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 Carter
Holding the Carter Carved a New Mold for Ex-Presidents
Jimmy Carter redefined the American post-presidency, leaving a lasting imprint through his work overseas, particularly in the realm of public health.
卡特擁有“公民頭銜‘Title of Citizen’ )，為"卸任總統"打造新模式吉米·卡特重新定義了美國卸任總統的腳色。他透過在海外的工作，特別是在公共衛生領域，留下了持久的印記。
Jimmy Carter(1924~2024) and Rosalynn Carter 前美國總統卡特與其夫人
美國前總統 JIMMY CARTER；Habitat for Humanity
江文正
這是一篇有關前美國總統卡特與其夫人的最新報導。作為一個總統，他也許不是很稱職；但是作為一個人，他有非常高尚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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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上周五（7月14日），92歲的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從醫院返回工地，度過了他今年在工地上的最后一天。34年來，卡特總統風雨無阻，雷打不動，每年都要飛往世界各地在工地做一周的義工，身體力行支持他參與的眾多慈善項目之一：國際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這個慈善組織在世界各地為流離失所的窮人免費修建房子，建房材料都來自慈善捐助，建設者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義工。
這次他們來到了加拿大。今年是加拿大建國150周年，國際仁人家園要為加拿大的窮人建造150所房子。92歲高齡的卡特總統每天都要在工地工作，鋸木板、釘釘子、上準頭……，兢兢業業一身是勁。
上周四，工地氣溫偏高，烈日當頭，卡特總統照常忙忙碌碌鋸著木頭，忽然一陣眩暈坐倒在地上。身旁的特勤局特工見勢不妙，趕緊扶住了他。救護車很快來到，將卡特總統送往醫院。醫生診斷為中暑脫水。卡特總統在工地暈倒的消息很快由媒體報道，讓無數景仰這位老人的網民擔憂無比。不料，第二天，卡特總統又在夫人的陪同下出現在工地。人們終於放下懸著的一顆心，再次為這位老人的精神感動不已。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不是一場親吻兒童逗弄小狗逢年過節去老鄉家裡揭揭鍋蓋的政治秀，這是長達34年宗教般虔誠的堅持。這位老人已經攀登了人生中的最高峰（擔任美國第39任總統）、獲得了人生中的最高榮譽（2002年因為對國際和平和人類慈善事業的貢獻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92歲高齡之身，本可頤養天年，卻堅持服務全人類、為推動人類的進步篳路藍縷。
而和他一起篳路藍縷的是89歲的夫人羅莎琳，這對了不起的伉儷不久前剛剛慶祝結婚71周年。無論是參加美國總統就職典禮、去非洲探望難童還是去工地當義工，伉儷二人都手牽手一起走。他在哪裡，她就在哪裡，服務他們共同的事業。1982年，他們一起創建了卡特中心，這是他們私人出資的非營利性公益組織，致力於提高超過65個國家人民的生活質量。此外，從第一夫人任期開始，羅莎琳就一直關注人類心理健康，她一手創建了“卡特中心心理健康工作組”，聚集世界一流專家和從業人員為改善人類心理健康而盡心竭力。
這對閃耀天使光輝的靈魂伴侶，讓我們重新相信愛、愛情、人性和信仰。
71年來，他們相知相守、相親相愛。她不像藤蘿，從不依附，而是將自己站成一顆樹，和他枝葉相交、心意相通。彼此人格獨立卻契合，合二為一。問世間情為何物？但教如這般伉儷情深、靈魂相吸。而非像許多金權夫婦一樣在金錢和權力的春藥作用下苟合作秀、人前笑嘻嘻後各東西。
他們身為基督徒，卻從不空談基督，而是身體力行用行動去証明基督的存在。他們從不排斥異己、仁愛包容，他們的口中從未吐出恨，他們的行為永遠充滿愛。信仰不用挂在嘴上，而是要用生命活出信仰。作為政治人物，他們的真善，就像一面照妖鏡，照出了所有政治騙子的偽善，讓那些三句話不離信仰、滿口主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行事殘暴乖張、在外花錢買朋友在家作惡樹敵人的無恥混蛋現出魔形。
他們讓人類看到希望，看到人性原來可以這麼高貴。這份人性的高貴，承襲了五月花號102名清教徒的篳路藍縷以及由華盛頓、杰斐遜、林肯至馬丁·路德·金等歷代先賢的勇猛精進。這份高貴，就在於用生命去奉行和追求自由、平等與博愛。這份高貴，就在於鐵肩擔道義承擔精英的責任，一生致力於幫助弱勢群體，而非用一生的暴戾貪婪去制造弱勢群體。精英的價值，不在於能贏過多少人，而在於能幫助多少人。人性的高貴，源自和上帝立約而非與魔鬼勾兌。和上帝立約，才有自由、平等與博愛。
92歲的卡特總統和89歲的卡特夫人，讓我們驕傲而慚愧。驕傲的是，人性原來可以這麼美好高貴，慚愧的是我們離這美好高貴路途遙遠。但路在腳下，走起來，才能越走越近。
92岁美国前总统卡特当建筑义工晕倒 第二天重返工地
上周五（7月14日），92岁的吉米·卡特从医院返回工地，度过了他今年在工地上的最后一天。34年来，卡特总统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每年都要飞往世界各地在工地做一周的义工，身体力行支持他参与的众多慈善项目之一：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这个慈善组织在世界各地为流离失所的穷人免费修建房子，建房材料都来自慈善捐助，建设者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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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at for Humanity -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bitat_for_Humanity
Habitat for Humanity International (HFHI),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Habitat for Humanity or simply Habitat, is an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and nonprofitCarter Work Project | Habitat for Humanity
https://www.habitat.org/volunteer/build-events/carter-work-project
Former President Jimmy Carter and former first lady Rosalynn Carter demonstrated their commitment to social justice and basic human rights over and over ...Carter Work Project 2017 | Habitat for Humanity
https://www.habitat.org/volunteer/build-events/carter-work-project/2017
Jimmy and Rosalynn Carter, Carter Work Project, Habitat for Humanity ... Sponsors of Habitat for Humanity's 2017 Carter Work Project. Thank you to the ...江文正
這是一篇有關前美國總統卡特與其夫人的最新報導。作為一個總統，他也許不是很稱職；但是作為一個人，他有非常高尚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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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上周五（7月14日），92歲的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從醫院返回工地，度過了他今年在工地上的最后一天。34年來，卡特總統風雨無阻，雷打不動，每年都要飛往世界各地在工地做一周的義工，身體力行支持他參與的眾多慈善項目之一：國際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這個慈善組織在世界各地為流離失所的窮人免費修建房子，建房材料都來自慈善捐助，建設者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義工。
這次他們來到了加拿大。今年是加拿大建國150周年，國際仁人家園要為加拿大的窮人建造150所房子。92歲高齡的卡特總統每天都要在工地工作，鋸木板、釘釘子、上準頭……，兢兢業業一身是勁。
上周四，工地氣溫偏高，烈日當頭，卡特總統照常忙忙碌碌鋸著木頭，忽然一陣眩暈坐倒在地上。身旁的特勤局特工見勢不妙，趕緊扶住了他。救護車很快來到，將卡特總統送往醫院。醫生診斷為中暑脫水。卡特總統在工地暈倒的消息很快由媒體報道，讓無數景仰這位老人的網民擔憂無比。不料，第二天，卡特總統又在夫人的陪同下出現在工地。人們終於放下懸著的一顆心，再次為這位老人的精神感動不已。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不是一場親吻兒童逗弄小狗逢年過節去老鄉家裡揭揭鍋蓋的政治秀，這是長達34年宗教般虔誠的堅持。這位老人已經攀登了人生中的最高峰（擔任美國第39任總統）、獲得了人生中的最高榮譽（2002年因為對國際和平和人類慈善事業的貢獻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92歲高齡之身，本可頤養天年，卻堅持服務全人類、為推動人類的進步篳路藍縷。
