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雜誌】二二八事件的「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大難不死，現年94歲，還可以開車南來北往……
【民報】永遠的戰士－－鍾逸人
二二八事件時的「二七部隊」部隊長的鍾逸人，現年94歲高齡，尚可駕車南往北來，堪稱台灣史上傳奇人物之一。大難不死 94高歲猶精神瞿然鍾逸人，是個歷經二二八事件而大難不死、現年94歲高齡猶精神瞿然，尚可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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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酸六十年（續篇）火的刻痕：鍾逸人後228滄桑奮鬥史
作者： 鍾逸人
出版社：前衛
出版日期：2009/ 【影片】鍾逸人先生談一生追求的理念
鍾逸人
1.我祖先可能是荷蘭傳教士，但無論如何，我是台灣人，平生為台灣這塊土地，這個國家打拼。
2.我曾謝絕中國邀請我去演講，因我在國內外演講數十場，一向主張是不滿中國共產黨，我著作的書也曾遭中國的大學盜印，著作中《辛酸六十年》、《狂風暴雨 一小舟》是國內首次就228事件前因後果詳細描述經過的書，中共想要了解228並利用台灣歷史以達統戰的目地。共產黨想把228歪曲為由中國共產黨組織領 導下的解放鬥爭
3.我曾是日本人，在日本統治台灣時，不能忍受高級日本人姿態對待台灣人，也曾因言論批評日本當遭日本警察監禁，從此身為台灣人的意識就產生，戰後雖曾一 時糊塗歡迎祖國軍隊，經反省回頭，要做百分百台灣人，無論是辦報、著作、學校當校長，就以此精神傳播我的理念，目前許多反悔被買票投錯票的人，正是需要正 確被引導的對象，讓買票失效，以利未來選情。
4.美國雖國力強大，但韓戰、越戰、伊朗、阿富汗戰爭也未贏，美國是民主國家，國會、人民的制衡力量也很強，台灣對美國、日本雖有所期待，美、日對台也不會袖手旁觀，但台灣人更需要覺醒、堅強，自助人助，不要被統派欺騙收買，這是我對台灣人的期待。
看千帆過盡一位有良知的記者回憶錄
雖然這是2013年出版的書，但卻是作者王伯仁先生花費20多年的光陰去準備備，才得以完成的一本好書。
本書讓我們回到黨外剛萌芽的1977年的第六屆省議會，而結束於1998年的「凍省」，二十多年的青春歲月裡的省政動態、人物活靈靈的重現在您眼前。絕對是本值得您閱讀的好書。
永遠的戰士－－鍾逸人
文／王伯仁 2014-05-07 11:17
簡介：
228 事件發生時，鍾逸人先在「中師」成立「民主保衛隊」，攻佔「干城營區」，整合各地自動蜂起的隊伍，成立二七部隊，並被推任為部隊長。二七部隊的編制、裝 備、口號，一律依仿日本陸軍，軍紀甚嚴，一時被誤認二七部隊有「日本兵」，成為蔣軍進駐台中時，躲過一場大屠殺的原因。雖陰錯陽差躲過砍頭命運，但仍難逃 17年黑牢之劫。
鍾逸人是事件中最晚釋放之人，距今也已有半世紀之久。回首前麈，往事並不如煙。他憑著驚人的記憶力，除了一一筆記，作成「辛酸六十年」等多冊寶貴回憶錄，近作尚有「二戰末期的台灣人醫生」，尚未付梓。
發 生在六十七年前1947年2月27日及往後延伸的二二八事件，被國府派軍隊以各種方法殺害的台灣人，至今人數不詳，一般估計至少二萬人以上。其中較有組織 及擄獲一些輕兵器欲進行武裝抗爭者，以台中地區的「二七」部隊，較具武裝部隊的芻形，但並未有實際激烈的接戰，而是大軍壓境，欲轉往埔里山區負隅抵抗時不 順遂，即告瓦解。時任二七部隊長的鍾逸人，如今已是93歲高齢，坐了十七年苦牢的他，白髮固已蒼蒼，然精氣神仍舊瞿然，還時時自己開車南北奔波，完全不似 九十多高齡之人，正是：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而已。
老兵不死 逐漸凋零
鍾逸人是個單純歷經二二八事件而繫獄、囚禁十七年最晚釋放之人，距今也已有半世紀之久。回首前麈，往事並不如煙。他憑著驚人的記憶力，除了一一筆記，作成「辛酸六十年」等多冊寶貴回憶錄，近作尚有「二戰末期的台灣人醫生」，尚未付梓。
二 二八事件中，鍾逸人在台中市受推為「二七部隊」部隊長，緣於他曾留學日本入「東京外語學校」，卻因思想問題而坐過巢鴨監獄的牢。二戰末期因父病危未完成學 位即返台，曾協助家叔開設「筑後屋」與日本陸、海軍做糧秣副食供應業務，為躱避「特高」之糾纏，居然設法遁入陸軍經理部「加藤隊」當起「陸軍雇員」，有軍 服及黃花部隊別章，後擢升為「陸軍囑託」，正式佩帶軍刀與金黃色職階章（按，據鍾自謂，陸軍囑託非軍方正式軍階，而類似文官專員之職，佩劍與尉官同）。自 此，他未再赴日完成外語學業，而藉職務之便，常到台北「文山茶行」與王添燈、連溫卿、林日高、王萬得、蘇新等傾向社會主義的人聯絡聊天。在台中地區，則與 謝雪紅、楊（逵）、葉陶夫婦、二林洪挑醫師等相熟。簡括來說，五湖四海，交遊廣闊，尤其二戰後參與在台中地區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之時，風雲際 會，分團及區隊、分隊之負責人，幾乎網羅全大台中地區之知名文化人、醫師、律師•••等，例如台中林連宗、童炳輝、賴耿松、何赤城、張星建、楊啓東、巫永 福、豊原林碧梧、潭子呂赫若、彰化石錫勲、葉榮鐘、霧峰林培英、草屯洪金水、北斗董伯達、員林林朝業、溪州葉啓仁、竹山張庚申、埔里施壎堤、梧棲蔡為宗 •••••等共數百人，皆一時俊彥。
