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來台北宣道堂講道時，妻子 安息已一年。有些人給我安慰的話，說：「心情難過，很快就會好」，沒想到安慰的話，成為我的控告，因為過那時間，自己還是難過。
我來此講道，那天，來了一個新朋友，我下講台，與他談談。我要為此交談，大大的感謝主。這個新朋友，解決我的迷惑。
他說：「教授，我想我明白你的心情。」
我好奇的問道：「是嗎？」
他說：「我是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也是醫生。」
我知道那是美國最好的醫院之一，我說：「幸會」
他說：「我95歲，自己一個人回到台灣，看我的妹妹。明天我就搭飛機回去了，大慨此生不會來臺灣了。」
我說：「你的妻子沒有陪你來？」
他說：「妻子在50歲時，有一天晚上身體不舒服，送到史丹福醫院，隔天中午，她就安息了。」
我默默的看著他。
他說：「細菌感染她的心臟，各樣的方法搶救，都救不回來。」
我沒有回應。
他說：「我是基督徒，照顧兩個孩子，13與15歲。一直到他們長大」
我只有聽著。
他說：「退休後，我搬到北加州，自己住」
我問道：「這四十多年，你怎麼過鰥夫生活？」
他看著我，緩緩問道：「教授，我可以唱首歌給你聽嗎？」
我說：「好」
他唱：「let it be,let it be .....」
我跟他一起唱，在教會。
他邊唱，邊流下眼淚來。
原來四十多年，沒有忘記自己的妻子。
我為遇見這醫生,感謝主耶穌，let it be,天國見。
2024 Maxwell 傳
Albert Einstein kept a photo of Maxwell on his study wall, alongside pictures of Michael Faraday and Isaac Newton. He referred to Maxwell's work as the "most profound and the most fruitful that physics has experienced since the time of Newton."
Maxwell's equations were integr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Einstein's theory of special relativity.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他的書房牆上貼了一張麥克斯韋的照片，旁邊還有邁克爾·法拉第和艾薩克·牛頓的照片。他稱麥克斯韋的工作是「自牛頓時代以來物理學中最深刻、最富有成果的」。
麥克斯韋方程組是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張教授二十多年前就在中原王晃三老師的課中表演過。著作等身，然而此文是必比較完整的與台灣互動的簡介。
在「中原大學」，給我學弟妹的一場演講
謝謝母校推薦我，為中原大學的傑出校友。事實上，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傑出，但是畢業多年，深深地知道自己喜愛，與「水」有關的這一行。迄今仍像一隻河馬，泡在水中，不肯離去。
1973年，我進入中原理工學院的水利工程學系。我以爲聯考考差了，無奈到此地，後來，我才體會這是上帝對我最好的安排，最好的老師，最好的所在。
中原給我一種空間，可以自由的在圖書館中閱讀群書；可以在校園散步久久，又不會影響自己的功課；水利系的就讀，讓我認識易任與歐陽橋輝老師，他們分別給我95分的水文學與98分的衛工學。讓我發現，我可能是可以拿高分的學生。我謝謝老師，給我機會。
1977年，我考進台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研究所，我是中原畢業第一個考進該系的學生。後來許多學弟們，也考進此系。我在研究所裡，繼續衛工學的領域，接觸「水質污染」的研究，沒想到這成為我一生的專業，對台灣能有一點貢獻的所在，更是我認識上帝恩典的獨特角度，與無盡分享的泉源！
研究所畢業後，我在內壢的農工中心上班，不久擔任環境組的組長，參與保護灌溉水的工作，幫助農、漁民，替他們排解水土污染的糾紛，例如「宜蘭養蝦池對周遭鹽份的污染案」、「楊梅嘉新畜牧污水的污染案」、「屏東紙漿廠污染案」、「台中中港路海砂污染案」、「花蓮大理石廠排放水污染案」、「台中大里電鍍污水污染案」等。
