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談文學與歷史

Inspired by French literature and his own family, Kenzaburo O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94 for creating “an imagined world, where life and myth condense to form a disconcerting picture of the human predicament today.”

Oe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his family to leave their village of Ose-mura. His family had lived in the village tradition for several hundred years, and the women in the Oe clan told stories about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legends of the region, which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n him.  

The Second World War broke out when Oe was six and changed his trajectory in numerous ways. Militaristic education was de rigour in every school, with the Emperor as both monarch and deity reigning over the country’s politics and its culture. Young Oe, therefore, experienced the nation’s myth and history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village tradition, and these dual experiences were often in conflict.  

Sadly, his father died during the war, but his mother bought him escapist books such as ‘The Strange Adventures of Nils Holgersson’, which left a lasting impression. 

In 1945, Japan’s defeat brought enormous change and democratic principles replaced those of the absolutist Emperor systems in classrooms. Inspired by the promise of democracy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freedoms it affords, Oe set a course for Tokyo and left the village of his forefathers. At Tokyo University Oe avidly consumed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while his mentor’s thoughts on humanism gave him a new lens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the stories handed down to him by the women in his village. 

Oe made his debut in the 1950s with short stories. Several of his books deal with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while disability is a recurring motif in many of his stories after one of his sons was born with brain damage. His novel, ‘A Personal Matter’, was a way for the author to process and accept this event. 

Learn more about his remarkable life: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1994/oe/biographical/