而和他一起篳路藍縷的是89歲的夫人羅莎琳，這對了不起的伉儷不久前剛剛慶祝結婚71周年。無論是參加美國總統就職典禮、去非洲探望難童還是去工地當義工，伉儷二人都手牽手一起走。他在哪裡，她就在哪裡，服務他們共同的事業。1982年，他們一起創建了卡特中心，這是他們私人出資的非營利性公益組織，致力於提高超過65個國家人民的生活質量。此外，從第一夫人任期開始，羅莎琳就一直關注人類心理健康，她一手創建了“卡特中心心理健康工作組”，聚集世界一流專家和從業人員為改善人類心理健康而盡心竭力。
這對閃耀天使光輝的靈魂伴侶，讓我們重新相信愛、愛情、人性和信仰。
71年來，他們相知相守、相親相愛。她不像藤蘿，從不依附，而是將自己站成一顆樹，和他枝葉相交、心意相通。彼此人格獨立卻契合，合二為一。問世間情為何物？但教如這般伉儷情深、靈魂相吸。而非像許多金權夫婦一樣在金錢和權力的春藥作用下苟合作秀、人前笑嘻嘻後各東西。
他們身為基督徒，卻從不空談基督，而是身體力行用行動去証明基督的存在。他們從不排斥異己、仁愛包容，他們的口中從未吐出恨，他們的行為永遠充滿愛。信仰不用挂在嘴上，而是要用生命活出信仰。作為政治人物，他們的真善，就像一面照妖鏡，照出了所有政治騙子的偽善，讓那些三句話不離信仰、滿口主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行事殘暴乖張、在外花錢買朋友在家作惡樹敵人的無恥混蛋現出魔形。
他們讓人類看到希望，看到人性原來可以這麼高貴。這份人性的高貴，承襲了五月花號102名清教徒的篳路藍縷以及由華盛頓、杰斐遜、林肯至馬丁·路德·金等歷代先賢的勇猛精進。這份高貴，就在於用生命去奉行和追求自由、平等與博愛。這份高貴，就在於鐵肩擔道義承擔精英的責任，一生致力於幫助弱勢群體，而非用一生的暴戾貪婪去制造弱勢群體。精英的價值，不在於能贏過多少人，而在於能幫助多少人。人性的高貴，源自和上帝立約而非與魔鬼勾兌。和上帝立約，才有自由、平等與博愛。
92歲的卡特總統和89歲的卡特夫人，讓我們驕傲而慚愧。驕傲的是，人性原來可以這麼美好高貴，慚愧的是我們離這美好高貴路途遙遠。但路在腳下，走起來，才能越走越近。
92岁美国前总统卡特当建筑义工晕倒 第二天重返工地
上周五（7月14日），92岁的吉米·卡特从医院返回工地，度过了他今年在工地上的最后一天。34年来，卡特总统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每年都要飞往世界各地在工地做一周的义工，身体力行支持他参与的众多慈善项目之一：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这个慈善组织在世界各地为流离失所的穷人免费修建房子，建房材料都来自慈善捐助，建设者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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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a The Gunman 超級音樂人聲
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 › wiki › Missa_L’homme_armé...
《Missa L'homme Armée super voces》音樂劇是 Josquin des Prez 創作的《普通彌撒》的兩個場景中的第一個，使用了著名的《L'homme Armée》曲調…
The Missa L'homme armé super voces musicales is the first of two settings of the Ordinary of the Mass by Josquin des Prez using the famous L'homme armé tune ...
The Missa L'homme armé super voces musicales is the first of two settings of the Ordinary of the Mass by Josquin des Prez using the famous L'homme armé tune as his cantus firmus source material (for the other, presumed later, setting see Missa L'homme armé sexti toni).[1] The setting is for four voices. It was the most famous mass Josquin composed, surviving in numerous manuscripts and print editions.[2] The earliest printed collection of music devoted to a single composer, the Misse Josquin published by Ottaviano Petrucci in 1502, begins with this famous work.
Background
[edit]Dating of the mass has been controversial, with some scholars proposing a mid-career date, for example during Josquin's Roman period (roughly 1489 to 1495), and other scholars, such as Gustave Reese, arguing for an earlier date, claiming that the contrapuntal complexity the mass shows is more typical of Josquin's early style, and that he simplified his method as he aged.[3] The earliest source containing the mass is the Vatican manuscript CS 197 (c. 1492–1495)[4] In his 1547 Dodekachordon, Heinrich Glarean wrote that Josquin "composed the two L'homme armé masses to show off his skill."[5]
Music
[edit]While usually classified as a cantus firmus mass, the use of snatches of the tune in other voices foreshadows the paraphrase technique which Josquin was to use extensively later in works such as the Missa Pange lingua, and which was to become one of the standard methods of writing cyclic masses in the 16th century.
Like most settings of the mass, it is in five sections:
背景
彌撒的年代一直存在爭議，一些學者提出了職業生涯中期的日期，例如若斯坎的羅馬時期（大約1489 年至1495 年），而其他學者，如古斯塔夫·里斯，則主張更早的日期，聲稱對位法品質所表現出的複雜性是若斯坎早期風格的典型特徵，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簡化了自己的方法。包含彌撒的最早來源是梵蒂岡手稿CS 197（約1492-1495）[4] 在他1547 年的Dodekachordon 中，Heinrich Glarean 寫道若斯坎「創作了兩部L'homme Armé 彌撒來展示他的技巧。
音樂
雖然通常被歸類為固定旋律彌撒，但在其他聲部中使用該曲調的片段預示著若斯坎後來在《米薩·潘格語言》等作品中廣泛使用的釋義技術，這一技術後來成為了解釋的標準方法之一。
與大多數彌撒設置一樣，它分為五個部分：
凱裡
格洛麗亞
信條
聖哉和本尼迪克特
Agnus Dei（分為三個部分：I、II、III）
Latest Updates: Jimmy Carter Dies at 100
The former president, who rose from peanut farmer to Middle East peacemaker, was known as much for his charity and diplomatic work later in life as he was for his single presidential term, which ended in 1981.
At 100, he was the longest-lived president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became known as much for his post-presidential diplomacy and charitable works as for his single, economically turbulent term in office.The crisis had its origins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led by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and Mr. Carter’s reluctant agreement to let Mohammed Reza Pahlavi, the exiled shah of Iran,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cancer treatment. The president had initially resisted pressure from some of his advisers to let the shah into the country, but he relented after learning that Mr. Pahlavi could not receive needed treatment in Mexico.
