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又一次違背我討厭自吹自擂的原則，把關於自己的報刊稿轉發這裏，原因很簡單：出版社頂着淡市風險出版了我的書，不想讓他們虧損。
南北漂泊 歸根香港
──專訪王璞
李浩榮訪問及整理
前言：王璞的回憶錄《故城故事》於今年九月出版，敘述文革知青一代，流轉多地，成長、讀書、謀生的故事。輯一寫王璞在長沙的童年，時值文革；輯二記八O年代在上海讀研究院的青春回憶；輯三寫九十年代來香港的奮鬥。專訪裡，王璞會憶述她曲折跌宕的人生，並會論及俄國和日本文學。
問：李浩榮
王：王璞
問：《故城故事》提到您出生於香港，但不久便隨家人遷回大陸，至八十年代才回流香港。當初是甚麼原因離開香港呢？
王：父親四八年到香港，五十年代初，在《星島日報》擔任首席記者，後來《人民日報》的總編輯范長江寫信給我父親，叫他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父親就帶著全家回去了。走了兩趟才成功，五Ｏ年是第一次，坐船到公海遇上國民黨佈置的魚雷陣，只好折返。原本我們住在筲箕灣，回國時把房子也賣了，這下只好搬到沙田住去。當時的沙田荒地一片，我們住在村屋裡。我就是那個時候出生的，出生在西環的那打素醫院。父親執意要盡快回國內，所以沒等拿到我的出生紙就全家走了；直到七十年代末，父親的一個朋友回國，才把我的出生紙帶回去。一九八九年底，我回流香港，就是拿著那張出生紙過海關的，不必另外申請。我家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五一年，父親、母親、奶奶、姊姊和我一起坐火車通過羅湖口岸回去，這回成功了。後來，奶奶一直怪責我父親不該回去，她說香港甚麼都好，住的好、吃的好、天氣好，工作也很好，父親月薪七八百，日子過得很舒心。
問：書的附記〈南湖渠．父親的日記〉提到，「五二年肅反運動中父親被失蹤」，請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王：父親回到北京後，由於是黨外人士，又從海外歸來，無法進入新聞界工作，被分派到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簡稱和大）。回國不到一年，便遇上肅反運動，一天他上班時被抓走了。沒有人來我家告知家屬。父親突然失蹤，母親急得不得了，去父親工作的地方查問，每個人都說不知道，其實所有人都知道，他們看著他被抓的呀。去報公安，公安局也說不知道。一周以後，媽媽通過一位親戚歐陽予倩才知道父親是被抓了。歐陽予倩當時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他幫忙過問，才打聽到父親下落。父親被關了三年，我們一家失去經濟支柱，惶恐至極。幸好母親的一位朋友祁姑姑接濟我們，每月給我家五十塊錢，寄了三年。祁姑姑當時跟隨「兩航起義」從香港回國，每月有一百塊工資，她分給我們一半。父親被關在「新生公學」，媽媽曾經帶著我去探監，那時我只有兩歲，印象很深的是，父親身後有警察持鎗看守。三年後父親終於獲釋。也沒有事先通知，一天，我們吃晚飯時，父親坐著三輪車回來了。回來就去原機關上班，機關領導在他抓走時宣布他是特務，放回來卻沒宣布他不是特務。後來我們才知道，父親被抓是因為有朋友寫了舉報信，說他在香港的朋友聚會上，曾講過同情國民黨的話。開始是有朋友說，「若抓到國民黨的特務，就要把他們千刀萬剮。」父親反對暴力，就說，「那不對，特務也是人嘛。」其實父親是親共的。八十年代，那位寫舉報信者碰見我父親，向他道歉說「對不起，我沒想到一句話會害得你家破人亡。」
問：書裡提及您全家人被「充軍」至大興安嶺，零下四十度的環境下，您的奶奶凍死在那裡，您母親與您均得了重病，請談談此事的始末。
王：父親五七年被劃為右派，他機關裡的右派都被發配到大興安嶺。一般右派都是自己一個人給下放，但我家被單位領導欺騙，全家一齊被送去大興安嶺。記得我們坐了六天六夜火車才到。大興安嶺冬天氣溫低至零下四十度。我奶奶當時七十多歲，去了不到一年就凍死在那裏。當時又碰著大饑荒，我們一年四季只能吃發霉的玉米碴子。讓我落下了長期腸胃炎，哈，終生沒有減肥問題啦！現在很多人喜歡吃粗糧，我絕對不吃，因為那時吃太多了。奶奶去世後，媽媽帶著我們姐妹三人逃去長沙，那是唯一的出路了。父親林業局還是有領導有惻隱之心的，見我家那種情況，就開了張證明放我們走。我七歲到十歲是在大興安嶺度過的，時間為一九五七年至六Ｏ年。