作家的良心 大江健三郎談文學與歷史

【聯合報╱彭小妍 吳佩珍 陳世昌／採訪】 2009.06.23 04:53 am

第一篇 挖掘女性見證的近代史 大江健三郎將於今年十月來台擔任「大江健三郎研討會」的主題演講，4月27日於大江東京住所簽約。左起大江健三郎、吳佩珍、彭小妍。 （記者陳世昌／攝影） 1994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即將於2009年10月5日至9日來台訪問，並參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北京社會科學院外文所聯合舉辦的大江健三郎研討 會，擔任主題演講。文哲所研究員彭小妍、政治大學助理教授吳佩珍及《聯合報》駐東京特派員陳世昌，於4月27日前往大江先生在東京的住所，簽訂邀請合約。 大江先生接受將近三個小時的採訪，暢談文學、對東亞近代歷史的看法及作家的責任。聯副今日起連續三天特載精采的訪談內容。（編者） 《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彭小妍：有關您2007年最新的小說《優美的安娜貝爾‧李──寒徹戰慄早逝去》，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大江：請說。 彭小妍：您的作品經常引用世界各國的文本。您這本書中，互文的用法非常自由、豐富，可是同時故事結構也很嚴密，所有的互文都指向女主角的心理創傷。也就是 說互文和故事性之間取得很好的平衡，形成極大的張力。互文性強的作品，有時候故事的結構容易變得散漫，可是您這部作品卻沒有這個問題。這是寫作過程自然的 發展，還是原本特殊的設計？關於這點想請您談談。 大江：這一點我也想說說。我引用的作家有很多。以我這部作品來說，至少用了三個文本，像是德國的作家克萊斯特，美國的詩人愛倫坡，還有其他許多的文本。就 像您現在說的，我在這部小說裡面，想把整體的結構弄得很緊密，然後才放入許多文本。如果這樣做，有時候小說篇幅就會拉長，如《憂容童子》；本來是想儘量寫 少一點的。所引用的文本，比如說愛倫坡的詩〈安娜貝爾‧李〉，這首詩的日文翻譯也非常有意思。 吳佩珍：是日夏耿之介的翻譯。 大江：對，他的翻譯。其次是德國克萊斯特的小說。我對每一個文本都有很強烈的關心。比如說愛倫坡的詩，是怎樣束縛了大江這個作家，我很清楚地寫在裡面，一 方面，愛倫坡跟克萊斯特，清楚地表現出他們的不同，把他們都寫在小說裡。到了小說的最後，把大江、愛倫坡、克萊斯特轉化成電影、戲劇，各式各樣的人的詮 釋，每個都是獨立的，但又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可以說彭老師所說的是非常正確的。 與蘿麗塔同年「出生」 彭小妍：您這本小說也經常引用納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的《蘿麗塔》。 大江：是的，納博可夫也很重要。我想到了一件小事，我曾在美國的大學生活了半年。美國大學的日本文學研究者是沒有什麼經費的，所以邀我去上課演講結束的時 候他們給我一點點謝禮，大概一百塊美金左右，我也拿過七十塊美金的。我們就到餐廳去，每個人約有十六塊美金的預算，點十六塊美金的餐，酒是一罐啤酒，要喝 第二罐就要自己付錢，然後大家聊天。那時，薩依德這個非常棒的學者也在，他是我的好友，他已經去世了。還有評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Masao　Miyoshi（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教授），土耳其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奧罕‧帕慕克 （Orhan Pamuk），大概有十人左右。我們猜謎，看某個作家、人物是什麼時候出生的。有人出題說，有人知道1935年出生的精采人物嗎？薩依德說，我知道兩個， 我也說我知道兩個。薩依德就說，是大江健三郎跟蘿麗塔。然後輪到我說，我則說是薩依德跟蘿麗塔。我跟薩依德跟蘿麗塔都是1935年出生的，如果蘿麗塔還活 著的話就是七十四歲了。 心理的創傷 大江健三郎2009年四月攝於東京住所。 （記者陳世昌／攝影） 彭 小妍：我讀您這部小說，覺得結構的嚴謹就好像偵探小說一樣，您這部小說要解決的那個重大問題，是一點一點抽絲剝繭透露出來的，到最後才發現女主角櫻的創傷 到底根源何在。這一點，想請問您是不是整部小說寫的時候，目的就是在解決這個創傷？從開始寫的時候就預備這樣寫，還是說寫到後來慢慢的發展出來？ 大江：是後者。我很喜歡克萊斯特的小說，現在日本人不太讀。最初，我想如果寫克萊斯特的事，日本人會如何解讀，因此出現了將他的小說改編成為世界性電影的 情節。其中我想寫一個女主角，是電影的女演員。在寫的過程中，櫻這個人物在我心裡變得越來越具體，不斷成長。然後我在思考這個人物的時候，就想到她小時候 受過心理的創傷，這是因為小時候的我也有心理的創傷。 1945年戰爭結束，日本戰敗，而日本侵略中國，把台灣變成殖民地，所以中國人心理的創傷是更大的，台灣人也是，韓國人也是，大家都有心理的創傷。