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8日 星期五

廖亦武 (2):無懼危難作家奬,別了,共產黨中國。尊者80慶典上演唱《自焚者之歌》......

 

廖亦武:刘霞获释也要感谢特朗普
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在纽约的哈维尔图书基金会颁奖仪式上表示,如果美国不发动贸易战的话,刘霞能不能出来真的很难说。他同时也呼吁关注中国仍被关押、被判重刑的异议分子。

Yiwu Liao

擾亂安定——無懼危難作家奬
答謝辭
謝謝評委會授予我這個獎,它以哈維爾先生首部英文自傳“擾亂安定”命名,譯成中文就成了“尋釁滋事”,在捷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統治時期,有不少異議分子都以“擾亂安定罪”或“尋釁滋事罪”被判刑入獄。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發生,我寫作并朗讀《大屠殺》,結尾句是:“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屠殺中只有狗崽子才能倖存!”——我“擾亂安定”,因此坐牢四年,自殺未遂兩次,卻在獄中開始一個見證人的寫作,并持續到現在——10年前那本由黃文英譯的《吆屍人》,再次擾亂安定。
2011年我買通黑社會,輾轉越南逃出中國,只為出版我的監獄自傳。我當德國政治難民已7年,還不太會德語,卻在菲舍爾出版了8本德文書,我明年的德文書是《王先生,擋在坦克前面的那個人》,其中有《劉曉波的最後時刻》,記錄了劉曉波的堅持和我們的失敗。
眼下劉霞和我在這兒,而劉曉波和哈維爾都遠走高飛,他們終於在天上見面,兩個老實人,起草了兩部憲章,而前幾天,我們去布拉格拜訪了瓦茨拉夫的弟弟伊萬……我們還在擾亂安定嗎……
我也被擾亂。我想起劉霞抵德次日,湖北另一異議分子秦永敏被重判13年,他已坐牢兩次,如今65嵗;而不久前,在我家鄉四川成都,創辦“六四天網”的55嵗的異議分子黃琦,在獄中腎衰竭,瀕臨死亡,黃琦80多歲的媽媽在網上公開了兒子的遺囑,并一再吶喊“黃琦無罪”。
哈維爾與昆德拉有過一場辯論,關於呼籲、政治、牢獄和遺忘——這一切有意義嗎?秦永敏和黃琦能活著走出監獄嗎?倘若不能,誰能記錄他們?我不能,因為我不能像瞭解劉曉波和劉霞這樣,瞭解他們的所經歷的種種。況且我記錄得夠多了,改變了什麽?新的罪行總是掩蓋舊的罪行……
可還得寫下去。
在登臺領獎之前,我發現奧爾佈賴特和基辛格,兩位前國務卿在場。你們對中國的影響力依舊存在。我希望您們關注我上面提到的秦永敏和黃琦,向中國政府提出釋放他們。
(註:作為哈維爾的朋友,奧爾佈賴特隨後也接受了哈維爾圖書基金會頒發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轉型紀念獎,她在答謝中對廖亦武獲獎表示由衷的祝賀,并說如果訪問中國,一定向中共高層提出釋放兩位政治犯)

2016

 Yiwu Liao 廖亦武


2010年10月31日,我從柏林返回成都。
這是我第一次出國,德國電視一臺關於我的最後的專題節目,大夥兒都擔心我再也回不來了。誰也不知道未來會遭遇什麽。
我和家喻戶曉的柏林牆詩人和歌手比爾曼同臺演出,在巴比倫劇院,當時的觀眾有1500多人。赫塔 米勒夫婦和前總統科勒、菲舍爾出版社老闆莫妮卡、責任編輯彼得 西冷坐在第一排。結束之後,赫塔痛哭失聲,她說:你害怕嗎,亦武?如果你真的害怕,就別回去了。
但是我去意已決。我固執地認為:我必須回到母語的環境,否則,作為一個中文作家,我將枯竭。我無法設想我在西方還能寫下去。
接著,我在北京機場被國保審訊,接著是茉莉花網絡革命。
我不得不買通黑社會,再次出逃。
別了,共產黨中國。如今,我在德國菲舍爾出版社有6本書,在其它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詩集,一本聲音書,兩個廣播劇的CD。