工作，使我學習與第一線的人民溝通。我走經台灣各鄉鎮，成為臺灣史地，親身経歷，第一手的的分享者。
工作二年半後，自認所學有限，到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再唸水－土－植物關係的領域，期待能夠在水利的領域，結合化學與生物。
1989年，我回到台灣大學任教，在系上教授環境化學、生態學與濕地工程等。教學之餘，我對台灣水域生態的愛好，已難自拔，還是到處為人排解污染糾紛，自得其樂。
1990年到2003年，我在台灣各處重金屬嚴重污染的地區，鑑定污染源與水－土－作物的污染，並提出污水處理與排放的改善方法，並且以八年的研究，確定灌溉用水的水質標準，為消費者的健康把關第一道陣缐。
為此，我常被修理。有主保守，亮也，不改其志。上帝的帶領，是有死蔭的山谷，就有泉湧。
2003年，我改而擔任環保署河川、生態工程場址的總評審者，並多次擔任生態工程，對政府、顧問公司與民間組織的教育者，在多次環評案與現地污染鑑勘上，擔任工程與生態界溝通的橋樑。
2005年，被聘為台灣大學生態工程研究中心的主任。2006年，成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辦國際生態工程研討會的主席，代表台灣政府，與歐、美、日的一流學者、專家、學會，建立生態工程溝通的平台。爬的高，祗為點亮高處的燈，否則切實的當個小人物，我也很快樂。
2012年，我又回到農村，擔任農業水利生態化的總評審，2015年，參與都市生態化的工作。我一直沒有離開大學所學的領域，経常在野外工作，一講到台灣各地，力即回。
在外面開會，有人笑我：「你為何還拿印著中原的茶杯在喝茶？」。中原多次的邀約講演、上課，我總樂意回去，在中原的教室裡，我看著年輕的學弟、妹，我心中總響起：「我們一生最好的教育～在中原」！
不要氣餒，不要喪志，不要什麼都看不慣，不要好批評。批評之人無所是，抱怨之徒無作為。我們一生做的比一般人多，是很早 就省下批評的力量，來建設，來擋住國家、時代的破口。
你今天擁有的，就是上帝給你最好的裝備。未來所有的道路，看啊，上帝是如何為你在舖陳。
同學，我在2019年退休，我還是像唐吉柯徳，騎著老馬，奔跑在一片全新的原野上。
楊索
昨日所寫小文，引起一些感喟，九年前，我幫壹周刊訪問過這位友人，附於此，可更多了解故事背景。附圖是友人初抵花蓮時照片。
【追風的人】
戴宏基神父是追風的人。採訪次日，他騎摩托車載我到海拔一千三百五十公尺的竹村教堂，從蜿蜒的中橫公路到緊沿懸崖的竹村步道，他一路飆車。抵達時，有濃厚原住民腔的戴宏基說：「今天速度慢了。我年輕時假如沒當神父，應該可以做賽車手。」
六十二歲的戴宏基二十七歲時從瑞士來到花蓮縣秀林鄉傳教，現今，他負責新秀堂區的九處教堂。戴神父的遠祖是中東沙漠游牧民族貝都因人，雖然世代混血，他猶有中東人的輪廓特徵。戴神父自言：「我的個性是激烈派，如果不是受溫和的天主教文化影響，我肯定認同聖戰。」
天主教司鐸要發貞潔、神貧、服從三願，他卻以「不服從」出名。戴宏基說：「做神父就是要為真理奮鬥，對於虛偽的事，我絕不妥協。」去年，廢死爭議鬧得沸沸揚揚，根據教義，天主教反對死刑。他說：「當時主教團不敢出面表達立場，現在事件過了，主教團才發函要求神父連署反對。我反對死刑，但我拒絕簽名，因為我看不慣這種怕事的作風。」
戴宏基從七歲就想當神父，他說，那時有一位在非洲傳教的神父回家鄉講道，談到在非洲吃甘蔗。瑞士沒有產甘蔗，他心中想：「當神父不錯，可以吃甘蔗。」戴神父又說，他年輕時也很欣賞切‧格瓦拉，「我們修會在中南美沒有會院，否則依我的個性會去中南美，可能已經帶領教友搞革命。」
八O年代初，在秀林鄉部落中，經常有國、中小畢業的原住民少女，被人口販子押到西部的私娼寮做雛妓。主因是，部分原住民缺乏理財概念，他們看鄰人買電視機、摩托車，想跟著買。人口販子為他們辦分期付款，分期背後卻是高利息。等到付不出錢，人口販子再來押女孩抵債。
戴神父為了保護小教友，曾經在會院二樓收留少女。兩年後他回到瑞士，就雛妓現象投書到瑞士媒體，這篇文章透過台灣的瑞士代表處傳回外交部，台灣雛妓問題成為國際矚目事件，引發媒體報導及後續的救援雛妓運動。
當初，戴神父藏匿的一位少女，還是被強押到北部賣淫，她歷經混亂的感情生活，離婚後回到部落，染上酒癮，日夕酗酒，在四十多歲就病死了。她在臨終前，將幼子託付給戴神父，請戴神父幫孩子找養父母，希望為孩子轉變命運。孩子後來被送到義大利，展開新人生。