<書與人> 或者是，我們共同的錯謬 ---小說家李喬談新作《咒之環》
專訪．攝影◎劉維瑛
《咒之環》是李喬新出版的小說，圍繞著台灣歷史，講述我們所熟悉的情節故事，清代大甲割地換水與西螺三姓械鬥事件，與前些時日的紅衫軍浪潮。歷史學者李永熾於序中指陳小說家自身，「他自己也許脫出了詛咒，但台灣人似乎沒有，因此他熱切又冷靜地以《咒之環》提示他的觀察，並指出脫出詛咒的可能方法。」
藉小說主角帶出台灣族群挫傷
小說題名緣於當年李鴻禧「台灣人是受詛咒的民族」，這番話已存於小說家李喬的腦海中，長達十五年，從當年發表《台灣人的醜陋面》起，習於反覆自省，並認為與其探索何謂敵人，不如反省自己。自律地一路寫下，起初書寫的動機清楚，創作末了，結果卻不是他要的，當完成這書，小說家坦言，難抑痛苦。
人常說研讀理論會戕害創作。當寫完《寒夜》，李喬開始熱衷消化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文化研究等各式理論，對他來說卻得裨益，直到現在，常以後設筆法來體現。評論家佛洛斯特．湯普森說，「我們大家都在我們衡量和理解世界的系統中遭到誘捕：事實上，除了我們的衡量系統之外，根本沒有什麼『現實』。」
翻讀李喬的文學作品，這是值得重視的焦點。他想闡述關於台灣人從現實苦難中解脫的故事。用功地翻查，從清代多場族群鬥爭等背景史料、事件空間以及當時社會特點，對小說家來說，責任是選取人物，安排情節，寫到一半，這些東西都奔騰起來，兀自建構起種種指涉的潛在可能，迴旋在詞語當中，還兼有現實主義的發展。做為故事之父，李喬擋不住，也無法抵禦。寫來悽慘，歎說，真不是原始的起心動念，卻活生生讓故事主角林海山，以複雜血緣的台灣人身分，以人性軌跡出場，帶出複雜的族群挫傷，自動來記錄，來陳說。
從《寒夜》、《埋冤「1947」埋冤》、《晴天無恨》，作品中總潛藏著一股不歇的速度感，夾揉著血與痛楚，讀罷讓人覺得想逐行尋找救贖補償。但《咒之環》，在歷史騷動背後，確有接近沉寂的倦眸。小說上篇，悄然造就的主角奇妙的「直觀映像術」，出諸一個超越的經驗主體，則是李喬培育的一個觀看「我」。
只因一切都止住了。（小說家輕歎：我們很快就要變成歷史了）。而那關於咒詛，要將心靈洗刷去塵，這苦，小說家承認無法掙離，在不能說謊、無法說謊的前提下，便寫成這部《咒之環》，重點本要諷刺時政與嘲謔政客，最後卻是帶著有情的張望，留下台灣人的困頓與反省。
初心本質，《咒之環》是寫歷史，現在正在進行的歷史。且布滿反思之聲。
站在底層為民眾立場發言
除了運用過去各姓械鬥、族群紛爭的文獻資料，這回的文學書寫，擷取了太密集、太貼近於現實的史料，比如說紅衫軍事件底下的各路人馬。動機是，因當中很多糾葛，真實的情節，或，都將捲入虛幻的歷史流洄。然而，「舊善不能抵新惡，新善可以補舊惡」，有著急迫感，想要克服歷史傷痛的李喬，呈現台灣的現代進行式，或預告了沒有未來的台灣未來，他主體堅立，絕不願意像犬儒一般抗辯：我們轉向，我們認錯，無論這本書是否會得罪很多人，這難乎其難的械鬥題材，這回因為小說書寫，後代如鍾逸人、宋澤萊等友人反倒一時推離咒詛，暢談起過往。
李喬不同於前行者葉石濤、鍾肇政的向晚浪漫，但或因太愛白素貞之性格，真也想落筆創作《晴天無恨》的後傳，但個人背景使然，小說家的骨子裡總認為：從事藝術的人，不是站在底層為民眾立場發言，就沒有意義。小說家感性地表示：誰說城市無故事，現在可滿是悲劇！
小說家說或許再也不寫人間世。似是年紀使然，之後只想寫自己身體，寫五臟六腑，這樣才是悠悠我心，完滿的文學淨土。
《聖經．羅馬書》有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沉思歲月，人們始終無法遁世，無論是上溯詛咒的歷史血緣，或眼下斷難掙脫的台灣宿命，我們的錯謬，歎息勞苦，恐都得一同參與，一同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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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哪一位導演想拍台灣電影，我們會強烈推薦，拍攝鄒族高一生的罹難。有一段台灣慘痛的歷史，有動人的愛情、親情，以及感人的音樂及林野大地。
高英傑在《#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的〈台中下行列車〉的這一段文字，讀來就是很讓人鼻酸的場景：
