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日 星期一

人性與隨機殺人罪的對策:林萬億;蘋論;李茂生;黃哲斌;江燦騰、陳思宏、畢恆達.......真正的困境是:日本國的類似案件都找不到真正--科學意義---的原因

在我有限的閱讀之中,舉一些人的看法給大家參考 (我要謝謝李茂生;黃哲斌;江燦騰、陳思宏、畢恆達...諸先生):
我認為:真正的困境是:日本國的類似案件都找不到真正--科學意義---的原因,更不用談台灣,沒有做研究的基礎之國度。
所以任何人的對策,不管是那位階的主管---總統、院長、市長、校長.....----所做的,都可能是資源的錯置。

高雄市長說的作為: 我看不太出來這是否有效、行得通。

......為了避免憾事再度重演,市府團隊召集有關單位召開會議,擬定強化護童專案,以「快速打擊部隊」配合校方執行,繪製「危險熱點地圖」,並與社區巡守隊結合。期望藉由我們主動出擊,來達到有效遏止犯罪可能,更有效維護學童的安全。.....
台北市的作為,類似:
目前教育局已請學校警衛加強校園監視系統,並提高定點巡邏次數;社會局也加派輔導人員,配合學校規劃到校進行學生及教師安心服務;警政單位也會在既有的SOP上,加強雙向校安通報機制,發揮緊急應變能力。
我們必須做得更好,讓小朋友有個安心上學的環境,是我們的責任。

焦點評論:龔重安殺童事件的啟示(林萬億)


龔重安殺童事件是近6年來台灣第6起隨機殺人,或無差別殺人事件。這6起隨機殺人可分為兩類:一是社會挫敗型,除了鄭捷之外的5人屬此;二是反社會型,鄭捷即是。

社會挫敗型隨機殺人犯大多具有以下特質:男性、無婚姻、獨居、缺乏親密朋友、人際關係不佳、失業、收入少。其殺人動機大多是不滿自己的挫敗遭遇、想坐牢逃避現實,或是借殺人被判死刑等。社會挫敗型隨機殺人犯並不像反社會型隨機殺人犯是屬於人格違常(障礙)中的反社會型人格疾患,而比較是心理不健康。起因於人際關係不佳導致工作不順利,或是因失業導致人際關係疏離,惡性循環而出現如龔重安的自殺企圖,以為周遭人們都在笑他的被迫害幻想、幻聽等心理。
社會挫敗型隨機殺人事件不可能以增高校園圍牆或是關閉校園來避免。這只會更切斷學校與社區的互助關係。這類殺人犯不會只在國小校園行兇,也可能在公園、遊戲場、路邊等,防不勝防。比較好的作法是教導兒童保護自己之外,進行社區預防。
首先,家庭發現子女有工作不順利、事業失敗、感情受挫、人際關係疏離,而獨自離家租屋,應勸阻,或盡速將其尋回,協助他們解決困難;並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協助。 

利用社區資源預防

其次,學校的學生輔導團隊功能應發揮。反社會型人格障礙者有可能在國中後段就出現缺乏同情心、違反校規、說謊、缺乏責任感、人際關係退縮、攻擊等偏差行為。但是,社會挫敗型隨機殺人犯就不太會在國中小階段出現明顯偏差行為。反而是在高中職、大專階段,才會明顯出現升學、就業、感情、交友、家庭關係的挫敗經驗。這些階段的學生輔導功能必須加強。
第三,強化社區心理衛生服務。以台北市來說,就有一處全國設備最齊全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在金山南路。不過,恐怕沒有多少市民知道如何利用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資源。更何況有些縣市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功能有限,更難因應愈來愈多的社會挫敗青年的需求。 

毋須製造道德恐慌

最後,社會也無須將這些魯蛇或宅男宅女的挫敗行為放大,標籤他們為割喉殺人魔。這些人不是生下來就是魔鬼,而是家庭、教育、就業、社會融入失敗後的性情突變。如果我們能提供更多可能性給人生失敗組有成功機會,營造一個接納而不是標籤、排斥的社會。更不需要繪聲繪影地製造社會的道德恐慌,以為殺人魔就在你身邊。如果我們一直從弱點和缺損的角度來看待人生失敗組,只會繼續加深對這些人的排斥、邊緣化、污名化,而讓他們進入迴路效應。亦即,家庭、學校、法院、警察、社區、媒體愈對這些人採取貶抑、懲罰、污名、排斥,這些人就愈不容易找到正向的順服機會,反過來愈容易出現對抗社會的行為,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預言的犯罪者了。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蘋論:別讓劉小妹白白犧牲