最新消息：吉米卡特去世，享年 100 歲
這位前總統從花生種植者成長為中東和平締造者，他晚年的慈善和外交工作與他於 1981 年結束的單一總統任期一樣出名。
100 歲的他是美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總統，並因其卸任後的外交和慈善工作以及經濟動盪的單一任期而聞名。
伊朗人質危機幫助定義了卡特的總統任期。
這場危機起源於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領導的伊朗革命，以及卡特先生不情願地同意讓流亡的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前往美國接受癌症治療。總統最初頂住了一些顧問要求國王入境的壓力，但在得知巴列維無法在墨西哥接受必要的治療後，態度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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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先生等人幫忙成立的女書房書店。
公視+
【若是我倆能共乘一部平安抵達的計程車…】
歌手陳珊妮分享28年前的往事，有感而發1996年11月30日發生的彭婉如女士命案，她也在幾乎同時地搭上計程車。
1996年11月30日是台灣夜歸女性最黑暗的一日，時任民進黨婦女發展部部長彭婉如在高雄出差，夜間搭上計程車後失聯，幾天後被發現滿身刀傷倒臥草叢、死亡多時。
彭婉如女士一生關心婦女權益，她的過世激發台灣社會面對女性權益缺失的問題，也促成《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法案通過...
#觀點同不同>> https://issues.ptsplus.tv/articles/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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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每個人都可以寫本書”，上世紀中台北的東方書局，指的是丹麥。在20 世紀初，發展國家的識字率都超過九成，中文界，二成。
台灣每個人都該寫本凡夫俗子回憶錄。
從0到9的九歌傳奇──天生的凡夫俗子(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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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介紹21世紀的百本名著，短文（百字內），有點難。倒數第幾本說是Howards End （P. Drucker 《旁觀者的時代》說，作者小說之最）的革命重述。
導演在拍奧德塞，李小龍
Megapolis： she was part of me
還有先生等人幫忙成立的女書房書店。
公視+
【若是我倆能共乘一部平安抵達的計程車…】
歌手陳珊妮分享28年前的往事，有感而發1996年11月30日發生的彭婉如女士命案，她也在幾乎同時地搭上計程車。
1996年11月30日是台灣夜歸女性最黑暗的一日，時任民進黨婦女發展部部長彭婉如在高雄出差，夜間搭上計程車後失聯，幾天後被發現滿身刀傷倒臥草叢、死亡多時。
彭婉如女士一生關心婦女權益，她的過世激發台灣社會面對女性權益缺失的問題，也促成《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法案通過...
#觀點同不同>> https://issues.ptsplus.tv/articles/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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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每個人都可以寫本書”，上世紀中台北的東方書局，指的是丹麥。在20 世紀初，發展國家的識字率都超過九成，中文界，二成。
台灣每個人都該寫本凡夫俗子回憶錄。
從0到9的九歌傳奇──天生的凡夫俗子(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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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介紹21世紀的百本名著，短文（百字內），有點難。倒數第幾本說是Howards End （P. Drucker 《旁觀者的時代》說，作者小說之最）的革命重述。
導演在拍奧德塞，李小龍
Consider it a bold reinvention of “Howards End,” or take Smith’s sprawling third novel as its own golden thing: a tale of two professors — one proudly liberal, the other staunchly right-wing — whose respective families’ rivalries and friendships unspool over nearly 450 provocative, subplot-mad pages.
論美麗
扎迪史密斯 2005
可以將其視為《霍華德莊園》的大膽改造，或者將史密斯龐大的第三部小說視為自己的黃金之物：講述了兩位教授的故事——一位自豪的自由派，另一位堅定的右翼——??他們各自家庭的競爭和友誼幾乎在近乎展開的故事中展開。
Megapolis： she was part of me
Nolan's 2026 movie The Odyssey is an adaptation of Homer's epic poem of the same name written around 750-650 BCE (over 2,000 years ago). The story follows Odysseus, a Greek hero and the King of Ithaca.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long and hard-fought Trojan War, Odysseus sets out on a journey to return to hi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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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大產業，譬如荷蘭的梵谷博物館，對其生平不少迷團保持權威看法，如不接受梵谷耳朵是高更的劍割下的說法（德國某教授）。
Dear Theo 的老哥，死於梅毒，也有點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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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忘於江湖：相聚離去會記得說聲謝謝的（包括寫篇難忘的下午）；讓你加入熱鬧的關懷社群。那位外文系旁聽中文系在美國香港任教（有大書房
鄭培凱／永懷葉嘉瑩老師），懷念加拿大的老師仙逝……
《聯合副刊》原出刊自《聯合報》，為一優質的詩文共賞空間，接受文藝作家、一般民眾投稿，或由編輯邀稿過程選刊的軟性、文藝創作版面，擁有純文學性質，刊載文藝創作、新詩、小說等不同表現形式的文章，資料庫主要收錄 1951 年以來原刊全版影像。
該副刊為臺灣重要的文學園地，歷經林海音、平鑫濤、馬各、瘂弦、陳義芝、宇文正等主編，有許多臺灣文壇名人諸如：吳念真、小野、丁亞民、季季、三毛、李昂、朱天文、朱天心、蕭颯等人都曾約定創作。
今天 udn 副刊 詩詞 加拿大Nov 23, 2024 — 詩人瘂弦先生於10月上旬在溫哥華離世，文藝界友好均感哀傷！為表達對「一代詩儒」瘂弦先生的悼念哀思，大溫哥華地區七個文學與文化團體聯合主辦詩人瘂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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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日本大飯店的插花，椿花，三層樓高的竹……教堂崇拜日之後的花；住房校長夫人每周無償的花藝。大自然中的卓別林春花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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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系統統合。
這次報到抽血聯結順暢，連去量血壓等……。我還注意到兩年來忽略的户外雕塑。圖書館的資訊系統： 日本人捐的“共振的世界”；劍橋博士在巴黎台北出版電影研究叢書……
醫療資訊系統統合。
這次報到抽血聯結順暢，連去量血壓等……。我還注意到兩年來忽略的户外雕塑。圖書館的資訊系統： 日本人捐的“共振的世界”；劍橋博士在巴黎台北出版電影研究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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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IE1975級同學會狂想曲(2024年底)
1.2024年我們幾人回系上，我說希望有網站，每位畢業/退休同學，能錄影五分鐘，告訴大家職業生活的心得。
2. 我們能編年度報告書
假設，我們每人負責打電話訪談3位同學，然後各寫100字報告受訪同學的"近況"，然後匯總成"年度報告書" (以前海偉家發過數次.....)
3. 還有很多構想啦，如有興趣，再說.......