---想念父親的心思，不因功課的忙碌而消失，無罪開釋的期待在心中縈繞，租一部腳踏車，到距學校二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變成每個星期天的例行公事，希望見到父親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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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一生得以回到杜鵑山 /#周婉窈
1952年9月10日鄒族領袖、吳鳳鄉鄉長高一生被捕，當天晚上嘉義縣縣長林金生等人到達邦國小宣告高一生的罪狀，說是貪污，第2天到各部落去宣傳此事。當天晚上，高英傑的媽媽要高英傑去探看，他爬上圍牆，聽到林金生用日語說：「高鄉長將你們的錢偷竊了。」這是高一生、同案陸續被捕的人，及其家人夢魘的開始。次子高英傑是掉落這個苦難大羅網中的一個小孩。
高英傑當時才12歲，那是心還很稚嫩的時候。當時他就讀台中簡易師範先修班，1年後先修班解散，分發到台中第一中學初中部。他很想念父親，很希望父親無罪開釋回家。由於繫念父親，每個星期天，他租一部腳踏車，到離學校2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希望能見到父親的身影……。當然，少年的希望最後是落空了。不過，請讀者留意，高一生和其他5位原住民菁英最後同日同時被處決，是「後來」的事情，在此刻之前，家人總是懷抱著希望，當事人高一生，不也告訴家人「我敢打賭，我們的團圓很快會來臨」；台南女兒施水環在給媽媽的最後一封信，不也還說「願上帝的保佑及公正的法律能賜給我們一家人無受冤枉地度過這一大苦難，並讓我們早日回復自由、共享團圓」。1954年暑假，高英傑回到山上，看到新墳，才知道父親已經過世，家人刻意不讓他知道，讓他「非常難過和歉疚，精神恍惚了一陣子」。從每個星期天騎車到台中車站，期待在下行列車中看到父親的身影，到面對一個土塚，誰能不精神恍惚？即使已經年老了，高英傑還是非常懷念父親，很想回到台中火車站目送下行列車……。為什麼呢？因為那是還能懷著希望的時刻，是高一生還可能回到杜鵑山的時刻，是希望破滅的前刻——但願時間能停止在那裡。
在白色恐怖時期，作為政治犯的家屬，是很辛苦的。每個人都有一個你可能無法想像的故事。個性溫厚的高英傑，在這本隨筆中沒講太多，但他整個人生，一直到1990年代以前，不管上頭有著怎樣的活潑色調，底色是灰暗的─如同自由民主化之前的島嶼本色。在〈艱苦的歲月〉中，高英傑寫道：「父親在青島東路看守所的日子，家庭真正感受到殘酷的人間地獄滋味」，他想到雨果的《孤星淚》，想大聲喊：「啊！無情！」這讓我特別有感。《孤星淚》現在譯作《悲慘世界》，但日文曾譯為《噫無情》（ああむじょう），就是「啊！無情！」的意思。我小時候曾聽台語廣播劇，就用《啊！無情！》當劇名，至今還記得播報員唸「啊！無情！」的口氣，滿滿的情緒。政治犯的子女在社群、學校和社會通常受到無情的排斥，忍不住會在心裡喊著：「啊！無情的族人！」、「啊！無情的教徒！」等等。閱讀／了解白色恐怖，或許就是給我們機會，反省自己若處於同一時空，會不會是那個無情世界的一環？
關於辛苦的成長過程，高英傑著墨不多，倒是寫了不少有趣的事情，往往讓人會心一笑，甚至爆笑。他寫小時候的部落生活，介紹鄒族文化祭儀與氏族，紀錄日本時代人事物的「遺留」，外省「國語」的滑稽，基督教和西方人，家族故事、天災記憶等等。一向低調的高英傑，在自序中說：寫這些文章不過是「想把我心中認定的三個時期（日治時期、戒嚴時期、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的個人和家族的遭遇，讓兒孫們明瞭」。高英傑確實是跨越了台灣歷史的3個時期，日本戰敗時他才5歲，但日本統治的影響在原住民部落比漢人社會持久，加上家庭的個別因素，他可以說活過日治時期（他的大姊和二姊到嘉義師範學校探望他時，和他講日語）。讓我感到非常特別的是，他將戰後台灣分為「戒嚴時期」和「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我想，政治犯家屬對於解嚴特別有感吧。作為歷史研究者，我以1992年台灣自由民主化作為戰後台灣歷史的分界點，這點至關緊要。高英傑認為，高一生之開始為世人所認識，是由於張炎憲的口述採訪，以及陳素真撰文介紹，這都出現在1994年。如果台灣沒有自由民主化，我想高英傑兄弟應該會非常鬱卒。親愛的讀者，不要小看台灣的自由民主化，它讓時代的倖存者看到光和希望，也讓島嶼在世界被看見。
這本書確實如自序的副標題所述，是一位「鄒族老人跨越三個時期的成長隨筆」，它是在70餘年的時間長度中，以個人的生命所體驗、所感受到的，試著用文字捕捉下來的紀錄。對戰後台灣歷史有所了解的人，可以在這裡看到人和時代的關連，對台灣歷史尚無系統了解的讀者，或許可以透過一則又一則的記事，找到進入陌生世界的小角門。這裡所寫的，是沈澱過後的感受，是回憶的結晶、淚的珍珠，靜靜地發著光亮。
