,必然也不會容忍,更別說國務院被佔領了。
但人們都知道,美國政黨政治良好,民主政治的運作很上軌道。美國絕不可能有某一黨獨大,就一意孤行這種事。
由於政府與國會有是非、不亂為,因此美國當然也動不動就有各種社會運動,但美國絕未發生過佔領國會議場或國務院之類的事情。主要的原因,乃是政府和國會已經用它們的表現,取得了人民的信賴。
因此,我們真正該問的,不是「如果美國國會也被佔領,也不會容忍」這個問題,而應該問:「美國人也天天有群眾運動,為什麼美國人不會以國會作為示威對象?為什麼美國人不會去佔領國會?」
怎麼問問題,太重要了。用前一種方式問,充分自暴了自己的鎮壓心態。如果美國國會議場被佔領,美國當然也會派出軍警全力鎮壓清場。
但這種情況在美國從未發生過。因此這樣問,當然是不曾發生過的假問題。真正該問的是後一種問題:美國人為何不去佔領國會議場或國務院?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當我們用後一種方式發問,我們就會知道,如果一個國家的機構有自尊、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人民對那個機構就會有信賴,當然就不會去佔領抗議。
這表示出,台灣的大學生會去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大概不是學生有問題,反而是立法院和行政院自己出了問題。
 如果我們能這樣問問題,進而讓立法院和行政院努力改革,當這些機構能恢復早已失去的公信力和尊敬,此後當然不會有人要去佔領了。用美國的例子證明了一個真理:官署的公信力是自己造成的。要人民不去佔領,它就必須自己形成人們不會去佔領的地位!如果立法權不彰、行政權罔顧民意,就是派再多鎮暴警察,大概也阻止不了將來的被佔領。
只要研究過思想問題的都知道,無論個人或群體,進步的真正動力,就是面對問題。

問對問題和問錯問題,就會造成方向上的差之千里。人類普遍都有一種劣根性,都會根據自己的眼前利益,只問自己可以得到利益的問題,而不會問真正的問題。「美國的國會如果也被佔領」就是個問得很差的爛問題。(作者為作家、詩人及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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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哲斌:憤怒的街頭 跨世代的新功課

2014-04-02 天下雜誌 544期 許多人驚訝於攻佔立法院、強攀行政院的激昂場景,台灣的大學生不是耽溺於小確幸嗎?這些憤怒的年輕身影,究竟從何而來?若想理解這股世代之怒,就必須以年輕人的眼光來看台灣。
對台灣而言,三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是無比沉重的一星期。
許多人驚訝於電視螢幕裡的畫面,驚訝於攻佔立法院、強攀行政院的激昂場景,台灣的大學生不是耽溺於小確幸嗎?這些憤怒的年輕身影,究竟從何而來?
四個面向 理解這一代
再則,服貿協議如此複雜,橫跨經濟、貿易、法律、兩岸政治的艱澀議題,為何能點燃成千上萬學生的強烈情緒,讓他們寧可放下學業與家庭,長期靜坐抗爭?
若想理解這股世代之怒,就必須以這一輩年輕人的眼光,重新觀看我們身處的台灣。
一、這一代大學生剛上小學、開始理解世事之初,大約是二○○○年政黨輪替前後。換言之,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正好目睹扁馬兩位四任總統任期內,台灣政治在「民主」的外皮下,潰爛腐壞的慢動作歷程。
三十年前,「黨外」影射未來的希望,「政黨輪替」、「二次輪替」曾振奮我們這一代。隨著民進黨的國民黨化,隨著扁馬高空摔爛,年輕世代沒有政治偶像,沒有政黨包袱,也沒有投射實踐的希望,他們必須自己創造希望。

二、 約略同一時期,台灣的產業停滯、就業困難、薪資倒退,唯一明顯成長的幾乎只剩房市。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稅負不公平,健保等社會安全體系臨近懸崖,他們面對 台灣戰後首見「富爸爸、窮兒子」的世道。社會分配缺乏公義,他們未來卻必須背負龐大國債與公部門支出,迎接他們的,幾乎是讓人窒息的無路感。

 三、社會議題接二連三爆發,台灣看似政治解嚴,但無論中央或地方,保守集團壟斷資源與利益的力道,未曾鬆解,甚至加劇。這些衝突四處 流散遇合,土地,環境,勞工,農業,住居,移民,弱勢人權,歷史保存,自然生態,還有以核四為首的能源議題。執政者往往站在既得利益的一方,忽視多數民 意,或是扭曲壓制民意。
四、在此同時,我看見年輕世代的行動力,他們是與網路世界共同成長的一代,他們在BBS、臉書等平台匯聚訊息,磨劍練兵;他們一次又一次在各種社會議題裡,試著凝聚人氣、設定議題;他們練習分散式的組織運作,遠距協調,開放協作。

青年的今日之怒與明日之憂
多數主流媒體對公共議題的輕忽,讓他們摸索出「在社運中傳播理念、在傳播中推展社運」的雙軌模式。近十年來,大學生關注參與公共事務的比例與深度,遠高於他們的父執輩。
我們眼前的憤怒大學生,是在政治敗壞、經濟窒悶、社會傾斜的環境下成長,他們看多了醜陋的謊言,無力的碎念,以及懦弱的犬儒。他們憤怒,他們勇於投入,但大人說他們「沒禮貌」,要他們「回學校好好讀書」。當他們回到學校,看到的是總統、立委、縣長、媒體繼續惡搞。
而 服貿議題,正好觸動這群年輕人的今日之怒,與明日煩憂:重大政策草率混亂、公部門傲慢缺乏溝通、獨厚財團忽視弱勢產業、經濟益加依賴中國、政黨制衡失能、 行政權專斷獨大、黨意凌駕民意。上述政治、經濟與社會議題堆疊捲動,讓這群八年級生發出集體怒吼,也挑動台灣社會對當前政局的不耐與不信任感。
這些台清成交政的一流國立大學生,他們看見自己未來的結構限制,看見台灣社會的深沉危機,於是不再甘於受體制束縛,寧可採取激烈抗爭手段,凸顯當下瀕臨失控的治理危機。
三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是無比沉重的一星期,也是台灣重新健診、重新出發的契機。這群大學生有如白血球,讓社會全體發高燒,也讓我們檢視自己的病灶。
這道巨大的世代鴻溝,亦能是彌合社會斷層的橋梁。但願當狂熱退散,台灣能有更加勇壯清朗的未來。(作者為資深媒體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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