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h-Ru Tsai
那曾經反抗日本殖民壓迫，並懷抱中國認同的台灣知識份子，後來怎麼了？
今天二二八，我想來聊聊這個台灣人。
謝娥(1918-1995)
謝娥是台灣第一位女性外科醫師，台北艋舺人，曾留學日本醫學校，1940年畢業，1942年自東京返台，在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現在的台大醫學院)擔任助教，也在台北醫院擔任外科醫生。
一個生活在1940年代、出身富裕家庭、受高等教育、職業令人稱羨的台灣人，在當代台灣，鮮有女性能擁有如此順遂的人生，與似錦的前程。明明可以平步青雲，但他偏不。
謝娥1942年自東京返台、1943年就開始密謀抗日，計劃在日軍的飲用水裡投毒、1944年事跡敗露被日本政府逮補，被移送台北監獄，在獄中還受鞭打酷刑。一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謝娥才被釋放。謝娥還在獄中時，曾有過出獄的機會，但條件是從今往後只能從事外科醫生的工作(日本人應該是害怕他從政)，而且只能跟日本人合作。但謝娥拒絕了，並表示：「只要我的一滴血還存在身上，我就是中華民族的子民。」
在日本殖民時代，許多對社會民族抱有熱情與理想的知識份子，看見台灣人被日本人差別對待，在殖民壓迫下台灣人只能當次等國民，自然對所謂的「祖國」心生嚮往。謝娥自幼受父親與家人影響，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便已非常關心台灣的民族運動。
戰爭結束後，中華民國代表同盟國來台灣接受日軍投降，並對台灣實施軍事佔領與代管，同時謊稱「台灣光復」。當時有許多和謝娥一樣，自我認同為中國人、曾以各種不同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的台灣知識份子，皆歡天喜地歡迎所謂的「祖國」，並積極學習中國語、甚至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謝娥也在戰後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於1946年參選台北市參議員，並以第一高票當選。他還籌組「台灣省婦女會」並擔任會長、也擔任中華民國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積極推動保障婦女參政權、以及保障台灣人權利的各項事務。
如此一個活躍在當代以男性為主導的政壇的女性，為何卻在政治聲望最如日中天的時刻，拋下台灣的一切遠赴異國？
1947年，發生了中華民國政權調兵赴台恐怖清鄉的二二八大屠殺。
在這個跨國屠殺事件中，謝娥看到了什麼？經歷了什麼？
1947年2月28日當天，行政長官公署前的衛兵向民眾開槍掃射，長官公署的秘書葛敬恩(後來投共了呢)，向台北市參議會報告，謊稱衛兵是向空中鳴槍示警，民眾驚嚇逃竄結果導致互相踩踏而受傷。身為台北市參議員的謝娥，在參議會聽取報告後，受參議會委託，向市民廣播長官公署前開槍事件的經過。謝娥便向全台灣人民廣播「衛兵對空鳴槍，市民互相踩踏導致受傷」的說法，當然這個說法騙得過其他台灣人，可是怎麼可能怎麼騙得過人就在現場的台北人？
憤怒的台北人隨即找到謝娥討要說法，群眾聚集在謝娥開設的康樂外科醫院前，激動怒斥謝娥是柯遠芬(警總參謀長)的爪牙，還衝進醫院將眼見所及的一切，醫療用品、器材、衣物、甚至是現金都搬出來丟在路上，放火燒毀殆盡，醫院窗戶沒有一片玻璃是完整的。謝娥知曉一切都是行政長官公署的詭計後，才明白自己被推到前頭當炮灰，只是被用來轉移焦點、代替陳儀吸收台灣人怒火的替身。可是即便如此，為人豪爽交友廣闊的謝娥，其政治生涯並沒有因而被中斷。在228大屠殺過後，同年1947年的年底，謝娥仍然以全台灣第三高票，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可見當時台灣人還是更願意把票投給台灣人)。
如此璀璨的一顆政治明星，無人能出其右。謝娥在任職立法委員期間，第一會期的出席率高達 90%，然而第二會期卻只剩32%、第三會期更是只有12%，推測他可能已經在為離開台灣做準備了。1949年10月，謝娥離開台灣前往歐洲，再轉赴美國，並在四年(1953)後取得公共衛生博士的學位。謝娥是第一位台灣人女性外科醫師，同時也是第一個取得公共衛生博士學位的台灣人。
為什麼謝娥非離開台灣不可？
謝娥在擔任台北市參議員期間，曾赴中國考察。有些研究認為，謝娥在中國考察期間，注意到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已露敗相，他擔心蔣介石一旦潰敗，若是中國共產黨渡海來台，二二八大屠殺將會再次重演。以及當時有謠言指控謝娥是共產黨，像謝娥這樣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台籍菁英，而且又是有極高民意擁戴的政治明星，就算沒有被貼上共產黨的標籤，日後也絕不可能躲得過政治清算，及往後長達30幾年的白色恐怖。在中華民國政權全面潰敗失守、逃難盟站代管地台澎的一兩個月前，謝娥已經早一步離開台灣了，可見他不再對中華民國政權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了。(當然也是他有離開的能力、經濟上也足以支持他離開，其他台灣人就沒這份幸運了)
我在查資料時，也認同如果謝娥不離開台灣，他將會坐上中華民國政權白色恐怖列車的貴賓席，因為在二二八大屠殺之後，當年與謝娥一同反抗日本殖民、戰後喜迎祖國的昔日戰友，紛紛加入共產黨(很明顯逼台灣人去投共的是中華民國政權)，昔日好友紛紛投共，謝娥能不「被共產黨」嗎？可是真正的共產黨才不可能承認謝娥是共產黨，台灣共產黨員蘇新是怎麼形容謝娥的？蘇新用筆名「莊嘉農」發表的書《憤怒的臺灣》，在提到二二八事件的章節裡，形容謝娥是「台灣著名的女特務」「勾結陳儀出賣台胞的台奸」。