明年出書，正想去訪問羅斌。他在國內受訪的紀錄，相當多，因為他是傑出的老外，畫家，荷蘭博士，館長，市民，台法文化獎得主……他在臉書上，曾介紹些優秀的書，所以或許該找他談這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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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億 vs 36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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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
Yokohama
frozen foods sake sashime 花
liquid bade flash fresh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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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卡特享年100歲，美國總統只當了一任，卸任時才56歲，使用「前美國總統的頭銜」比他在白宮的4年還常10倍以上，也許也做了更多好事。其實我對他還蠻有感的，他選上總統是我開始懂事與反抗的年齡，事實上也幫我定義了一個民主國家領袖的形象，可以年輕 (甘迺迪不是我的年代)，可以走入人群、可以被畫成漫畫 (那時已有柏楊畫大力水手被抓去關的印象，雖然不是知之甚詳)、可以被嘲笑。後來上了高中，黨外運動已全面展開，中美建交之事，國民黨更是極盡醜化卡特之能事，讓我更覺得卡特一定做對了什麼事。
卡特進入安寧照顧以一段時間，過世倒也沒有帶給我太多情緒再寫一篇，以下是拙著《你沒讀到的美國》中的一節，重讀以為弔念。雖有裁掉一些，但近7000字的文稿，仍不非臉書族類，若不嫌棄，也歡迎轉載。
***** 卡特的困境 — 李中志 (原文寫於 2019，思想坦克)
卡特政府的時代越戰已經結束， 60年代狂飆的氣氛漸漸淡去，卡特是處在一個進入80年代前政治思潮轉型的時代，但他顯得猶豫不決，把左右兩股截然對立的政客與知識分子全部得罪光。而媒體嗜血的本能，並不喜歡這樣沒有鮮明旗幟的領導風格，「無力感」（malaise）成為卡特政府的同義字。例如1979年的能源危機越演越烈，卡特卻在這個時候取消油價管制，加上三哩島核電廠事故，能源問題像一塊烏雲壟罩在每個人頭上。到了夏天，各地加油站大排長龍，民怨四起。其實比起以阿戰爭時的石油禁運，國際原油的供應還算平穩，但人心惶惶。
這時正是需要國家領導人發揮穩定人心的時刻，但卡特居然取消例行的總統國慶日演說，神隱到大衛營兩個禮拜，有媒體甚至開始懷疑總統身體狀況出了問題。其實辛勤的總統剛結束亞洲的訪問，去大衛營不是去度假，而是為了因應國家面臨的各種危機，準備內閣改組，馬不停蹄地開會討論。卡特還邀請各界領袖前來，聆聽他們的意見。卡特決定回到華盛頓後發表一篇能激勵人心的演說。這個構想堪稱合理，重點是要講什麼？包括副總統孟代爾（Walter Mondale）在內的部分政治幕僚一再警告總統，快二十年前甘迺迪總統那種「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的年代已經結束，選民要聽的不是總統傳道，而是要聽總統告訴我，汽油買不到，你總統要怎麼辦？剛好與甘迺迪揭櫫的愛國主義相反。
可惜卡特採納了另一批幕僚的建議，認為汽油沒有問題，人民的精神與信心才是問題。在這樣的理念下，他在7月15日晚間透過電視轉播，發表了他的「著名」演講「一個信心的危機」（A Crisis of Confidence），這是卡特自訂的演說標題。而這個演講之所以「著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而是媒體立刻以「無力感演說」」（malaise speech）來訕笑這個其實相當不錯的演講。其實即時的民調顯示卡特的支持度因這個演講回升不少，一般老百姓對這個演講的反應是正面的。但媒體與政論家並不買帳，認為這篇演講只是在教訓人民，一切都不是政府的錯，而是人民不知吃苦，失去信心，失去理想。要等到多年後重讀這篇演稿，許多人才發現卡特這位連接兩個政治世代的失意總統，在這篇「無力感演說」裡清楚而正確地指出重振美國所欠缺的信心。說來諷刺，雷根擊敗卡特的重要武器，正是以不說教的方式找回美國人信心，雷根的競選語言簡單明瞭，「人民沒有問題，這個政府才有問題」。
不幸的是，在政治場域裡，認知就是現實，一旦被負面定型，虛擬實境就會成為每位政客的惡夢。卡特的施政成績並不差，正如這篇被忽略的演講，要很多年後美國人才漸漸肯定卡特政府的前瞻性。只舉大者，卡特在任內設立教育部、能源部，他努力調整石油需求的結構，成功將進口石油減半；提倡綠能，甚至在白宮屋頂架設太陽能板；放寬法規，激勵垂垂老矣的電信事業與運輸事業；致力於世界和平，以阿戰爭在他的斡旋下，走向談判桌；歸還巴拿馬運河，以利美國與中南美國家的關係。
可惜接任的雷根往另一個方向走，幾乎逆轉了卡特的所有政策，重新大量進口石油，還通知媒體，故意移除白宮的太陽能板給全國人看。美國做為一個世界的超級強權，卡特的信念是，美國之所以強大，表現在它帶領普世價值的信心與責任，卡特是二戰後唯一沒有發動戰爭的美國總統；而雷根的訊息是，美國強大的表現，是它的人民不必犧牲任何生活享受，強大的美國會碾碎橫在美國利益之前的任何障礙，最後甚至走到出兵巴拿馬。不幸的是，美國選民歡呼擁戴的對象是雷根，不是卡特。1980年的大選，成為卡特從政以來最大與最後的挫敗。
卡特回歸平民後，並沒有中斷推行他的理念。他打破慣例，在必要時不忌諱評論現任總統的政策，但由於他的提醒超越黨派，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批評。時間不但慢慢把卡特放回他應有的地位，也讓他成為史上最受歡迎的卸任總統。三十年後，2010年，正當各界以超越政客的眼光欣賞卡特的時候，這位時已85歲高齡的前美國總統發生了一件有趣的插曲。
卡特彙整他在白宮四年（1977–1981）多達五千頁的日誌，於2010年出版《白宮日記》。為了促銷這本新書，卡特接受CBS 《60分鐘》節目訪問。節目一開始主持人（Lesley Stahl）直指在書中著墨甚多的健保法案。卡特雖然與國會的關係惡劣，他十分自豪他是最能夠說服國會的總統，只一任的時間，逆轉原本國會反對的法案數量僅次於詹森。但這個健保法案卻胎死腹中，後來因他的落選而不了了之。接下來12年的共和黨政府放任健保問題持續惡化，之後柯林頓雷聲大雨點小，原地踏步，要到歐巴馬政府才認真回到這個問題，事實上已積重難返。
卡特對錯失啟動全民健保的歷史機會難掩失落，這不難理解，但主持人話鋒一轉，直接問卡特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在這個法案中的角色。卡特也直接了斷回答，說都是他的錯，如果不是甘迺迪故意阻擋這個法案，美國人現在早就有全民健保了。這個指控立刻引發甘迺迪舊部與家人的強烈反彈，認為卡特十分不厚道，把責任塞給一年前才過世已無法反駁的甘迺迪。卡特的用字相當嚴厲，在書中如此，在《60分鐘》的節目裡如此，其他記者聞訊趕來採訪也是保持一貫的說法，顯然這是他的確信，也不願以人死為大當鄉愿。