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這本書也透露出非常珍貴的訊息。例如，卑南族著名作曲家陸森寶（孫大川的姨丈）是高一生台南師範學校的學弟，但在他對過去的追憶中，從來沒提過高一生，連6年都和高一生同班的孫德昌（孫大川的表舅）一生也都沒提過高一生。可見在那個時代，人們多麼想徹底「遺忘」政治受難者。〈台東舞〉一文紀錄了陸森寶率領卑南族鄉親前來鄒族部落進行音樂舞蹈交流，熱鬧滾滾。〈「仁聖吳鳳」〉則寫原住民學生在國文課預定上吳鳳那一課時，集體罷課到球場打球，表達不滿，高英傑想起他和班上兩位同學則曾有氣無力地窩在宿舍床鋪上，動作雖然不激烈，也是種抗議。1988年的最後1天，在嘉義火車站前爆發「拆除吳鳳銅像事件」，不是一時冒出來的事情。此外，在書中出現的一些人名，如袁國欽、周聯華，都牽連著戰後台灣的歷史。
高英傑老師非常有才華，他參與過原舞者兩齣高一生故事的舞劇——2008年的《杜鵑山的回憶》和2011年的《迴夢Lalaksu》，在後者他還是主角，扮演高一生呢！此刻我想起無緣相識的高英輝神父（1942〜1994），以及人稱菊花阿姨的高菊花女士（1932〜2016）；也想起2014年7月18日，為了高一生故事的動漫企劃，陪高英傑老師、高英洋先生，以及呂敦偉先生去拜會張炎憲教授（1947〜2014），兩個多月後，張先生遽然過世，永難忘懷當日的會面。2005年12月30日我在中央研究院舉辦「高一生的音樂：聆賞與討論」，高英傑老師、高英洋先生、陳素貞女士，以及兩位鄒族阿嬤莊素貞女士和鄭素峰女士，來為大家演唱高一生的歌曲，轉眼也已經一紀了！令人難過的是兩位鄒族阿嬤都已離開人世。當時有人看了海報，還以為高一學生要到中央研究院演出呢。現在有好一些嗎？應該是吧，如果優質的《杜鵑山的回憶》和《迴夢Lalaksu》能全國巡迴演出，在眾人淚眼婆娑中，我想，我們的社會會有所改變、有所提升。
如果高一生得以回到杜鵑山——那是1954年4月17日以前才可能的命題。如果，如果，陳澄波能復活，我想，不要說全台灣，光就我們嘉義來說，就會很不一樣。如果高一生能回到杜鵑山，台灣的山、海、平原都會很不一樣。誰剝奪了這一切？誰剝奪我們和濟濟多士一起成長的機會？
高一生在最後一封信遺書中寫道：「在田地 在山中 我的魂魄隨時陪伴 水田不要賣」。預知不能回到杜鵑山的高一生，期待以精神的方式返回故鄉，永遠保護家人和田園。這是暗黑時代家人得以存活下去的力量。在島嶼前途無比險峻的此刻，我們呼喚島嶼的英靈們給予保佑，賜予力量，在這同時，我們必須做出一切的努力，來值得他們的保佑！
（轉自《#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 推薦序》
林文蔚 Ewam Lin 在白色恐怖年代相簿中新增了 1 張相片。
有些事台灣人一定會記得的，這不是弄臣調課綱就能達到目的的。
Uyongu ． Yatauyungana（1908-1954）
鄒族名：Uyongu ． Yatauyungana
漢名：高一生『當作姓氏的「高」是從原住民族總稱的「高砂族」而來，意思就是指高砂族的菁英。』
日治時代學名：矢多一生
"台灣鄒族音樂家，人道主義者。白色恐怖受難者。著名歌手高慧君與高蕾雅為其孫女，杜銘哲為其外甥。
以其鄒族傳統和日本師範教育接觸的西方哲學思想為背景，創作屬於台灣山林土地之歌。儘管因主張「高山自治」而遭中國殖民政權構陷貪污而被誘捕、入獄，仍寫出『春之佐保姬』來勉勵妻兒族人─不要放棄希望。
一生關心原住民經濟與前途，並在遺書中寫道：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護著。而台灣山林仍幻化著Uyongu Yatauyanguna的歌曲，迴盪台灣人的心中傳唱。(by Rainbow)"
高一生原名Uyongu．Yatauyungana，父親過世被日本郡守收養後，改日本名為矢多一生。「矢多」來自鄒族姓氏Yatauyungan最前面兩個音節yata，「一生」意為鄒族第一位接受高等學校教育的學生。高一生就讀日治時期台南師範學校期間，開始接觸現代音樂教育，非常喜歡彈奏鋼琴；假期中曾協助俄國學者聶夫斯基編寫鄒族語典。畢業後回到當時的阿里山達邦教育所任教，對家鄉的發展充滿了抱負；曾因勸阻鄒族青年參加高砂義勇軍前往南洋征戰，與日本人發生極大的爭執。台灣光復後，擔任當時的台南縣吳鳳鄉(今改名為阿里山鄉)第一任鄉長，直到民國四十一年被捕為止。
出生到求學過程
一九0八年，明治四十一年，高父在今阿里山鄉的樂野村駐在所做巡查補(大約是今日基層警員) 時，高一生在當地出生，上而已有兩個哥哥。在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高一生十歲時，高父與 Ak．uzyana氏 (今特富野的陳姓) 好友在村子下方的曾文溪畔炸魚，不慎被炸死。不久，高母 Asako 改嫁特富社 Tosuku 系的人 (即一九五四年同案被判刑十五年的杜孝生的父親)，住到特富野大社北方約兩公里叫 Pasana 的地方。兩個哥哥先是在馬場做雜役，後來再回山上的警查駐在所工作，高一生因就讀於嘉義巿的朝日公學校(今垂楊國小) 成績傑出，被嘉義郡郡守留在家中共同生活。