日本人 有，我也有。本來戰爭的敵國變成來占領我們，那時我十歲。他們建了圖書館，我從十二歲到十三、四歲，就很狂熱地在那圖書館讀英文書。所以對我來說，美國， 首先是和日本打仗的國家，然後是占領日本的國家，在這點上，我在從事學生運動的時候也反對美國的政治，是很複雜的。而同時我十三、四歲又常去美國人建的圖 書館，在那兒讀書，像是愛倫坡等，可以說是在那兒受到教育。所以在我的心中，美國是很有吸引力的，同時又很可怕，從小就這樣覺得。 我小時候日本與美國打仗，之後美國和日本又有很緊密的關係，日本的政治一直在美國的國際政治影響下一路走來，始終沒有從美國獨立出來。所以我在思考女主角 如果受到心靈創傷會怎麼樣的時候，想到一起製作電影的情節，她的心靈創傷在拍電影的過程才逐漸被發掘出來。我並不討厭偵探小說，偵探小說家跟我們純文學作 家、普通作家的寫法不一樣。偵探小說家是在一開始就知道最後的謎底，如果是一個女性發現她的心靈創傷，偵探小說家從一開始就很清楚知道這個創傷是什麼，可 是讀者不知道。偵探小說一開始就告訴讀者有這個創傷；我們純文學作家想寫的則是和自己相近的真實人物，在寫的過程中，自己去發現這個女子有過心靈的創傷， 最後發現這個心靈創傷是如何來的。小說裡面，在製作電影的過程中，女主角櫻自己去克服、解決這個創傷。然後我想像她從自己的心靈創傷解放出來的瞬間，是在 鄉下的森林裡，一邊製作電影，然後得到解放的場景，我就是這樣去寫的。我小時候有時會看到美麗的日本少女跟美國兵走在一起，她們穿著美國送來的漂亮舊衣， 而我們所穿的則是破舊的衣服，這啟發了我的構想。 最新的小說：《水死》 約1970年代，大江在四國家鄉森林中的一個樹洞裡面。 （圖／中研院文哲所提供） 彭 小妍：在《優美的安娜貝爾‧李》中，女主角櫻是國際大明星，可是到最後解決她的心靈創傷的，是大江先生母親和祖母所代表的敘事傳統。這好像是大江先生您作 品一貫的特色，無論如何引用國際性的文本，到最後都回歸到您四國故鄉的敘事傳統裡面。您自己是否覺得，您寫小說也是受到這種四國女性敘事傳統的影響？ 大江：是的。我現在正在寫一本小說，叫《水死》，是我最後的小說了。本來想寫我的父親，可是在寫的過程又發現不一樣的東西。特別是我的母親，年輕的時候， 她朋友跟著丈夫去上海的貿易公司工作。她的朋友在那裡生產時，一個人覺得寂寞，所以叫我在四國的母親也去。過了一年，我母親都沒有回來。後來是我父親出國 去帶她回來的。那是1933、34年，我是1935年出生的。如果我母親還在上海的話，就沒有我了。我本來是想寫父親、母親的故事，寫了三分之一。可是， 我從小就聽說母親有一些資料，收在紅色的行李箱裡，是她從上海帶回來的。我母親去世大概十年後，我妹妹本來保管那個行李箱，就給了我。我打開來看，裡面竟 然什麼重要的東西也沒有。所以這部小說就寫不下去了。於是我轉換了一下，寫一位小說家「長江」想寫一部叫《水死》的小說，回到四國跟新結識的朋友一起做戲 劇。後來這部小說的重點發展成寫那做戲劇的人的痛苦經驗。現在正在寫，開始要寫後半，是關於此痛苦真相的發覺，而這才是這小說的重要部分。這正好跟《優美 的安娜貝爾‧李》的形式很相近。我想將這兩部小說結合成一個作品，以二部曲形式呈現。 彭小妍：昨天我們去看了歌舞伎。歌舞伎裡表演的都是男性角色，但是在您的小說裡面您母親的這個劇團，都是女性在演出，而且觀眾也都是女性，男性還不能去 看。這是不是要表現一種邊緣性？也就是說，日本的歌舞劇傳統的主流是男性演員，而您這部小說裡的劇團是女性的世界。您是不是蓄意創造一種邊緣性，來跟主流 對抗？ 大江：是的。在日本的近代史裡，女性是被歧視的弱勢，可說是社會的邊緣。可是女性確實保有一些文化，我的祖母創作了類似歌舞伎的戲劇，我的母親對此戲劇也 很擅長。女性擁有日本民俗性的、民眾的記憶，所以我想描寫女性記憶形式的民眾記憶這樣的東西。日本的近代史，大約這一百二十年來的日本近代史，明治維新以 來日本成為新的國家，接二連三地侵略亞洲。侵略亞洲這類歷史，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歷史，以男性為中心的記憶。反過來看，女性到底有怎樣的記憶？當然，日本有 很多女性學者已在研究。可是我以一個男性作家的身分，想要寫我自己的母親、祖母是怎樣活過近代史，如何以女性的方式去記憶。在新的小說裡也是，特別是寫第 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結束的時候，日本人有怎樣的反應，雖說我父親在當年便已經過世了。大致是以我的父親為主角去寫，可是在寫的過程裡，父親的歷史本 來應該以男性的歷史去寫，卻發現那個歷史是留在母親以及祖母的記憶裡的。還有我的妹妹，站在女性的立場去思考我的父親是怎樣活過來、怎樣死去的。 身為男性作家想要去發掘女性所見證的近代史，便會遭遇女性的記憶，女性所記憶的歷史。像我這樣年過七十歲的作家，總是一面寫，一面想著：這是最後一部了，大概不會再寫小說了吧，不久就會死了吧。我是這樣設定的。所以寫了這部小說，我想應該就不會再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