全民健保根植於羅斯福的「新政」思維，是民主黨的核心理念之一，但成就有限。共和黨與民主黨對這個議題的看法南轅北轍，是毫無交集的分裂議題，而兩黨輪流執政的結果，在健保問題上無法形成跨黨派連續的政策。例如歐巴馬好不容易通過的健保方案，川普政府一上台就推翻。然而這兩個民主黨的歷史級人物，一個是卸任30年的總統，一個是已故的資深參議員，推動健保還是甘迺迪墓誌銘上重要的一筆，那麼一向給予人溫和形象的老總統卡特，何來這麼大的火氣？不知者或許會納悶，但簡單一句話，選舉恩怨。
不知主持人是為了慎重起見，還是唯恐天下不亂，再問卡特一次，「全民健保法案不過，您認為都是甘迺迪參議員的錯？」卡特也再一次慎重回答「對，都是他的錯。」「您的意思是參議員甘迺迪故意擋下這個法案，為了要傷害你？」卡特不加思索回答「我就是這個意思」。卡特還意猶未盡，彷彿把情緒拉回當年，指控做為委員會主席的甘迺迪為了不讓卡特得分，不惜讓法案不過，想著一年後自己就是總統，要把這個劃時代的法案作成自己的功勞。
其實兩人的健保版本沒有基本上的不同，自由派色彩濃厚的甘迺迪主張一步到位，由政府提供全民健保；卡特則較為溫和，試圖保留民間部門參與。同黨彼此妥協本來並不困難，問題是兩人個性、成長與從政背景完全不同，缺乏溝通的語言，更糟的是，1978年夏末正是卡特就任以來首度的期中選舉逐漸展開的時候，而輔選過程中，民主黨參議員甘迺迪挑戰民主黨總統卡特的態勢已經出現，兩人彼此敵視。一年後，美國20世紀最激烈的黨內叛變正式展開。 結果兩敗俱傷，此役成為甘迺迪家族重回白宮的最後一搏，卡特贏得初選，卻輸掉大選，30年後卡特顯然仍把這個帳算在甘迺迪頭上。
這場甘迺迪挑戰卡特的初選，戰況之激烈，兩百多年的美國歷史，唯一僅有。近年出版的《 Camelot's End》（ by Jon Wade） 記錄了這場玉石俱焚的民主黨內戰。雖然這種所謂的「叛黨競選」（insurgent campaign）在制度上幾無機會勝出，但人性難料，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最後一次。
叛黨競選這個詞並不是針對「保皇黨」指控的反唇相譏，它譯自insurgent campaign。谷歌翻譯直接將「insurgent」翻成「叛亂」，恐有誤導。若依據韋氏字典的解釋，insurgent的第二個用法，泛指做出違背其所屬政黨政策與決定行為的政治人物（One who acts contrary to the policies and decisions of one's own political party）。英美媒體與政治評論則採更狹義的用法，「叛黨競選」特指在初選中挑戰現任總統尋求連任的競選活動。
二十世紀有三位總統面對初選挑戰，在建制派的保護之下順利贏得初選，但之後輸了大選而連任失敗，他們是1976年的福特、1980年的卡特與1992年的老布希。其中最激烈的「叛黨競選」就是1980年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挑戰現任總統卡特。1979年夏天卡特支持度掉到19%，民調以2:1支持甘迺迪，就算民主黨員也以5:3支持甘迺迪取代卡特。對甘迺迪而言，這是浮士德的誘惑，1979年11月正式宣布挑戰卡特，為一場玉石俱焚的初選拉開序幕。對許多人而言甘迺迪挑戰搖搖欲墜的卡特並不意外，但此舉立刻攻佔全國政治新聞頭條，反應熱烈，只是這一切都是空氣。那是什麼樣的一個氛圍呢？
對媒體而言，「叛黨競選」具有很高的新聞性。當愛德華甘迺迪在1979年11月正式宣布挑戰卡特後，媒體有如聞到血味的鯊魚，興奮異常，這位甘迺迪兄弟的老么立刻成為焦點。可惜，被暱稱為泰德甘迺迪（ Ted Kennedy）的參議員在兩個哥哥的陰影下，並沒有他自己以為的受歡迎，而卡特擔心的，不是甘迺迪會在初選造成威脅，而是甘迺迪對卡特的破壞性批評不會止於初選。
一如所料，初選撼動不了現任總統的優勢，三個月後的幾場重要初選，甘迺迪一敗塗地，但小甘繼續選擇相信自己，對這些政治現實視而不見，而團隊也沒人敢講。1980年三月底時程進入紐約初選，甘迺迪家族的精神支柱，已故總統甘迺迪的遺孀賈桂琳，在紐約住家召開家族會議。甘迺迪家族年輕的下一代成員樂烈討論，一起想辦法如何讓這位泰迪叔叔光榮退出這場不可能贏的初選，但甘迺迪堅持走到底，繼續奮戰到八月。
甘迺迪顯然無法在各地初選說服建制派，唯一的機會是在八月的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促成所謂的「開放會議」（ open convention）。這是總統初選預留的機制，並非事前固定好的流程，而須在大會討論，由主席決定。一旦開放，原來依候選人選出的黨代表便不必依當初黨員投票的意志投票。甘迺迪相信憑他的魅力與三寸不爛之舌，只要大會同意進入「開放會議」，他就能靠他的三寸不爛之舌，說服效忠卡特的黨代表倒戈。
大會在八月中於紐約麥德遜花園廣場戰開，第一天全在吵是否「開放會議」這件事，但各言爾志，下面黨代表噓的噓，叫好的叫好。雙方使用的語言剛好就是四十年後民進黨蔡賴雙方的語言，反對開放的說，怎麼打輸了才要延長比賽？主張開放的說，卡特你要有信心，不要綁架黨代表，開放公平公開的初選才能證明你是最強的候選原。支持卡特的說，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支持甘迺迪的說，我們才是真正的民主黨。讀當年這些爭執的語言，對比2020年民進黨初選紛爭，不禁莞爾。
民主黨大會最後以嚴格的效忠條款進行投票，唱票後甘迺迪以1936：1396 大幅落敗，大勢已去，只好向他的支持者宣布退出初選，但心有不甘。口頭上的場面話當然表示支持卡特，但在接下兩天的議程中繼續高談闊論，處處機鋒，任誰都聽得出他還是認為他才是代表真正的民主黨。最後卡特以 2131：1151 贏得黨提名。值得注意的是，甘迺迪宣布退出後，卡特只接收到不到兩百張來自甘乃迪的選票。這點賴清德倒是在初選落敗後表現出風度與對蔡英文的支持，蔡英文也欣然選賴清德為副手，算是圓滿結束這場台灣版的「叛黨競選」，也保住了蔡英文的連任。卡特就沒那麼幸運了。
民主黨正式提名卡特後，甘迺迪還講了一篇他的得意之作《我們逆風而航》 （We Sailed against the Wind），被認為是他最好的演講之一，主角卡特只能在一邊傻笑。兩派的人馬從來沒真正團結過，三個月後卡特輸掉大選，繼福特之後成為戰後唯二沒有成功連任的總統；嚴格講福特只是接任因水門案辭職的尼克森，並未經過勝選，卡特是唯一經過勝選但無法連任的總統。多年後卡特早不與甘迺迪計較，不時稱讚他是史上一位優秀的參議員，但一講到1980那場「叛黨競選」，還是一肚子火。
於是出現了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是現任總統的表現不佳，眼見連任無望，才導致黨內同志為了保住政權而孤注一擲，挑戰主帥？還是總統民調低落，導致機會主義抬頭，同黨政客以此做為叛變理由，最後造成黨內分裂而失去政權？這個問題的答案無法得到驗證，但在經過時間洗滌，我們或可更清楚看清這之間的交互作用。1976年的福特、1980年的卡特，1992年的老布希，這三位受「叛黨競選」之苦而無法連任的總統或許缺乏魅力，但並沒有出現重大的政策錯誤，而他們的同黨挑戰者也無法提出與在位者明顯的政策區隔。對內無法說服建制派倒戈，對外又暴露的領導危機，進而加大選民對執政黨的不信任。