台灣原住民的第一位師範生
高一生讀過高等科後，品學兼優再進台南師範學校，接受五年演習科的師資教育。進入師範學校住校就讀起是其人生的一個轉點，他不必再每天放學時聽到郡守家的人呼聲；蕃人的一夫 (蕃人 ) 回來了！ 在台南師範裡，他與來自雲嘉地區的優秀青年一起交心，一起研讀當時代知識份子最熱切的各種理論書籍，一起沉迷在音樂和文學的領域，他們共同為各所來自的家鄉和整島的未來前途做了全面建設的規畫藍圖，相互約定和相互勉勵將做為時代的尖兵。在這同時，每逢假期他都回到族裡的「蕃童教育所」協助教育工作，也開始認識他一生中最愛的女子湯川春子女士。
夫妻共赴先知的旅途
春子年紀小高一生五歲，教育所畢業後，因為語言和處事能力好，被分派在駐在所做照料巡查們起居生活的工作。日本人相當重用高一生的才識，當郡守知道高一生有意與春子結婚，便讓她住進郡守家中一年，由女眷教以各種持家的新知識，以便能配合高一生的程度。兩人於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結婚。
高一生婚後不久，母親病故，他與春子便負起教養親弟妹的責任。不久，自己的孩子相繼出生，同時在職務上兼任提昇族人子弟的教育水準、農業新知推廣、警務保安、改善醫療習慣等攸關全族人前途生活的政策的擬定和執行，這些重擔使他變得寡言，常常陷入思考。他以先知先覺的智慧，把自己定位在照顧族人的奉獻者的角色，時時以此要求春子共赴。他經常為了尋找最新的知識，澈夜研讀，許多需要做實驗和觀察的，春子就是他最好的助手和討論的對象。夫妻倆曾為找尋好的種苗，跋山涉水到各處農村去。
春蠶到死絲方盡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在台灣島大量征兵，到要在阿里山區征「高砂族義勇兵」的軍伕時，高一生深知戰爭會造成人員的大量傷亡，會嚴重折損鄒族人口和阻礙鄒族區域的現代化，便極力反對征兵事情，引起駐在所主管的斥責，處罰他面壁思過一整夜。戰爭中，他幾次到高雄軍港領回戰亡的族人骨灰，當天晚上都會難過得以酒和淚，和春子在暗裡傷心，因為族人都被皇民化的意識鼓舞得忘卻原住民數百年來未曾間斷的苦難。
光復後，高一生一方面和台灣島上的所有人一樣興奮，一方面主動下山視局勢的發展來為鄒族前途做拼搏，他不但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爭取前日本人在嘉義巿的和尚寺做為鄒族人在山下住宿的會館，爭取阿里山農場的伐砍和阿里山旅館的經營做為鄉內的建設經費來源，推展水田蔬菜和經濟作物種植，帶動造林，興建灌溉水渠和電力供給，安排鄒族子弟鄉內外好的就學機會等等，一切希望和幹勁都牽繫在對三民主義的憧憬和信賴。在他對民主前途感到無望後，他仍然不分日夜的想趕在生命走盡之前把鄒族的社會導向現代化的水準，所有的悲情都只有譜唱在歌謠中，唱給春子共憂患。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在國民黨軍的大屠殺之後，向台島的原住民發出會帖，開始引來事端。嘉市參議員盧炳欽請求阿里山鄒族領袖高一生下山援助，高一生指派湯守仁率領鄒族青年下山支援嘉義民兵，國民黨軍隊死傷慘重，撤退到水上機場，民兵將機場包圍。想不到，平地人竟然發生主戰和主和意見分歧，在機場外包圍5天的鄒族青年決定退回阿里山。最後主和派佔上風竟然答應繳械和談，國民黨援兵一到，馬上翻臉。談判人士被槍殺，國民黨軍開入嘉義，反抗人士一一被逮捕整肅。
而共產黨派來台灣發展組織的蔡孝乾和幾個他先吸收的人，主動和躲避國軍追殺的年經人接觸，鼓動他們建立反抗基地，這些別無選擇的年輕人逃亡的最後一站多在鄒族的山區，高一生和鄒族人很人道的供給食糧和掩護，這成為保安司令部下達死亡令的理由。
1950年接代蔣方良到達邦村做政令宣導, 經常與林瑞昌商議向議會提出爭取原住民地區建設的方案。
1952年9月10日被捕，囚禁於台北的軍法處。
1953年1月19日起被單獨拘禁。
1954年4月17日春子女士與其它同案受難屬被帶至台北認出自池中撈出的高氏屍體，火化後攜回達邦村家園中下葬。
事蹟：
1.1927年學生時代曾協助俄國學者聶夫斯基編寫「鄒族語典」。
2.1930年擔任達邦社教育所教師兼任達邦駐在所巡查。
3.高一生是當時日本對高砂族推動「理蕃」政策的指標，但他卻胸懷大志一心要族人走向現代化，也曾因勸阻鄒族青年參加高砂義勇軍前往南洋征戰，與日本人發生爭執。
4.曾帶族人至台灣總督府公開演出「鹿狩歌(又稱打獵或狩獵歌)」，時間點仍待考證。
5.1946年擔任吳鳳鄉(今阿里山鄉)第一任鄉長。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高氏真誠的認為在三民主義指導下，民族自治終有成功之日。
6.爭取新墾地，鼓勵族人遷移，今日阿里山一帶的新美與茶山部落，就是高一生努力爭取墾地而形成的新興鄒族部落。