如今對中華民國政權的夢幻泡泡破滅了，日語流利的他也沒有像許多受日式教育的台灣人一樣赴日避難，那可是他曾經對抗過的國家啊！最後謝娥定居美國，赴美後關於謝娥的資料並不多，目前看到的資料顯示他在美國拿到公共衛生博士學位，後來從事精神科，也曾在紐約州的衛生部門工作，據說有當到衛生部門的主管。謝娥一直到解嚴後，他去世的前四年，1991年才終於再次回到台灣生活，直到去世。
1940年，22歲，畢業於日本醫學系，擔任外科醫師。
1942年，24歲，離開日本，返台從醫。
1943年，25歲，開始密謀抗日，計劃對日軍投毒。
1944年，26歲，抗日事跡敗露，被補移送台北監獄，受鞭刑。
1945年，27歲，日本戰敗投降，被釋放出獄。開業行醫，並聲明貧病者不收費。
1946年，28歲，第一高票當選台北市參議員。
1947年，29歲，見證二二八大屠殺。以全台第三高票當選立法委員。
1949年，31歲，離開台灣。
生長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看盡台灣人被作為次等國民的屈辱，以身上留著中華民族血液為驕傲來反抗日本殖民。卻在喜迎「祖國」、慶祝「光復」後，經歷了比被日本殖民還更甚百倍的中國殖民。被日本人殖民時你被叫做「清國奴」，中國人來了後你又被叫「皇國奴」。在中華民國政權眼中你遲早都要共產黨的，在共產黨眼中你又是中華民國政權的特務。
謝娥的前半生，也是那個時代，許許多多台灣人的人
Why a Japanese Oscar Contender Isn’t Being Shown in Japan
Shiori Ito’s searing indictment of Japan’s justice system in handling sexual assault cases is nominated for best documentary feature at Sunday’s Academy Awards.
為什麼日本的奧斯卡獎候選影片沒有在日本放映 伊藤詩織對日本司法系統處理性侵犯案件的嚴厲控訴獲得了周日奧斯卡獎最佳紀錄片提名。
『ブラック・ボックス・ダイアリーズ』（Black Box Diaries）は、2024年公開のドキュメンタリー映画である。ジャーナリストの伊藤詩織による初の監督作品[5]。
デイビッド・マックニール「映画「Black Box Diaries」はなぜ日本で公開されないのか」『毎日新聞』2025年2月23。
^ “伊藤詩織執導的電影涉及‘人權問題’：前導演代表律師召開新聞發布會，要求修改：‘不尊重消息來源的保密性’”（2024 年 10 月 25 日）。
^ “對於伊藤詩織執導的電影，雙方各持什麼主張？前經紀人稱“請改正我不同意的地方”，導演則反駁“批評不准確”（Bengoshi.com 新聞）”。
^ “伊藤詩織的前經紀人要求她對導演處女作做出修改：“我感覺自己被撕成了碎片”；製作公司解釋說“我們負責處理這些材料的版權”。Bengo4.comNews。2025 年 3 月 1 日訪問。
^ Tsukada Kenshin (2024 年 12 月 19 日)。
- ^ a b 望月衣塑子 (2024年10月21日). “伊藤詩織さん監督映画に「人権上の問題」 元代理人の弁護士ら、修正求め会見 「取材源の秘匿守られず」”. 2025年3月1日閲覧。
- ^ “伊藤詩織さん監督映画に「人権上の問題」 元代理人の弁護士ら、修正求め会見 「取材源の秘匿守られず」” (2024年10月25日). 2024年12月23日閲覧。
- ^ “伊藤詩織さん監督映画めぐる双方の主張は？ 元代理人は「承諾ない部分は修正を」、監督側は「指摘は不正確」と反論（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ニュース）”. Yahoo!ニュース (2024年12月19日). 2024年12月23日閲覧。
- ^ “伊藤詩織さん初監督作品、元代理人が変更求める「ズタズタにされた気分です」 制作会社は「素材の権利処理は一任」と説明”. 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ニュー. 2025年3月1日閲覧。
- ^ 塚田賢慎 (2024年12月19日). “伊藤詩織さん監督映画めぐる双方の主張は？ 元代理人は「承諾ない部分は修正を」、監督側は「指摘は不正確」と反論（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ニュース）”. Yahoo!ニュース. 2024年12月23日閲覧。
The Japanese subsidiary of a major streaming service declined to distribute the film in early 2024, the filmmakers said, and theaters have so far displayed little interest in showing it. The prospects for the film’s release grew even murkier in October when Ms. Ito’s former lawyers and other previous supporters, including fellow journalists, spoke up against her, saying she had used footag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people in it.電影製片人表示，一家大型串流媒體服務的日本子公司拒絕在 2024 年初發行這部電影，而且影院迄今為止對放映該電影幾乎沒有興趣。 10 月份，伊藤女士的前律師和其他先前的支持者（包括同行記者）站出來反對她，稱她在未經拍攝對象同意的情況下使用了影片，這使得該片上映的前景變得更加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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