鑽研美國選舉的資深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便是以此質問甘迺迪。他親訪每位候選人，對甘迺迪最重要的問題，可能也是唯一的問題是，你出來挑戰卡特的正當性是什麼? 甘迺迪說不出個所以然，支支吾吾，盡是些空話，白修德豈是能被唬弄的記者？ 逼得甘迺迪氣急敗壞，完全失控，承認「我們要的都一樣，但他像個外人什麼都不會」，整個政府像個業餘遊說團，等等，無關政策的人身攻擊。訪問後白修德寫出評論《迷途的政黨》（The Party That Lost Its Way），收錄在1982版的《尋找自己的美國：總統的養成，1956-1980》（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56-1980）。白修德這樣形容甘迺迪，他像一位驕傲的機械工程師，完全鄙視卡特這位修水管漏水的水管工。
他也質疑了憲政層次的問題，同文這段話很有趣：『如果甘迺迪成功在八月的全國民主黨大會中摧毀總統，將有六個月之久，卡特仍然是正式的最高領袖與對外政策的國家發言人，但他將被視為一個無能的當局（impotent authority），這個情況恐怕不只是跛鴨，根本是一隻瘸著走的閹雞（limping capon）。』應是白修德故意用「閹雞」連結impotent的「性無能」，如此露骨形容，算是對甘迺迪不顧後果的「叛黨競選」很不客氣的譏諷。
值得一提的是，老一輩的人對白修德可能不陌生，合著《中國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在中文世界廣為人知。白修德秉持自由主義，對愛德華甘迺迪友善，對約韓甘迺迪總統更是推崇。Camelot便是白修德首創，用來形容甘迺迪家族的榮耀。白修德出身哈佛，受教於費正清，研究中國歷史，後來成為時代雜誌的政治記者，二戰期間駐派中國，與中國頗有淵源，對蔣介石從尊敬轉為唾棄。麥卡錫時代飽受騷擾，連工作都找不到。戰後轉為報導美國各次總統大選直到過世，分析鑽研這些選舉所創造的時代，寫《1980年的初選：荒誕的劇場》（The Primaries of 1980: Theater of the Absurd），感慨不已，認為是二十世紀美國政治史上最大的荒謬劇。
這齣荒謬劇的製作其實有它必然的原因，撇開甘迺迪個人的政治企圖蒙蔽他的判斷不論，讓他有正當理由起心動念的是民調。卡特的領導風格並不討好，民調一直低迷，甘迺迪則意氣風發，民調領先卡特兩三倍有餘，但甘迺迪忽略了這個民調是站在不同基礎上的結果，是參議員甘迺迪的支持度比上總統卡特的支持度。這種橘子比蘋果的概念，並不能保證甘迺迪在大選中依然保持優勢。以結果看，繼英國柴契爾上台之後，1980年的風向已變，選民倒向雷根的新保守主義不是偶然。屬溫和自由派的卡特能否逆勢連任不無疑問，但幾乎可以確定，由更左的甘迺迪代表民主黨，絕無機會說服選民重回60年代的自由主義氣氛。
所以對卡特而言，甘迺迪的高人氣並不足懼，因為卡特掌握黨機器，甘迺迪無法撼動卡特的提名優勢，但甘迺迪對卡特施政與風格的破壞性批評所造成的傷害，不會止於初選。這個憂慮後來的證明並非杞人憂天。如果進一步細究歷史的發展，民主黨的分崩離析並不是始於卡特與甘迺迪之爭，而是1968年初選鬧劇之後，建制派與民粹派鬥爭的延伸。1968年之後一連串的初選改革，民主黨未得其利，反而鋪陳了1980這場災難式的初選。
詹森1968年毅然退出初選不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高度處理越戰，還引發了其他的問題，最後以建制派的警察與進步青年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場外大打出手做為收場。這場鬧劇導致民主黨初選的改革，削弱建制派的影響力。這個改革是民主黨往民粹主義傾斜的開始，由參議員麥高文主導。麥高文是個理想主義者，典型的學者型政客，受到知青與草根黨員的支持。1972年麥高文靠自己訂的新初選辦法擊敗建制派支持的韓福瑞，取得代表民主黨參加1972年總統大選的門票，但最後慘敗給連任的尼克森，史上最慘。1976年共和黨在尼克森水門事件的陰影下士氣低落，民主黨爭取提名的競爭者大爆炸，也是民主黨首度由各州初選主導最後的提名。卡特獲勝，也如願擊敗福特，但這個人人有機會，不按牌理出牌的初選文化已經形成，四年後自己嘗到苦果。民主黨這個現象至今沒變，贏得選舉只能靠共和黨犯錯，而不是黨員齊心攻頂。
回到1980年八月11日在紐約麥迪遜花園廣場展開的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甘迺迪其實已經遍體鱗傷，他所剩的唯一機會便是促成「開放會議」。其實是否改變規則關鍵只在主席，只要主席同意也就開放了，但黨主席是卡特的人，裁定以嚴格的效忠條款進行第一輪投票，這個規則是1976年之後新加的。諷刺的是，這個效忠條款是為了防止草根選民選出的黨代表被建制派喬掉，如今卻是建制派用來防止黨代表造反。唱票後小甘大幅落敗，大勢已去，只好向支持者宣布退出初選。
這是超過四十年前的往事，如今甘迺迪已作古多年，卡特只要不講到那場選舉，雲淡風清，一講到就一肚子火。台灣2020年的蔡賴之爭算是圓滿落幕，皆大歡喜，但台灣各政黨的黨內的初選機制並不健全，對現任總統的保護其實是靠黨員的效忠與禮讓，在全無政黨區隔的全民調中，政黨與其黨員的支持無關緊要，在任總統不但沒受到保護，事實上是暴露在執政包袱的箭靶下，這是投機的挑戰者了然於心的事實。
拓荒的先行者
【按：全世界都在「利用」西藏，這不，未知哪年，宋祖英与多明戈对唱一首藏族民歌《康定情歌》，郎朗钢琴伴奏，堪称“天合之作”，却是一个最俗气的全球化搭配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7411f7Dk/
我更感慨汉人政权如此善于利用西藏民族的所有资源，却一个劲儿地想灭绝人家。然而，確乎有極稀少的漢人，也在最霸權的漢文化中，為藏文明「拓荒」，我稱他們是「先行者」，如王力雄、曹长青、朱瑞、盛雪、北明、李江琳、丁一夫等等，我孤陋寡聞，列舉不全，今聞李江琳病逝，再贴一篇旧文，我给北明《藏土出中国》写的荐言《你在走进哪个“西藏”？》】
西藏对中原现代汉人的意义是多重的：大一统的、殖民的、地理的、资源的、旅游的、音乐歌舞的、边疆文学的、喇嘛教的、农奴的，等等，在大众传媒（“文革”积淀最深厚）也即市井的层面，歌舞的和旅游的“西藏”大概是最“深入人心”也霸权最大的一个意义。它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那首“北京的金山上”， 由才旦卓玛演唱，是“文革”中音量最大的几首歌曲之一，它甚至已经代换成汉人的“崇拜”仪式，虽然这首歌是借藏人的歌喉，把北京说成神山，把毛泽东说成神——借藏传佛教的艺术来塑造汉人的“现代迷信”，也是一种“洋为中用”吧？我们可以发现，自由化的八十年代，西藏乃至整个边陲的声音，在中原是颇为沉寂的，那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到九十年代，那声音又“洪亮”起来，领头的一首歌，是李娜唱的“走进西藏”：
走进西藏，也许会发现理想。
走进西藏，也许能看见天堂。
呀拉索，走进雪山，
呀拉索，走进高原，
呀拉索，走向阳光......