問：輯一〈長沙往事〉憶述您的外祖父，他原是銀行家，業務一度擴展至上海和香港。五十年代「公私合營」後，您舅家那邊的情況如何？
王：外公家是開銀行的，據說是長沙四大家族之一。四九年以前長沙只有那一家銀行。外公三十年代便去世了，由我二舅接管生意。一九六零年媽媽帶著我們跑回長沙時，二舅家住在一小閣樓房子裏。幸好三舅家有兩個房間，就騰出一間給我們暫住。父親每月從大興安嶺寄六十元錢給我們。其實他工資也就六十塊左右，但高寒地區有津貼，他自己就可以留下二十來元作基本生活費。「公私合營」後，舅舅家把所有的財產上繳國家，每月靠股息生活。文革爆發，股息便停發，好在那時舅舅的孩子也已經大學畢業，能自立了。長沙的生活比大興安嶺好多了，我們天天能吃上白米飯了。覺得簡直到了天堂。我媽明智地隱瞞了父親的右派問題，大家都以為我父親是支邊國家幹部，文革中我們竟得以逃過了大抄家。學校也沒把我們當黑七類子女看。
問：輯一提到六十年代您苦學英文的經歷，而到了輯二寫您報考華東師範大學時，報的卻是俄國文學，再到輯三，記您在香港報館工作時，上司臨場考您的日文翻譯。在艱難的年代裡，您是怎麼掌握那麼多門外語的呢？
王：我的英文完全是文革時自學的。找了位老先生教。民國時代他在美孚煤氣公司當翻譯，他教了我二十六個字母就被人舉報，說他腐蝕青少年。他便不敢再教我了。所以我連音標都沒學，英語一直開不了口。那時學習條件很差，連留聲機、收音機都借不到，所以我一直到能夠筆譯，還從未聽人說過一句英語。學語法倒是不困難，記得我搞到了一本《英語語法》，把書裡的所有例句都背下來。那時候，大家都在地下傳書看，我搞到一本英文《月亮鑽石》，就拿它當教材。英譯中，中譯英，反反覆覆地練習。不過因為口語差，日後給我帶來很大困擾。記得到香港後也斯介紹我去博益出版社找他朋友李國威，看看可否去當編輯，他事先也許把我的英文吹了一通。誰知李國威開口就跟我說英文，我第一句就聽不懂，趕緊唯唯而退。後來到了嶺南教書，為了讓自已英文能開口，我去新西蘭一個當地人家裏住了兩個星期，逼自己不得不講英語。
我的俄文比英文好，因為畢竟初中讀過三年俄文，然後再自學。所以後來我報考碩士、博士，外語我都是考俄文。讀俄國文學我讀過不少原著，因為撿到過一本俄羅斯古典作家作品集。那本書收的作家作品由普希金開始至高爾基結束，我把那本書從頭譯到尾，練習自己的譯筆。普希金、萊蒙托夫的詩，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的小說都譯過。最喜歡萊蒙托夫，他的長詩《童僧》和小說《當代英雄》都喜歡。我那時翻譯純粹是為了練習，沒有半點名利之心，也不可能有。因為所有的出版社刊物都遭禁，不會想到出版發表這回事。我那些譯稿只在朋友間流傳，所以都散佚了，我只保留了兩本小詩。至於小說，屠格涅夫的非常好翻譯，用字簡潔，我譯過他的《阿霞》和《初戀》。高爾基的小說比較難譯，因為他是自學成材的，比轉市井，偏愛俚語。相比於中國小說，我覺得俄國小說博大深厚一些，因為俄國作家有個很好的傳統，喜歡思考，俄羅斯本來不是一個盲從的民族。契訶夫、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時代，俄國小說已達到了高峰，蘇聯的小說就差遠了。但跟中國當代文學相比，蘇聯文學還是要好一些，畢竟出了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施塔姆、布羅茨基等等偉大詩人。茨維塔耶娃的名氣比不上阿赫瑪托娃，但詩寫得非常精彩。二Ｏ一八年我終於去了一次俄羅斯，想要看看我熱愛的那些俄羅斯作家生活的地方。
