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現有的文學史料與紀錄，林亨泰與熊秉明之間幾乎沒有當面會面的紀錄，也極少有私下的直接書信往返。
他們的交往呈現了一種極為特殊的「公眾對話式」美學神交。在 1960 至 1980 年代戒嚴時期的時空背景下，兩人的互動主要是透過公共刊物上的文章發表、跨國寄寓與美學唱和來進行的。
1. 空間與政治的雙重隔絕
* 地理距離：熊秉明（江萌）自 1947 年赴法後，長年定居巴黎從事藝術與教學；林亨泰則在台灣中部（彰化、台中）一邊擔任教職一邊寫詩。
* 時代限制：1960 年代台灣處於戒嚴時期，台灣文人與海外（尤其是具備左派或複雜文化背景的海外華人）的私下通信與交往受到嚴格的政治審查，稍有不慎就會被冠上政治罪名。因此，當時許多跨國的美學交流無法像現代一樣自由通信或見面。
2. 「以刊物為媒介」的隔空對話
兩人的交流完全是透過公共文學園地作為「傳聲筒」：
* 第一回合（熊秉明的解讀）：熊秉明在巴黎讀到林亨泰 1959 年發表於台灣《創世紀》的詩作。1968 年，他將撰寫好的精闢評論〈一首現代詩的分析〉，發表於法國的《歐洲雜誌》，隨後這股聲音才傳回台灣文學界。
* 第二回合（熊秉明的譜曲）：隨後，熊秉明又針對該詩畫出音樂性的「譜曲示意圖」，並將這個具體的藝術構想寄登在台灣的《創世紀》等詩刊。
* 第三回合（林亨泰的接收與回應）：林亨泰是透過這些公開出版的刊物，才讀到這位遠在巴黎的「江萌」竟然對自己的詩作有如此深刻的理解。這種被知音認出的感動，隨後呈現在林亨泰後續的詩論與訪談回憶中。
3. 「神交」的美學高度
這種「不曾見面、不落私信」的交往，反而賦予了這段文壇佳話更高的純粹性：
* 純粹的作品對話：熊秉明在寫下那篇經典評論時，完全不認識林亨泰本人，甚至不知道林亨泰是在什麼樣的台灣鄉土背景（如從溪湖坐車到二林看到防風林）下寫出這首詩。他純粹是從文字、幾何空間與符號美學去剖析作品本身。
* 完美的理論印證：林亨泰後來在整理自己的現代主義詩論時，也多次引用或呼應「江萌」的觀點。兩人在沒有串通、沒有私下討論的情況下，在「現代詩必須具備音樂與繪畫性」的觀念上達成了完美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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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他們兩位是「老死不相見，文字結知音」的典型代表。
在 1950 至 1970 年代台灣高壓的戒嚴體制與白色恐怖環境下，文學傳播受到極嚴格的政治審查。《創世紀》詩社與《笠》詩社這兩大陣營，雖然美學立場不盡相同，卻在當時扮演了至關重要的「海外與本土文化橋梁」。
兩大詩社在政治夾縫中成功充當國際對話橋梁，主要依靠以下幾種靈活且高明的生存與傳播策略：
1. 創世紀詩社：利用「超現實主義」與軍中背景作為政治防彈衣
成立於高雄左營的《創世紀》由張默、洛夫、瘂弦等具有軍人背景的詩人創辦。這層特殊的「國家身分」，給予了他們較不容易被懷疑是左派共產黨的政治信任度。
* 純粹美學的避難所：1960 年代，《創世紀》大力提倡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與前衛晦澀的現代主義。在政治掛帥的年代，這種將詩作推向極端抽象、深層潛意識與符號化（如林亨泰的符號詩）的作法，雖然表面上看似脫離社會現實，實際上卻巧妙地避開了當局政治直接的文意審查。