意义空洞、徒然的高亢，它只剩下一个“西藏”的包装外壳，却风靡神州。那是一个“旅游西藏”正在勃兴的时期，患有“意义失重”的汉人青年，大部分只被地理意义上西藏的广漠、巨大所震慑，或着迷藏传佛教的奇异，或沉醉于边陲风情（“香格里拉”），这些都不妨去配合对西藏的征服、掠夺甚而灭绝。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藏族，在现代汉人的意义世界里，却好端端地留下一派浪漫歌舞和壮丽河山呢？
“走进西藏”——你是在走进哪个“西藏”？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意义。对于汉人来说，西藏在文明、宗教的意义上，一如她的地理躯体，也是广漠、巨大的，凭借“旅游” 是不可能简单逼近的。更大的困难，还在于现代史的篡改、阉割和掩埋，使汉人基本上完全失去接近真实西藏的所有通道。你永远在“走进”一个汉人虚构的“西藏”。
今年三月间，我与胡平应邀访问达兰萨拉，乃是我的第一次“走进西藏”，虽然是去印度北部的那个小镇。在藏传佛教的意义上，达赖喇嘛在哪里，西藏就在那里，所以才会每年大批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我对西藏的一无所知，是我的一个旅途苦恼，胡平因此向我推荐一本书，一路上我读着这本书“走进西藏”，我到了达兰萨拉后才获得印证，这本书把我引进了原汁原味的西藏，也让我最大限度的接近了尊者达赖喇嘛。这本书就是北明的《藏土出中国》。
没有宗教信仰的汉民族,自是不易懂得藏民族，一如懂犹太民族也很难（这本书借后者的“出埃及”来隐喻前者）。但这个基础的鸿沟，可以通过一座桥梁去逾越，即直接聆听达赖喇嘛，那是广大的欧美人民跟西藏沟通的一个渠道，只要你没有“民族沙文主义”心态。那甚至是一个纯美的境界。但是别忘了，在汉文的语境里，中共给达赖喇嘛戴了一顶帽子“披着羊皮的狼”——这个党曾是一个“帽子公司”，自文革以后基本不再生产“帽子”，但还是特别订制了这么一顶，供出口之用。所以，对汉人需要作“达赖喇嘛”的重新诠释，这也是北明书中颇具匠心的两章：《悲圣苍凉菩提心》、《消失的王冠》，恰似一组缠绵的二重赋格曲。因为北明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去诠释一个全球意义上的“达赖喇嘛”，那是人类所共有的一个菩萨，已经超出西藏的范围；而这个达赖喇嘛，有他的一个现代来源，即圣雄甘地，及其“非暴力主义”。北明的笔，在钩沉这些宏大意义的来龙去脉之间，从容穿插，不疾不徐。在这个普世的层面，我们比较容易接近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从远处眺望藏民族。达赖喇嘛在西方的魅力，也只是他博大精深的一个浅表层。
西藏是什么？你若对现代史上的藏人苦难一无所知，你只能跟一个“地理的西藏”相遇，而李娜歌词里的所谓“天堂”， 恰是藏人的地狱。在“大一统”话语泛滥的汉文世界里，我们几乎听不到丝毫藏人的呻吟。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北明对藏人的苦难史，有一种书写上的不遗余力，因为她不可能像廖亦武那样沉入汉人的“底层”或边陲，去寻访那里俯拾即是的“苦故事”，西藏的苦难还是被深深埋在地下的遗物和化石。北明从她所遇到的每一个藏人身上挖掘苦难，比如她写单巴次仁，五九年随达赖喇嘛逃离西藏的五口之家的最后幸存者，其故事源头来自英文的《雪域境外流亡记》，接着又穿插出现在对流亡总理的采访中，第三次再出现在描述汉语翻译桑杰嘉气质的章节中。自然，北明也不会放过西藏儿童村里的一个镜头：一个女孩鼓起勇气来到摄像机前，刚说出一句“我想我的爸爸妈妈”，就噎住了跑开，如此三番，竟不能完成一句她要说的话——苦难依然是西藏的主题。
西藏真相是最不易接近的领域，汉民族尤其困难，因为她连自己的现代史都被取消了，她弄不清曾被饿死过多少人、有多少反抗者被监禁和处死、独裁者施行过多少祸国殃民的政策，自然也不清楚这个“国家”对国际强权履行过多少“丧权辱国”的勾当，更遑论怎样欺负过弱势民族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这个汉人强权在西藏作的孽，至今也跟“八九六四”的大屠杀一样，被彻底密封着。吊诡的是，恰在“六四”前后流亡海外的中国汉人，开始追讨西藏真相，作为追讨中国真相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一些先行者（曹长青、朱瑞、李江琳）做了艰难的拓荒，他们的著述对汉民族而言，称得上是一种“西藏的启蒙”；北明又邀请他们，再加上一些藏人专家，到“自由亚洲电台”《走进西藏》专题里来，谈论西藏真相的一些基本问题（本书第二部分），集中而清晰，我便是一路阅读它而来到喜马拉雅山南麓，已然获得了对西藏的一个轮廓性认识。
本书对达兰萨拉和西藏流亡社会的描写，是写意式的，首尾贯通着作者的一种虔诚，不仅在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甚至在向我们传授一种如何接近西藏的态度。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是“康巴汉子”的素描，司机噶玛丹达“每到一地，只要有佛殿，他就进去恭拜，每次恭拜，必叩长头”，他在大钟寺“一身素缟”作长叩，“最美丽也最意味深长”；再就是“眼睛会说话”的桑杰嘉，北明描写他对流亡的锥心痛彻、对任何歧视的敏感，最传神的，是他对达赖喇嘛尊者的那种远远的敬畏和心疼。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北明写出了藏民族的尊严，一种溶入血液的民族气质，因为来自信仰的超越性，便在文明劫难、民族危亡和流亡艰辛中，屡经试练而越发纯正、坚毅。
付印补记
本书完稿后，我回国探望母亲。到家后不久，我再次向中国政府某机构提出申请，要求得到去拉萨旅行的许可，申请当即被拒。然而，在法律上，西藏周边四省藏区，即安多和康区，仍然是开放旅行的。于是，我收拾简单行装，驱车在云南、四川、甘肃、青海藏区旅行。
就这样，几年来从资料和采访中熟知的地点，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高山、深谷、草原，我寻找那些饱经沧桑的村寨部落，那些曾经辉煌的神圣寺院。我看到了设在寺院大门里的公安派出所，看到以震慑为目的的无数标语和宣传。朋友们曾再三关照我，涉及西藏的话题如今在国内是最为“敏感”的，弄不好就会有人为此进监狱，说话一定要小心。但是，每到一处，我依然随缘顺性，向萍水相逢的藏人老少问询，同体制内干部、生意人、退休老人、活佛僧侣、农夫牧民聊天。我能感受到素不相识藏人的疑虑，他们的恐惧、压抑、悲哀和怨屈，清楚地写在脸上。我用以打破隔阂的工具，是对当地历史的熟悉，特别是1958年“宗教改革”时毁寺事件的了解。
1958年，四省藏区几千座寺院被毁，几无幸免。僧众被批斗，被驱散，被迫还俗，甚至被杀害。藏人以全民族之力，竟一千多年时间积聚于寺院的财富被劫掠，被毁坏，被盗运到不知何处。藏民族千年文明的物质载体，几乎被毁灭殆尽。
藏区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修复寺院，历经三十余年，尽管各地政府把一些重点名寺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面子工程”，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尽管藏民族的普通民众又一次倾力捐款捐物于寺院，如今藏区寺院，仍然不及1958年毁寺前规模的四分之一。在深谷高山或偏远草原上，大片寺院废墟至今仍清晰可见。藏人作为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的主要民族，如今仍然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下。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爱国教育”、“安居工程”、言论禁忌和逮捕监禁的危险，在威胁着藏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藏文明的生存。