7.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三月二日嘉義市區軍民衝突劇烈，時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盧金丙欽通電上山求援，在阿里山鄉鄉長高一生指派下，湯守仁於3月7日率領數十名鄒族青年沿阿里山鐵路下山協助嘉義民眾對抗國民黨軍隊，與嘉義地區的民兵會合圍攻嘉義水上機場的國府軍。之後由於與其他民兵意見分歧，且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局面形成，湯守仁乃於3月10日率領鄒族部隊回山。動盪期間，台南縣長袁國欽避入阿里山，曾受高一生保護，後來袁國欽跑到中國，高一生竟被冠上「窩藏匪諜」的罪名。二二八事件後﹐高一生、湯守仁因辦理「自新」獲當局開釋，但也種下1954年遭到整肅的禍根。
8.1947年3月高一生寫信給全台所有的原住民代表，希望能在台中霧社召開「原住民自治事務」的討論會，請帖上寫著「我們高山族應該享有自治與建設的自主權。」
9.1949年11月高一生謁見當時造訪山地的蔣介石總統。根據當時擔任中文翻譯的長女高菊花表示，高氏大約花了一個小時在向蔣說明造林的重要性，提出「以山養山」的計畫。
10. 1950年3月16日高一生率吳鳳鄉致敬團至國防部政戰處拜會蔣經國主任。同年政戰處主任夫人蔣方良女士至達邦村做政令宣導，鄉長高一生還特別播放俄國民謠給蔣方良欣賞。可見高氏為爭取原住民權益，身段之柔軟，手段之細緻。唯當初二二八事件所埋下的禍根，已暗潮洶湧。
受難：
1.1952年當局展開「清鄉」運動，在便衣人員確認鄒族部落原先持有之槍械均已收繳後，9月竟以開會為名，誘捕高一生與警備官湯守仁、樂野村村長武義德等人。
2.高氏等人被誣指欲籌組「高砂民族自治會」，鼓吹原住民爭取自治，最後遭到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唯一死刑判決。
3.1954年4月17日，高、湯等六名原住民同被槍決。
封印：1954年4月17日高氏妻子春子女士與其它同案受難屬被帶至台北，認出自福馬林池中撈出的高氏屍體，火化後攜回達邦村家園中下葬。當局向村人宣佈「如果跟矢多的遺族來往就一樣通通槍斃」。在將近四十年的戒嚴令之下，關於高一生的史實就這樣被封印了。
平反：
1.俄國的東洋學者尼可萊‧聶夫斯基在矢多的幫忙下完成的台灣鄒族語典在1993年發行了中文譯本，鄒族的文化以及矢多的研究成果終於得到世間的注目。
2.1994年「台灣文藝」雜誌則刊登了矢多的生平與詩歌的特輯。鄒語的學習教材也正式出版，矢多的音樂會以及學術研討會也漸次可以公開進行。
3.1994年在高英傑(高氏長子)、陳素貞、張弘毅、謅武鑑等人的努力下「春之佐保姬 台灣傳記音樂1◎高一生紀念專輯」問世。
4.2006年五月十九日，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於台北紅樓劇場舉辦『鄒之春神高一生 音樂．史詩．歌』音樂會，音樂會中將以高一生家族人士演唱，其中高一生的孫女，高慧君演唱祖父的作品「長春花」。
5.如今行政院的「原住民自治法」法案，延宕多時。正如同Uyongu Yatauyungana的生命歷程，尚未走進全體台灣人的心扉中。
高一生創作歌曲賞析
高一生在就讀日治時期台南師範學校時，接受現代音樂教育訓練，喜歡彈奏鋼琴。高氏從學校畢業後，回到阿里山達邦部落教育所任教，閒時開始創作歌曲。由於身處殖民時代又被日本人領養，其創作旋律具有十足的東洋味，但歌曲中卻流露出強烈的鄒族主體意識，散發對生命及土地的熱愛。
「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傳統歌謠，深受日本殖民文化的牽引，高一生的音樂也是如此，聽起來富含濃厚日本音樂的旋律，卻不失鄒族音樂的曲調，又極具史詩般磅礡的氣勢，但高一生創作的音樂，少部分有日本語，其他都以鄒族語吟唱，娓娓道盡一個族群和個人理想花開花落的故事。」
音樂是如何融入高一生的家庭生活？盧梅芬寫道：「喜愛音樂的高一生，不僅是欣賞者，也是表演者與創作者。經常與妻子合唱日本歌曲，如〈五木搖籃曲〉、〈海濱之歌〉、〈月之沙漠〉等。對當時的一些臺灣歌曲也非常喜歡，如〈心酸酸〉一曲配上鄒族歌詞，現在部落還有人在傳唱。他常常營造全家聆賞音樂的氣氛，在清晨播放音樂讓子女在樂聲中醒來，再述說音樂的故事背景，增加孩子對音樂的興趣。......高一生次子高英傑，在小學時已聽過貝多芬的第二、命運與田園等交響曲。」
高一生所創作的歌曲直至目前仍保存的並不很多，這些歌曲幾乎是逐一出土的，靠著春子、英傑…等家人的記憶傳唱記譜，而重新鮮活起來，每一首歌的背後都有著心酸的血淚。計有︰春之佐保姬、長春花、杜鵑山、狩獵歌、古道、登山列車、古道、移民之歌(一)、移民之歌(二)、移民之歌(三)、想念親友、塔山之歌、安魂曲『Pasu-Hohcubu』等十餘首創作歌曲。在綿延不斷的青山翠嶺及滾滾而下的瀑布溪流相伴下，高一生以歌曲創作，展現了關愛家人、激勵族人、思念部落、勇往直前的生命樂章，留給後人無限的追思及景仰。