* 化身跨國前衛窗口：因為有這層防彈衣，《創世紀》得以成為大膽引進西方文藝理論、與海外留學生（如巴黎的熊秉明、美國的非馬等人）交流的平台。這也是為什麼熊秉明將評論寄回台灣時，能在《創世紀》的脈絡下順利刊登並引發討論。
2. 笠詩社：傳承「跨語言一代」的日治與海外文學養分
成立於 1964 年的《笠》詩社（林亨泰為發起人與首任主編），核心主張是「回歸本土」與「現實關懷」。
* 跨越語言的韌性：林亨泰這批台灣本土詩人，在日治時期受過高等日文教育。戰後他們被迫改用中文創作（被稱為跨語言的一代）。因為這層背景，他們擁有極高的外語閱讀能力與國際視野，在提倡鄉土寫實的同時，也能敏銳對接國際最新的文學思潮。
* 低調的國際互惠：雖然《笠》聚焦台灣本土，但他們並未閉關自守，而是透過頻繁地與日本詩壇、海外華人刊物進行翻譯與交換，打破台灣在戒嚴時期的國際孤立狀態，讓台灣的新詩美學被世界看見。
3. 「公共刊物」成為制度化的走私渠道
在無法自由通信、不能隨意出國的年代，文學期刊（詩刊）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交流媒介」。
* 合法流通的特權：當時的報紙、雜誌要發行，都必須取得極為困難的「登記證」並接受內容審查。但只要詩刊在國內合法立案，它就能透過郵政系統寄往海外，或由海外華人寄回文學作品與評論。
* 「江萌」筆名的保護色：熊秉明當時在巴黎，他的父親熊慶來曾是中國重要學者，這樣的家族身分在當時的台灣極為敏感。因此，熊秉明選擇使用筆名「江萌」寄回評論。台灣的詩刊主編在知情或默許下發表其文章，既保障了海外學者的安全，也為台灣引入了珍貴的國際美學養分。
4. 戰後世代與海外留學潮的互補
五、六〇年代正值台灣戰後第一波海外留學潮，許多台灣青年、現代派詩人赴美、赴歐留學。
* 台灣的《創世紀》和《笠》詩刊，成為這些流落異鄉的學子、藝術家與母國保持精神聯繫的唯一臍帶。
* 他們在巴黎（如熊秉明）或美國讀到台灣寄去的詩刊，激發了創作與評論欲；寫好後，再藉由國際航空郵件投回台灣發表。這種「台灣寄出作品 海外解讀 評論寄回台灣發表」的循環，在戒嚴的銅牆鐵壁上，悄悄鑿出了一扇呼吸國際空氣的窗戶。
總結來說，兩大詩社並非公然與體制對抗，而是將文學期刊編織成一張具有強大包容力的美學網絡。他們藉由藝術的前衛性避開政治地雷，以刊物為載體，完成了林亨泰與熊秉明這段驚豔歷史的「巴黎—台灣」跨國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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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泰順街8號 (林 野)詩人羅門和蓉子伉儷
超過10年沒來師大商圈走動，發現那裡變得很冷清，泰順街亦然。記得住在這條街的8號4樓，3樓與4樓之間有一扇鐵柵門，那棟老樓房依然佇立，祇是換了主人。
大學時瘋狂地迷上現代詩，到處向詩刊投稿，為了想認識一些仰慕的詩人，加入了中國新詩學會。第一次去開會是在羅斯福路三段的一棟大樓，當天我和一位優雅的女士同時走進電梯，發現她也是來開會的，等到坐定方知她就是蓉子(王蓉芷)。同年到耕莘文教院參加洛夫詩集「魔歌」的發表會，乍見人群中有一位留着短髭的男士用廣東腔國語發表評論，他就是久聞大名的羅門(韓仁存)。