Yiwu Liao 新增了 3 張新相片 — 與允晨文化
這是我第三次見尊者了,並且是在他最後一場80慶典上演唱《自焚者之歌》。尊者毫不忌諱,反而給了我極溫暖、極有力的加持。
感慨萬千,一時卻無法說清楚內心的感受。先留著慢慢咀嚼和回憶吧。
在此次見面前,我在一德文雜誌發表了寫尊者的文章,也貼在這兒:
當今世界最有權威的政治難民
2011年8月23日,我從中國逃出來不久,在德國小城威士巴登,受到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私下會見。當時,有非常多的崇拜者迎候這位年近八旬的“政治難民”,可以說,他是當今世界最有權威的“政治難民”了。
而我當時,心情複雜,雖然經歷了曲摺的渠道才輾轉逃到德國,但還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流亡了。我對媒體説,我是為了出版監獄自傳《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而暫時跑出來。
達賴尊者身邊的人,某一日看了美國《先驅論壇報》,上面正巧登載著我的故事,就向老人家提議,能不能找這位仁兄聊聊?尊者欣然點頭。於是在威士巴登市政府樓中一間小屋內,尊者、我、廖天琪,還有藏語翻譯,圍繞一張小方桌,交談了20多分鐘。恍若夢中,我不知該說什麼,倒是尊者主動問起中國,甚至問起我的家鄉四川。我規規矩矩地回答,雖然尊者的溫暖大手時不時蓋在我的手背上,但依舊沒徹底緩解我的侷促。最後,我不由自主説:“真不知道前方是什麽。”
尊者收起笑容,若有所思:“前方是什麽?我們都在摸索,我比你大那麼多,還是需要摸索。只有共產黨,既不懷疑,也不摸索,毛澤東説:‘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他是皇帝,一言九鼎,沒人敢懷疑,可是他死了,地球還在轉動。中國經歷了許多歷史朝代,比較之下共產黨統治算短暫的,很快就過去了。說不定你寫的書都比他們壽命長呢。所以前方是什麽?前方就是毛澤東幾十年前鼓勵年輕達賴喇嘛的話:‘要有信心!’”
達賴尊者已經流亡50多年,隨著他,還有1999年底十七世噶瑪巴的流亡,整個西藏國土都沉淪了。一百四十多位無辜藏人的自焚,也不能撼動獨裁政權的鐵石心腸。但達賴尊者還在說“要有信心”——雖然我心中疑惑甚多,但從此卻獲得了一種源源不斷的無形力量。佛教叫“加持”。
為了獲得達賴喇嘛和噶瑪巴的“加持”,數不清的藏人翻越重重雪山,冒著被邊防軍射殺的危險,從自己的雪域祖國偷渡到印度。半個多世紀,600多萬藏人,至少有六分之一流亡在世界各地。今年2月20日,在斯圖加特的國際難民對話中,有位來自丹麥的西藏歌手,唱起了高亢的家鄉民謠,兩眼閃閃放光,似乎超越了所有的觀眾,從靈魂上回到冰封的世界屋脊,回到氂牛、經幡、廟宇和磕長頭朝聖的藏胞之間。休息時,她對我和憶梅談起獻歌給達賴尊者的場景:“那是我人生最最幸福的時刻,可給尊者唱歌的人實在太多,輪到我,尊者聽困了,打起瞌睡來,偶爾一睜眼,還沖我笑呢。嘿嘿,我們藏人嘛,達賴尊者在那兒,祖國和家鄉就在那兒。”
這一瞬間,我對這位歌手有一種說不出的羨慕。我不是藏人,我能說達賴尊者在那兒,我的祖國和家鄉就在那兒嗎?敘利亞內戰難民,能以他們的語言,烏克蘭的難民,能以他們的語言,朝鮮和阿富汗的難民,能以他們的語言——簡單地說出類似的話嗎?
好像不能。
每個難民的內心,都有不同深淺的刀傷。其他人的療傷手段我不太清楚,可我的療傷手段是寫作。我使用漢字寫作時,就暫時回到在現實中回不去的“紙上的故鄉”。如此苦難、殘暴和荒唐的故鄉,但在回憶中,因為一層層時間面紗,又凸顯出些許的悲涼詩意。
比如20多年前,在監獄中教我吹簫的老和尚。他的歲數比達賴喇嘛更大,一生中,要麽在老家的寺廟,要麼在他鄉的監獄——他內心沒刀傷嗎?好像是沒有。因為對於和尚,監獄是另一種修煉的寺廟。他每日的功課是“得到自由”。因為心不自由,一個人無論在哪兒,都活在監獄裡。
在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中,流亡的達賴尊者可以是被囚禁的老和尚。
被自己祖國驅趕的難民是人類抹不去的胎記嗎?我的祖國為什麼不可以在一本書、一首詩或一段音樂裡?雖然這樣的“祖國”很脆弱,隨時可能被打斷,被撕毀,被遺忘。但是“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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