《高一生音樂作品介紹》
◆ 春之佐保姬
https://youtu.be/NIc-SnPLVek
※「春之佐保姬」這首歌是高一生在獄中 —青島東路看守所時，思念與鼓勵妻子所寫的歌。「佐保姬」，在日本語中就是「愛神」與「春神」的意思。
文／王伯仁 2014-05-07 11:17
簡介：
228 事件發生時，鍾逸人先在「中師」成立「民主保衛隊」，攻佔「干城營區」，整合各地自動蜂起的隊伍，成立二七部隊，並被推任為部隊長。二七部隊的編制、裝 備、口號，一律依仿日本陸軍，軍紀甚嚴，一時被誤認二七部隊有「日本兵」，成為蔣軍進駐台中時，躲過一場大屠殺的原因。雖陰錯陽差躲過砍頭命運，但仍難逃 17年黑牢之劫。
鍾逸人是事件中最晚釋放之人，距今也已有半世紀之久。回首前麈，往事並不如煙。他憑著驚人的記憶力，除了一一筆記，作成「辛酸六十年」等多冊寶貴回憶錄，近作尚有「二戰末期的台灣人醫生」，尚未付梓。
發 生在六十七年前1947年2月27日及往後延伸的二二八事件，被國府派軍隊以各種方法殺害的台灣人，至今人數不詳，一般估計至少二萬人以上。其中較有組織 及擄獲一些輕兵器欲進行武裝抗爭者，以台中地區的「二七」部隊，較具武裝部隊的芻形，但並未有實際激烈的接戰，而是大軍壓境，欲轉往埔里山區負隅抵抗時不 順遂，即告瓦解。時任二七部隊長的鍾逸人，如今已是93歲高齢，坐了十七年苦牢的他，白髮固已蒼蒼，然精氣神仍舊瞿然，還時時自己開車南北奔波，完全不似 九十多高齡之人，正是：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而已。
老兵不死 逐漸凋零
鍾逸人是個單純歷經二二八事件而繫獄、囚禁十七年最晚釋放之人，距今也已有半世紀之久。回首前麈，往事並不如煙。他憑著驚人的記憶力，除了一一筆記，作成「辛酸六十年」等多冊寶貴回憶錄，近作尚有「二戰末期的台灣人醫生」，尚未付梓。
二 二八事件中，鍾逸人在台中市受推為「二七部隊」部隊長，緣於他曾留學日本入「東京外語學校」，卻因思想問題而坐過巢鴨監獄的牢。二戰末期因父病危未完成學 位即返台，曾協助家叔開設「筑後屋」與日本陸、海軍做糧秣副食供應業務，為躱避「特高」之糾纏，居然設法遁入陸軍經理部「加藤隊」當起「陸軍雇員」，有軍 服及黃花部隊別章，後擢升為「陸軍囑託」，正式佩帶軍刀與金黃色職階章（按，據鍾自謂，陸軍囑託非軍方正式軍階，而類似文官專員之職，佩劍與尉官同）。自 此，他未再赴日完成外語學業，而藉職務之便，常到台北「文山茶行」與王添燈、連溫卿、林日高、王萬得、蘇新等傾向社會主義的人聯絡聊天。在台中地區，則與 謝雪紅、楊（逵）、葉陶夫婦、二林洪挑醫師等相熟。簡括來說，五湖四海，交遊廣闊，尤其二戰後參與在台中地區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之時，風雲際 會，分團及區隊、分隊之負責人，幾乎網羅全大台中地區之知名文化人、醫師、律師•••等，例如台中林連宗、童炳輝、賴耿松、何赤城、張星建、楊啓東、巫永 福、豊原林碧梧、潭子呂赫若、彰化石錫勲、葉榮鐘、霧峰林培英、草屯洪金水、北斗董伯達、員林林朝業、溪州葉啓仁、竹山張庚申、埔里施壎堤、梧棲蔡為宗 •••••等共數百人，皆一時俊彥。
化名鍾天啟 轉任國小校長
二
戰終戰後之日、中政權交接時期，鍾逸人在三靑團台中分團總務股服務，與呂赫若同事。因是在地人，上級分配他專跑外勤工作，關照「學生聯盟」與民間自組維持
治安團體，卻因貼壁報細微之因，與中國員警發生衝突，離開台中地區避風頭。至高雄分團時，認識曾任農民組合委員長簡吉和吳新榮，經介紹台南縣長袁國欽，以
鍾天啓之名，任命擔任吳鳯鄉鹿野國小校長，也因此與鄉長矢多一生（高一生）相熟。
擔任校長不到一個
月，鍾天啓下山到台南縣政府洽公，也回台中省親，卻被警方誘捕拘禁，報復壁報事件的毆警行為。釋放後，經嘉義分團爭取，調到該分團任組訓股長（以鍾逸人之
名），於是一人兼二職。還不僅如此，同年五月底，楊逵到嘉義找他幫忙剛成立的「和平日報」嘉南地區的採訪與業務，幾經考慮，他又擔任起和平日報嘉義分社的
主任，做得有聲有色。此時是一人兼三職的怪現象，也有鍾天啓和鍾逸人雙重身分。
三青團名義上是由蔣
介石任總團長，中央直屬台灣區團幹事長為李友邦，台北蘆州人，黃埔二期畢業，在中國對日抗戰中組「台灣義勇總隊」任中將總隊長，二戰勝利後回台，義勇總
隊被陳儀一紙命令就此解散，瓦片無存。李友邦乃往三青團組織發展，但受制於陳儀的統攝壓抑，無法發揮。鍾逸人在三青團所轄和平日報在雲嘉地區佈建有成，但
因勇於如實報導新聞，屢次與警、憲、檢磨擦生隙，多次被藉端逮捕，種下1947年二二八事起，他奮不顧身起而響應揭竿的必然。
如
眾所知，二二八乃突發性「星火燎原」的擦槍走火事件，並非事先籌劃預謀的，而是陳儀部以「勝利者」高傲姿態，來台當「接收者」，而視台民為「戰敗者」、
「被光復者」的岐視，種種不公不義所引起怨懟的累積，故而二二八雖是「突然」，但也是「必然」，當天不爆發，往後任何一天都會爆發。
二二八是突然 也是必然