八十年代，長沙科技情報站開了一個日語學習班，我立即跑去報名。人家問我學那麼多門外語幹甚麼，我說多學一門外語，就好比多開一扇窗，多看到一片世界。那時候開始科技開放，所以讓人民去讀日文，好翻譯科技方面的材料。日文比較容易入門，我學了半年就去翻譯，連猜帶估，還譯了兩本書，記得一部是《龍子太郎》，後來出版了。還譯過井上靖的一個短篇<驟雨>。非常喜歡。那時我想到出版社編譯室工作，所以要拿出一點翻譯作品。我很喜歡日本文學，井上靖的《獵槍》我看了很多遍，很有味道。大江健三郎的小說就比較難讀。三島由紀夫我不太喜歡，但他有其特別之處。我喜歡太宰治，他雖也放浪形骸，但比較接地氣。日語也有助於我找工作。我到香港去《東方日報》工作，他們錄用我，我自稱懂點日文是原因之一。因為報館當時需要日文翻譯人手，我就說我可以。主編周石先生有點不信，有天下班叫我留下，把一篇大約三四千字的日文新聞特寫交我翻譯，是關於越南難民的。我譯出來交他，他看過點了點頭，指出了兩個錯誤，我記得其中一處是錯把「鴨脷州」譯成了「鴨舌州」。
問：您童年成長於「社會主義」的大陸，到中年移居「資本主義」的香港，您的價值觀想必經歷過一番的巨變，請談談當中最深刻的衝擊。
王：最強烈的感覺是香港人人平等，只要你有能力，又勤奮肯幹，就可以有機會發展。文革時，我在大陸有八年因家庭出身不好找不到穩定工作。有時連零工都找不到。來到香港，最強烈的感覺是工作機會很多。而且人家看重的是你的能力，而不是家庭出身。香港人尊重別人的私隱。在內地工作，同事們互相之間喜歡打聽別人的隱私。香港人就不同，同事之間不問家事。你問到我從前寫的一篇文章《化妝》，為什麼對化妝有那樣的驚奇？是的，我們在大陸時都認為化妝是一件可羞的事。我從不化妝，到了香港，報館有聚宴，同事們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席，只有我黄皮寡瘦，難看得很。同事們就提醒我，還教我買甚麼化妝品。我這才知道，在公眾場合把自己打扮得大方得體，是一種積德的行為。
問：《故城故事》每一節都有寫到食物，談吃而念人憶事，酸甜苦辣盡在其中。寫食物的文學作品，您覺得寫得好的有哪些？
王：汪曾祺的小說我倒不覺得特別好，但他談吃的散文我非常欣賞。梁實秋的《雅舍談吃》也寫得很好。我很喜歡讀。至於西方文學，果戈里《死魂靈》裏用了很多篇幅寫俄羅斯食物，地主莊園裏的各種美饌佳餚，他都鋪陳得非常有趣。果戈理是一名寫食物的高手，是一位奇才，我特別喜歡他的作品，只是魯迅的《死靈魂》譯本誤導了我，讓我一度對他敬而遠之。其實，許多偉大的作家都寫到了吃。事實上離開了吃就不成生活。有的人認為作菜作飯是負擔，我倒覺得這是一種樂趣。於是在寫《故城故事》時就不知不覺地寫到了一些食物的事。
（刊於香港《明報》2023年12月31日文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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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淪喪的一代人
接連看到幾條中國人在澳洲在日本犯罪的新聞，想起《私人史》于小紅文章中的一個細節。
于小紅回憶文革期間，胡同裡的居委會大媽指派每家接待十個串聯紅衛兵。別人家蒸饅頭就對付了，她奶奶心腸特別好，又特別認真負責，特地蒸了十斤大肉包。結果怎樣？正常人絕對猜不着。
吃了肉包子的紅衛兵油嘴一抺，就說這家有錢蒸這麼多肉包子，一定是地主資本家。衝進她家就是一頓亂抄，抄出了一張房產契。這下更不得了，說這是變天賬，把她奶奶和正在坐月子的小姨往死裏打。看熱鬧的鄰居不僅不解圍，還有人揭發說這家的大女兒是牛鬼蛇神，正在北京三中關牛棚，於是又把于小紅媽從學校揪回來一齊打。還把她們三個最大十三歲最小八歲的小女孩押在旁邊觀看。
這場打砸抄持續了一天，三個大人都被打得倒地不起，奶奶差點一命嗚呼。她們的小院被掘地三尺，房頂被捅穿，臨走時還把米缸熱水瓶都砸碎，能吃的東西都破壞掉。于小紅記下了那幫紅衛兵暴徒所在的學校：黑龍江佳木斯市六中。
我絕對相信她的描寫。因為我也親歷過那樣的場面，地獄般的情景，魔鬼般的紅衛兵。這幫惡魔如今若還活着大約是七十到七十七歲的年紀。現在大家明白為何這一年齡段的國人素質特別差了吧？被他們教育出來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不好好反省自己的歷史，能好得了嗎？不幸的是，如今正掌着權發着財的人，正是這代人和他們的兒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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