羅門在9歲，渡過瓊州海峽，離開日寇侵犯的海南島，隨後廣州淪陷，又轉到筧橋，考入空軍幼校和官校，1952年代表空軍參加全國運動會，因踢足球傷了腳，以致未完成飛行訓練，遂離開軍校轉任民航局，派到美國聯邦民航總署(FAA)受訓，成為松山航站的高等技術員。蓉子是揚州閨秀，南京金陵女子大學肄業，來台後在台北電信局國際台工作。1955年，羅門與長他6歲的蓉子結婚，從此在詩壇相互輝映，被稱為「中國的勃朗寧夫婦」（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著名詩人）。
1954年，「藍星」和「創世紀」先後創刊，五、六十年代剛出道的年輕詩人總認為作品能夠在那裡發表，如同鯉魚躍龍門。「藍星」的羅門和蓉子，詩風迥異，一剛一柔，卻琴瑟和諧。第一次和他們談詩，是1977年在明星麵包店的二樓，除了滔滔不絕的詩觀，記得他風趣地說了一句話：「寫詩如同做愛，需要體力，也需要技巧」。之後他的詩成為我的「範本」，以前得獎的「西門町」、「傳說」、「邊緣城市」都受到他的影響，或說我無意抄襲了他的風格。
詩和藝術佔據了他每天的生活，他在「心靈訪問記」的詩論中認為：唯有詩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短的距離，進入生命的真位與核心。他對戰爭、死亡、城市，總是投入了最深刻的觀照。他去過馬尼拉郊外的麥堅利堡(Fort McKinly)，日賭了在太平洋戰爭中7萬陣亡美軍的十字架(壯闊的死亡)，也參與過1968年民航客運的林口空難失事調查，支離破碎的現場令他驚撼不已，所以他說：「生命最大回聲是碰上死亡時纔響的」。
70年代，西門町的峨眉街11號出現一家「作家咖啡屋」，是羅門和7位作家朋友合資經營的，當時大家希望賺到錢後再合夥開書店。開門後儘管高朋滿座，每個月舉辦詩歌朗誦會，人文薈萃，然而叫一杯咖啡可以坐上好幾個鐘頭，以致盈收不佳，抵不上昂貴的房租，最後黯然關門，聽說羅門為了清償10幾萬的債務賣掉一間房子。
1981年7月20日，「陽光小集」在南海路的國立藝術館舉行「詩與民歌之夜」，羅門上台不是朗誦，而是背誦長達150行的麥堅利堡，這首氣勢磅礴的詩譽滿中外，為他帶來桂冠榮銜。他和蓉子主編的「藍星」是最早進行國際交流的詩社，有人稱讚，有人嫉妒。1982年，洛夫在「中外文學」發表「詩壇春秋三十年」一文，掀起詩壇的軒然大波，羅門為捍衛「藍星」，義不容辭加入筆戰，抗衡超現實主義的那群詩人。
詩人伉儷經常忙碌地參加詩壇和文藝界的活動，並且以鼓勵和提攜新秀為使命。1981年，我出版「傳說」詩集，羅門特地為我作序「握住兩面鏡子的詩人」，一週內就刊登在民族晚報副刊。端午節我到中山堂領取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也是承蒙他的大力推薦，捧回一個很有重的銅質獎座，造型是他設計的，基座上有一句話：「以詩將人生提升到渾融的境界」。
自從「陽光小集」詩雜誌創刊後，一度搞得轟轟烈烈，其間羅門給了我們最多的支持。1982年5月和菲律賓「耕園文藝社」結盟時，他是在場簽名的見證人。我結婚時，蓉子來參加喜宴；兒子出生時，夫婦也賜贈紅包道賀，寵幸甚驚，這兩件事一直放在心裡不曾忘記。我所能夠回饋的，僅祇為他們寫過兩篇詩評－「回顧茫茫的曠野」和「永遠的青鳥」，如此而已。