 
把龔重安和鄭捷關在同間牢房,發還犯案用的尖刀,讓他們自相殘殺吧,這樣他們才能體會被害人的恐懼與痛苦。

每次出現社會挫敗型或反社會人格的兇殺案,還沒深入研究兇手的心理、精神狀態,立即就有一大堆關於兇手犯案動機的敘述與精神分析。這樣太過馬虎與不負責任,有些甚至牽強附會、望文生義,一陣風過去後,一切歸零,那些兇案對預防日後的案例毫無幫助,白白浪費了受害人的犧牲。這是台灣社會不求甚解、馬虎隨便的表徵,我們全台共2300萬名差不多先生和差不多女士呢。
在進步國家如歐美、日本,一旦有這類隨機殺人事件,政府會主動聘請心理、精神病學的專家進入監獄或精神病院對犯人做深度訪談與研究,然後做出一本周延精確並謹慎的研究報告,以分析犯案動機,並為預防以後同類型的犯案做出科學的建議。此外,學術界和民間研究機構的專家們,也會申請對犯案人做犯罪心理的研究,讓有關方面如檢警治安界、法界、教育界、社工界可以分享對這類案件的認識,並為判決和預防方案奠定基礎。
這幾天很多學者專家在媒體上,以反社會人格等心理與精神分析來詮釋龔重安現象,認為這類人「傷人不會愧疚」、「無法遵從社會規範,經常游走於法律邊緣」、「經常說謊欺騙」、「個性衝動,無法做長遠規劃」、「情緒不穩,有攻擊性,不時與人鬥毆」、「缺乏道德、良知,冷漠無情,即使目睹他人受害也無動於衷」……是的,這些分析都沒錯,但太過籠統化約。 

用遺忘來轉移愧疚

每一個犯案兇手都有個別性和獨特性,其心理與人格養成的過程也獨一無二,不對每個個案做深入的研究,只拿籠統的共相無法解釋獨特的殊相,也因此無法揭開兇手神秘內心世界的帷幕,等兇手被處死,我們就永遠不了解真相。懶惰的化約主義簡單的給一個籠統的解釋,就讓大多數人感覺找到答案而釋懷,安心地轉頭不顧而遺忘,以遺忘來轉移對劉小妹的愧疚感。
這樣的社會永遠不會進步,永遠不求甚解,就像如今我們對政治、經濟、社會等疑難雜症束手無策一樣。 

1 女學生清晨單獨搭火車上學,遭歹徒拖入廁所性侵。有婦女團體疾呼,設置婦幼專用車廂。
2 連續有大學生從校園建物的樓頂跳樓自殺,校方於是在樓頂加裝護欄,並將通往樓頂的大門鎖起。
3 女童在校園內遭歹徒殺害,把校園圍牆加高、設置監視器的呼聲又不斷響起。
門禁社區、堡壘城市,會是空間的烏托邦嗎?

陳思宏
德國媒體,會怎麼報導割喉事件呢?
德國跟所有國家一樣,主成分為人。意即,類似捷運殺人,或者割喉,這裡也會發生。這種不幸,世上沒有一片樂土,可以完全躲開。「台灣社會一定是病了」這句喟嘆,其實可以套用在任何國家。美國槍枝濫殺事件,德國也發生過,挪威也發生過。每個國家,都有人。有人,就一定有病。
但是媒體處理的方式,就有不同了。

要罵我之前,請先注意,我是說「不同」,並非,「比較好」。
面對社會殺人案件,德國小報,如果以柏林地區來說,就是B.Z.,會以類似我們台灣讀者熟悉的「大張圖片搭配精簡但聳動的文字」來處理。《畫報》也愛聳動,可能會報導,但,有其節制。
全國性的質報,例如大家比較常聽到的《南德日報》、《法蘭克福廣訊報》,除非那個社會案件死傷人數真是太多,或者有種族背景,否則基本上不會報導,有的話,篇幅也很小。曾經,德國發生過槍枝濫殺事件,這些質報就有專題,但聚焦不是死難者,而是,槍枝管制問題,請專家作者來深究。
死難事件,媒體必須保持距離。Germanwings撞山事件,媒體都要保持一個距離,不能把麥克風逼近。去檢討背後的那些因,但,不要把家屬放在鏡頭正中央。就算家屬自己要被採訪,媒體也必須要節制。
公共電視的新聞在德國是電子媒體重要指標,無論是收視率或者是影響力,都是領導地位。幾家公共電視的新聞節目,基本上不會處理社會謀殺案件。
受難者,不會以大量的影像,不斷地出現在人們生活中。
嫌犯,除非是像挪威的大型濫殺者,否則,其身影,並不會攻佔媒體。
媒體,不會跑去圍著政治人物,請他們發表,對這個謀殺案的想法。於是,政客可以少演一齣。
這裡沒有死刑,於是,不用圍著大喊快殺了嫌犯。反廢死的人先不要急著咒罵我,這裡沒有死刑不是我制定的,罵我沒有用。你們去臉書咒罵苗搏雅,有出到氣嗎?有幫助到受難者家屬一點點嗎?有讓我們這個社會,比較不「病」嗎?
電子媒體、平面媒體大量報導捷運殺人事件,有讓我們社會比較健康嗎?還是,靜靜地煽起,某些人心裡的動機?女童的死亡,捷運的血,被不斷報導,甚至動作模擬,對家屬來說,是「洗滌」?還是,「鞭笞」?
怎麼可能有答案呢,我跟你們一樣,搖頭,不知所措。
總是有病的。
監視器裝一百萬個,學校圍牆砌高高,隔離所謂的「反社會人」,到處都是金屬探測器。這些「平安符」都裝好了,啟動了,這世界,就不會有病了嗎?
節制很難。正義卻很簡單。
小妹妹走了,看不到未來的任何朝陽與星辰。
民眾開始獵巫,對象是行為人與廢死團體。
但是台灣尚未廢死,年間仍有六七件死刑判決,且執行四五人,堆積了五十五名待決者。
在一個仍有死刑判決與執行的國度,從湯姆熊、捷運鄭捷到剛發生的校園割喉,一件比一件兇殘而且無法預測。我曾經在捷運事件的時候說過,事件發生的機率會愈來愈高,期間會愈來愈短。我不是烏鴉嘴,而是曾經待過類似的國度。
好吧。繼續獵巫,繼續爽吧。集體的不安感,或許可以透過獵巫而獲得暫時的減緩,但是激情過後,所能夠期待的,大概也只有週期愈來愈短的再度激情。