但是，藏民族并没有屈服，他们的精神并没有死亡。在几乎所有寺院，在很多藏人的家里，我都看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高压之下，人们依然在向他们的精神领袖顶礼致敬。这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只要佛法不灭，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
作为这段惨痛历史的研究者，我无法像一个普通旅游者一样，心情轻松地在藏区旅行。一路上，历史与我形影相随，满目皆是半个世纪前那场惨烈战争的遗存。
途中，我特地来到四川和甘肃交界的欧拉草原。连续几天的秋雨使道路泥泞不堪，汽车在寒风冷雨中艰难前行，像一个伤痕累累，举步维艰的部落汉子。我站到高坡上，遥望远处的黄河大湾，不禁悲从中来。五十多年前，几个牧民部落的近万男女老幼赶着牲畜聚集在这里，欲图渡过黄河逃往安全的地方，却遭到中共军队的包围屠杀，曾经有数千藏人倒卧在这片丰美草滩上。
我来到附近的一座寺院。除了新建的经堂之外，这座偏僻寺院仍是一片废墟。连绵细雨中，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弯着腰，步履艰难地围着佛塔转经，一圈又一圈。她，想来就是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她的父兄和丈夫在哪里？半个世纪过去了，除了她，还有谁记得他们？
冰冷的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和脸颊往下淌。我将一条来自达兰萨拉，尊者亲手挂在我颈上的哈达系在经堂门环上，默默告慰五十年前那场战争的亡灵：我已经将你们的苦难告诉了世界，你们，不再会被遗忘了。
2012年8月29日，青海
愿贫穷者获得财富，
愿忧伤者获得欢乐，
愿绝望者获得希望，
获得持久的快乐与富足。
愿恐惧者获得勇气，
愿被缚者获得自由，
愿弱者获得力量，
愿人们的心在友谊中相连。
--------- 1999年8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纽约中央公园演讲后，率五万余听众共颂的祈祷词
这本书已由联经出版社独家出版。这是相关资讯：
前言（節錄）
2010年夏末，我從西寧經由深圳到香港，取回寄存在朋友家的筆記型電腦，第四次前往印度達蘭薩拉。電腦裡儲存了四川、青海、雲南、甘肅四省中六十六個縣的縣志、十個自治州的州志、「四省一區」軍事志、1950至1962年新華社《內部參考》中約800頁有關藏區的報導、1956至1962年《人民日報》、《人民畫報》、《解放軍戰士》中的相關報導，有關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土改史、中共黨史、冷戰史等方面的文獻和資料，以及過去幾年在流亡社區的全部採訪錄音。
我的研究從資料統計開始，試圖通過資料來探知戰爭規模。
金秋十月，達賴喇嘛尊者應臺灣佛教徒請求，在達蘭薩拉大昭寺講經。其時，我坐在面對康加拉山谷的格爾登寺客房窗前，研究玉樹和果洛州的人口資料。提取出各種來源的資料後，我陷入了迷宮，在這些資料裡來回繞了好幾天，摸不出頭緒。近午，我關掉電腦走出小屋。遠處的揚聲器裡隱約傳來尊者講經的聲音。我站在走廊上靜靜聆聽。
猛然間靈光一閃，我悟出了走出「迷宮」之道。
是夜，我輾轉反側，無法安眠。接連幾天反覆比對得出的資料不時在腦中浮現：1958至1961年，玉樹州人口減少69,419人，比1957年減少了44%；果洛州至少減少35,395人，達35.53%，超過1953年該州人口的三分之一，兩州共減少118,172人，這還是經過「調整」後的官方資料。
夜深人靜，半睡半醒之間，遠處似乎傳來一個聲音，一遍一遍地重複著：「請告訴世界！請告訴世界！」
我猝然清醒，披衣而起，推門站到走廊上。月色朦朧，萬籟俱寂，朵拉達山脈在月光下靜靜聳立，康加拉山谷燈火稀疏。我左側的渾圓山頭，黑黝黝的松林裡透出溫暖的燈光，那是達賴喇嘛尊者的居所。我想起來了，「請告訴世界」，那是當年經中情局訓練的電報員、理塘人阿塔諾布在目送達賴喇嘛越過邊界後，向中情局發出的最後一份電報：
Please inform the world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請把西藏人民的苦難告訴世界。」
外部世界對西藏人民的劫難早有所知，對此一無所知的是我們中國人。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仍然不知道。
我的目光轉向朵拉達峰。月光下，海拔5,000多米的白色山峰皎潔如同仙山。許多蒼老的面容從我的記憶中浮起。他們來自西藏三區，曾經是牧人、農民、僧侶、政府官員、商人、小販，如今已是在流亡中度過大半生的老人。他們把埋藏心底的記憶交給我，這是何其沉重的囑託。
此後，我集中全部時間和精力，反覆計算、對照、考證，在大量資料中提取出一個個「點」，再把「點」連成「片」，把資料整理成筆記，把資料簡化為表格，用這種繁複費神的方法，讓事件本身從歷史深處一點一點地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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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我深感作為獨立研究者的艱辛。發生在五十多年前的這場戰爭，資料稀缺分散，評價眾說紛紜。這些慘烈事件，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發生在我們生活的土地上，有多少人在這場戰爭中死亡，有多少家庭破碎消失，有多少血和淚。那段歷史被有意掩蓋，被一再曲解。我常常對自己產生懷疑，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進行計畫中的旅行、採訪、圖書館檔案館的資料採集、直到完成最後的寫作。
2010年年底，隨著資料分析漸漸深入，親歷者的訪談逐漸翻譯成文，我益加感到精神上的壓力。這不是輕鬆的研究和寫作。資料非常繁雜，史實過於沉重，我擔心自己沒有能力承受。我向達賴喇嘛尊者的秘書才嘉先生提出請求，希望能再次採訪尊者。
2010年12月3日，達賴喇嘛尊者應我的請求，第四次對我敘述他所經歷的那段歷史。談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那場戰爭。我告訴尊者我從中共軍方資料中統計出藏人在戰場上的死傷俘降不完全數據：三十四萬七千餘人。尊者的臉上現出深深的憂傷。一時間，尊者和我都沉默不語。片刻後，尊者握著我的手，對我說：「妳的研究很重要。但是，」他嚴肅地注視我，「妳要記住，妳做這項研究，不是出於妳對我的支持，也不是出於妳對西藏的支持，而是因為妳要知道真相。尋找真相，這才應該是妳的動機。」
尊者的開示如醍醐灌頂，讓我銘記真相高於一切的研究原則，在以後的研究中為我指點迷津，幫助我經受了種種困惑、艱辛和壓力。
本書是對這場中共軍史中秘密戰爭的初步研究，包括戰爭的起因、決策過程；部分主要戰役分析；解放軍參戰部隊、兵力、後勤、雙方死傷人數，以及戰爭造成的後果。書中包含的資料、圖片、地圖等絕大多數來源於中文資料。原始資料還包括一百五十多份參戰解放軍官兵的回憶文章和幾百名藏人採訪記錄，其中的一部分列於本書「主要參考資料」中。書中相關人物的個人經歷，除了阿登的故事來源於流亡藏人作家江央諾布寫的《阿登回憶錄》之外，全為我在印度各西藏難民定居點中採訪而來。相關細節均由受訪者提供，並與中方資料對比查證；地點、景物的描寫也經過衛星圖和圖片資料對照。
本書所呈現的僅為那場秘密戰爭的概貌。大量細節有待相關資料文獻的解密，以及更多研究者的努力。我謹將此書呈獻給讀者，願此書能作為一個起點。我期待更多親歷者留下回憶，更多檔案解密，更多資料公開，更多研究者關注這段歷史，通過多維度的研究來填補中國現代史上的這一空白。我將非常高興和感激地糾正本書的錯漏。
那塊土地上發生過的一切已經凝成歷史，它可能被扭曲，但事實不會改變；它可能被掩蓋，但不會永遠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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