兩位前輩一直住在泰順街，狹長的客廳經過匠心的佈置，成為詩人、學者、藝術家的聚會殿堂。我去過「燈屋」幾次，印象非常深刻，羅門以簡單的材料創造了詩境的「柏拉圖」，他自足地說：「光住的地方，沒有圍牆，在無邊的透明中，世界自由的來去」，他應該是裝置藝術的先行者，光的抽象雕塑家。
1984年，「陽光小集」宣告停刊，3年後我負笈到美國讀書，祇寄過3首詩給「藍星」，不久因課業繁重，詩的創作原動力喪失，完全停筆。回國後，忙於軍中事務和科研工作，昔年最愛的現代詩頓成為「身外之物」，僅去過「燈屋」一次問候兩位前輩。1993年某晚，羅門來電邀我去「燈屋」與一位美國詩人座談，當時正值服喪丁憂在家，不便赴約，竟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
2017年1月，我震驚地收到訃聞，稱詩人羅門已在睡夢中安詳逝世，享壽90歲。2月18日下午，我來到汀州路的福音神學院的「靈友堂」，參加大師的告別式，蓉子坐在輪椅上說了一句：「忽然發現我身邊少了一個可以抬槓的人」。當年妻子比他出道早，就因為讀了「青鳥集」，羅門寫下那首成名詩「加力布露斯」，開始追戀不捨，終於使美麗的青鳥垂下翅膀，在詩的國度與他共渡一生。
羅門說蓉子是他創作的恩人，結婚52周年，他在「詩的歲月」中如是寫下：「要是青鳥不來，春日照耀的林野，如何飛入明麗的四月，踩一路的繽紛與燦爛･･･」。第一次約蓉子到他的住處聆聽剛買的貝多芬唱片是個颱風天，那封信是由他親自當郵差，以「限時專送」投入信箱；有一次坐三輪車送蓉子回家，到達家門，蓉子又原車送他回來，十八相送，好感動的愛情！
當天出席者都收到一本「麥堅利堡」特輯，這首羅門的代表作被國內外稱譽為偉大的文學巨著，在1965年獲頒菲律賓總統金牌獎，且被譯成多國文字。然而，在20多年不詩不文的蒼白時光，我祇能在Goggle上找尋詩人的暮年生活，祇看到他老邁的身影，但不聞其聲。當我重讀詩人伉儷寄給我的信箋，想起他們構築的愛巢－「燈屋」，曾經在樓頂的天台招待我午餐。
他的詩句被刻在圓山新生公園「花之手」和木柵動物園「宇宙大門」的雕塑，他的名字被編篡到「大美百科全書」和「世界著名詩人辭典」，凡是有關詩的地方都有他和蓉子的身影，詩是他們的專業，也是職業。1988年，他回到海南島的故鄉受到當地文藝界的熱烈歡迎，母親早逝(他的筆名是紀念母親羅氏)，幾個兄弟協助他在海口構築一間「圖像燈屋」，他想着要為家鄉打造一座藝術燈塔。
2017年4月，羅門落葉歸根，安葬在文昌家鄉的父母墓旁。隔年蓉子離開淡水的「潤福安養院」，前往徐州的姪子家依親，渡過餘年，2021年1月，青鳥在百年後，飛往天國的遠方。她是戰後第一位出版詩集的女詩人，文風之抒情、婉約如李清照，作品被收錄在中學的國文課本，余光中說：「她是詩壇上開得最久的菊花」。她曾經送給我一本簽名的「歐遊手記」，那本書讓我認識東歐國家，睹物思人，音容宛在。
走過泰順街，兩顆燦亮的「藍星」已升上蒼穹。太久沒再寫詩，粗糙的文字難以悼念兩位前輩，昔年寫作歷程的老師。城市已失去詩意，變得越來越齷齪、邪惡，人性越來越虛偽、墮落，戰爭的陰霾和謠諑，遠近威脅着生命和生存而難以救贖，對詩人而言，如此抽身離去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刊載於文創達人誌111期，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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