【不勇敢的人】
1994到1997年底,我在台南、台北兩地跑社會新聞,主跑警局,代班司法。因為如此,我目睹一些黑暗心靈,扭曲、迷失、殘忍、令人驚駭的人性,包括陳進興與林春生。
或者,套句作家萬金油的名詞,那些「壞掉的人」。
因此,我對於是否應該廢除死刑,始終有些疑慮,因為我知道,其中有些人,我無論如何都不願在警局之外遇見他們,而且我知道,台灣的獄政及假釋制度充滿缺陷。
在此同時,我的經驗告訴我,台灣的偵查體系與司法制度,多麼可能造成冤獄,而死刑是無法回復補償的刑罰。而且,我知道死刑對於防制犯罪,尤其反社會人格的隨機殺人犯,嚇阻效果何其有限。到頭來,我們只是鋸掉了箭尾、平復了無可名狀的恐懼與憤怒,幾乎無助於防止下一次悲劇。
因為兩個我都無法說服另一個自己,因此,我從未對此議題發表意見。對我而言,這已超越社會或司法層次,更接近某種信仰與哲學問題。
如果你當面問我,關於死刑,我會說,對不起,我不是勇敢的人,我不知道。但是,我期待在各種制度配合下,有一天,我們的社會看不到殺戮,無論是犯罪,戰爭,或死刑。
直到今天下午,我瀏覽臉書塗鴉牆的各種憤怒情緒,看到一則文字,當場一陣惡感,忍不住解除了朋友。因為他寫著,「我衷心期望,廢死盟是下一個受害者」。
我極少主動刪朋友,但不在意被刪;我尊重各種不同意見表態,但這位臉友踩到我的底線。仇恨不會讓人變得更高尚,憤怒與殺意只會讓人變成另一個龔重安。而這些,正是此刻台灣社會最不需要的。
我甚至有些歉意,因為這位臉友的動態牆與生活照片告訴我,他是位慈愛的父親,一個勤奮的好人,這尤其讓我難受,因而決心寫下這篇告解短文。
在我眼中,善與惡,罪與罰,人性的複雜難解,從來不像熱刀切割奶油,一刀兩分。大多時候,我無法理解那些「壞掉的人」,但少數時刻,我在他們身上,看到某部分的自己,就藏在我的軀殼與靈魂底處。
(題外話,關於此事,推薦兩部對我啓發甚大的日本漫畫《家栽之人》與《怪物》。或者,高榮志這篇讓人為難的文章:http://goo.gl/sCyrF5 )
我不知道,如何杜絕下一次無謂的殺戮,但我知道,死刑也無能為力。我不知道,司法最終會作出如何判決,但我知道,我們不是坐在羅馬競技場裡,高聲喊「活」或喊「死」的激動觀眾。
我只知道,對抗怪物的最重要武器,就是拒絕自己變成另一個怪物;抵抗這些喪失人性殺戮的護具,就是不斷提醒自己,清醒人性的可貴。
此外,我會哀悼被害者,支持任何理解隨機殺人的政策或研究,並期許自己,能有更多智慧與勇氣,去愛護身邊的人。



Hanching Chung 真正的困境是:日本國的類似案件都找不到真正--科學意義---的原因。



假如,立刻槍斃龔重安與鄭捷兩人,接著問題就全部解決了嗎?顯然不可能.所以,問題不是只有槍斃犯案者而已.『社會失敗者』是一大票的,現在他們的新稱呼,就是『魯蛇』.對於現實中的『絕望魯蛇』,我們不是要有更重要的現象理解與對策分析嗎?



這是靈修人的看法:
Steven Chen 分享了 OSHO 的相片
 用死刑來解決犯罪的問題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因為這個社會有的是病患而不是罪犯,只有給予有效的治療,社會上犯罪的問題才能夠解決。OSHO 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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