戴宏基說，「送葬當天，有四個應允抬棺的原住民都喝醉，其中一個大醉倒在地上，我只好幫忙扛棺到墳地。」回想這女人短促的一生，他說：「天主瞭解她所受的苦，所以要早一點把她接走。」
十多年前，戴神父的一位教友在太魯閣國家公園 整理環境，工作時墜入山谷身亡。出殯時，國家公園派了兩輛垃圾車做靈車前導，讓一些清潔隊員坐在垃圾車內。戴神父忍不住破口大罵這群主管：「你們太過份，這樣污辱原住民，如果死者是平地人，你們敢這樣做嗎？」
戴神父是超級重視時間的人，他的床頭放兩個鬧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週日，他都在五點十五分起床，六點做彌撒，結束後即開始忙碌的一天，分秒必爭。這種個性和成長背景多少有關，他說：「做農要早出晚歸，割草、趕收成不能偷懶，瑞士老家種覆盆子，採收時刻很關鍵，再怎麼累，還是要起床。」
採訪這天，下午一點，他到陶樸閣部落主持葬禮彌撒，三點整，趕到秀林教堂為國中、小學生講聖經道理。五點多回到會院，戴宏基隨即架著兩層樓高的鋁梯，去為隔鄰的馬爾大修會剪樹枝，天黑下雨，他還在樹上清除蔓澤蘭攀藤。除了聖職儀式，他還無師自通學會電焊、木工、水泥工，維修教堂。赤貧教友過世，他會負責砌墳墓。
戴宏基每週兩次和神父聚餐吃熱食，其餘時間都吃剩菜。他總是穿舊衣，最舊的衣服可追溯到美援年代。協助他傳教的聖馬爾大會林德蘭修女說：「神父的神貧沒話說，他的每一分錢都是用在教會和教友身上。」
他在新城會院有一處兩坪大的工具間，裡面分層分格擺滿各種工具、材料，有成捲舊鐵絲和碎片玻璃。戴神父說：「我這樣做，每年可以省十多萬元，我做小工是讓教友知道做這些事並不可恥。」
會院裡有一處聖母園，供奉一座聖母像，戴神父每天會去點蠟燭。新城教堂鄰近立霧溪出海口 ，四季多風，燭火經常被吹滅，戴神父總是一回回再去點；即使半夜三、四點，他起身發現燭火熄了，也會去點燃，猶若與海風競逐意志的勝利。
戴宏基每晚用修女廢棄的原蠟碎塊，慢慢堆湊出一隻供奉的蠟燭。許多人不解，他為何費時做這些事？他說：「花錢買蠟燭是很容易的事，我做蠟燭和點蠟燭是向聖母祈禱的方式，也能夠幫助靜心。」
平時，戴神父是很隨和的人，但當他穿上祭衣，整個人即有不怒而威的莊嚴性。有一回主日彌撒，一個大醉的教友來鬧場，脾性暴烈的戴神父難以忍受，在教友讀經時，他脫掉祭衣，走下講道台，將這位體格強壯的醉漢踢出教堂。等他重新穿上祭衣上台 ，全場靜默無聲。戴宏基說：「教堂安靜到一根針掉下來都聽得見，我真希望有人發出一點聲音。」神父發怒像魔鬼，以後人人都知道望彌撒要守規矩。
戴神父並非聖人，有人批評戴神父領導教友非常強勢、固執，很難溝通。教友陳德政說，「神父是剛直的人，在信仰和做事上有他的堅持，所以容易得罪人。」 同修會的雷震華神父笑說：「我們都很忍耐他。」戴宏基說：「我早期年輕氣盛，從瑞士人的角度看台灣，還存有西方人的優越感，現在都被現實生活磨平。」
戴神父和弟弟是一對雙胞胎，在四十歲那年，他特別回家鄉共同慶祝生日。隔年四月底，戴宏基接到家中噩耗，務農的弟弟突然腦溢血過世。他為此情緒崩潰，把自己關在房間，哭了三天三夜。當傷痛過去後，戴神父投入修建竹村教堂，每天駕駛俗稱「蹦蹦車」的農用搬運機載建材，帶著原住民砌磚、上大樑。他像一頭蠻牛，在陶塞溪拉纜索取水源。「我日夜拚命做，只想把身體用壞，可以早日和弟弟見面。」
竹村天主堂修復完成，他在周遭種下紅檜、肖楠以及樹齡可長達三千年以上的香杉。如今這座教堂成為國家公園竹村步道的地標，也成國內山友的登山宿處。可是，戴神父說：「我是為原住民青少年重建教堂，希望他們回到山上，但我的夢碎了，很少人主動說：『神父，我們上山好嗎？』」
失落的太魯閣族原住民，在都市找不到位置，也失去對山野的好奇。在教區部落，四處可見一瓶在手，白日已醉醺醺的人。部落內，有些小學生、國中生也會學大人去買保力達B混米酒喝。戴宏基在一天的勞累後，需要依靠冰啤酒解勞，他摸摸啤酒肚說：「人都有軟弱的部分。」
戴神父說，民國六十五年，他剛來台灣時，原住民也很窮，但那時他們有地可以耕種，可以上山打獵，找蘭花、藥草，以添補家用。「現在的原住民比過去更弱勢，部落到處是酗酒和失業的人。」
在台灣奮鬥多年，戴神父還是有異鄉人之感；回到家鄉，也覺得格格不入，存有兩處不落根的痛楚，戴宏基說：「當我選擇這條路，已經註定要揹十字架過一生。」
圖右：過往的我常往海濱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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