二
二八的起火點是在27日，警察查緝私菸打昏煙販林江邁，引起路人公憤而起的。引燃點則在翌日群眾前往長官公署欲向陳儀陳情，卻遭衛兵機槍掃射，當場死七人
而一發不可收拾。由於通訊不發達，鍾逸人其實是3月1日在中巿街頭遇到楊逵，向楊探詢，才知事件梗概。當下，兩人合議將隔日星期天，原預定在台中戲院擧
行，由「政治建設協會」所舉辦的「憲政演講會」，改為巿民大會，直接訴求民眾，看反應後再進一步決定。於是，兩人即著手印傳單（傳單由楊手撰）共一萬張，
分批住台中州各鄕鎮分送。翌日，市民大會中，各方代表出席踴躍，選出謝雪紅為大會主席，會後擧行遊行，群情激憤，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態。
三
日，鍾逸人至台中師範學校，號召部分師生成立「民主保衛隊」，推吳振武為隊長，自任參謀。他即率隊到埔里線尋找軍械物資。四日回台中巿時，台灣各地「二二
八處理委員會」多已成立。台中巿的「中師」、「中商」、「中一中」、「建國工藝」、「中工」•••等校學生，則紛加入「民主保衛隊」，並進駐由「埔里隊」
攻克的干城營區（位於台中火車站旁，廣達十多公頃）。初步以431人組成「二七部隊」，推擧鍾任部隊長，黃信卿為參謀長。二七部隊成立後，各地「治安
琢」、「自衛隊」•••••等不一而是的小型隊伍陸續來歸，也有「高砂義勇隊」成員。部隊擁有不少輕重兵器及手榴彈，但非「正規軍」，戰闘力未經實戰考
驗。
此間，台北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與國府達成多項「協議」，但國府偷偷自中國調來援軍廿一師自基隆登
陸後，即撕毀承諾，開始大規模搜捕殺戮。在台中的二七部隊，原本於鐵路大安溪設防，阻國府軍南下，然防區遼濶，易攻難守，亦恐台中成為波及市民的戰場，後
果難料，遂決定全部退守埔里，取其交通閉塞之優點。不料，埔里方面對二七部隊有收容謝雪紅等「紅色」份子，頗有顧慮，再深山一點的山地部落，因霧社事件的
陰影猶存，亦無襄助之意，只有駐守在進埔里大門烏牛欄吊橋要衝的黃金島隊長所率民軍，曾狙撃欲進襲谷口的陳儀軍之車隊成功，但旋被繞道包抄，谷口要道反受
其制。
至此，事已不可為，遂分頭「疏散」，在台灣南、中、北部各地流離。鍾逸人後來潛至汐止，藏慝
於李舜卿家，並訂買一艘小機帆船，擬逃往日本。在等待期間，被由台中藉故尋來的許子哲所出賣，而被憲警逮捕繫獄。待決中，遇國府撤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
府，非軍人移由司法機關審判，鍾因和謝雪紅列為「首要主謀」，判刑15年，謝則早已在蔡懋棠之助，自左營坐艦艇逃至中國，楊逵夫婦無罪•••••。鍾放棄
上訴入獄，大部分刑期都在火燒島搬石頭度過，但莫名其妙多加二年，被關17年在1964年3月才釋放。
與陳儀軍相抗 二七部隊最具規模
從
二二八的歷史資料中，筆者得到下列印象：台灣全島有正式組織武裝部隊與陳儀軍相抗的，台中地區的二七部隊是最有規模和組織的，擁有的槍械彈藥和成員（學生
及民眾）也是數量最龐大的。但除了在大勢已去撤退至埔里烏牛欄橋附近，雙方曾接觸發生一場死傷人數不明的戰鬪外，二七部隊其實和陳儀軍（包括自大陸赴台支
援的26師），並沒有多少交鋒。倒是嘉義、斗六方面，曾有山青（日本中尉）湯守仁率民兵包圍水上機場，切斷水電糧食迫守軍投降，正當將成功之時，有劉傳能
者自台北返嘉，說服地方處理委員會解除包圍，提供糧食及飲水，並由陳復志、盧炳欽、潘木枝、陳澄波、柯麟、蘇憲章、邱鴛鴦、林文樹、許世賢等人，分座三輛
小包車，掛「和平使」大旗前往水上要塞「和談」，結果只有許世賢和林文樹四回來，其他人都被逮捕，不多時即未經審判即遊街示眾後，在嘉義噴水池附近槍斃
••••••。兩軍交戰，不斬來使，嘉義地方處理委員會，釋出善意，反被殺害，可見國府黑心至此，地方民兵覺悟「被騙了」，悲劇已無可挽回。
鍾
逸之關17年後釋放，是二二八本案未被殺害倖存者身陷囹圄最久的。出獄後當然人事皆非，但出事前已有婚約的玉扃小姐尚在等他，有如王寶釧苦守寒窰一樣，令
人動容。後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玉扃小姐的尊翁林伯樞老先生，就是北斗望族林家兄弟之一，退休前曾在我小學母校當過我的「老老師」，與家父是「老仙」輩的
摯友同事，而鍾逸人後來為祖墳遷葬問題，還是由對風水稍有研究的家父協助覓尋的。
鍾逸人尚比家父年
長一歲，今年台灣歲有93高齡，然仍可健步如飛，開車數百里是常事。近二十多年來，除了蒐集資料加上其天賦異稟的驚人記憶力，陸續出版了三冊的回憶錄，包
括二戰以前留學日本、二戰中在台經歷，及最重要的終戰後國府派陳儀來台「接收」，乃至發生二二八事件，台中及嘉義地區與陳儀軍相抗的詳細情形。他廣泛接觸
人物包括戰前台北「文山茶行」的王添燈、連温卿、林日高、中部的謝雪紅、楊克煌、蔡子民、楊逵葉陶夫婦、林連宗律師、洪挑醫師、斗六陳纂地醫師、佳里吳新
榮醫師、吳鳳鄉長高一生、農協簡吉•••••不下數百人台灣精英份子。而天生「背骨」的他，在留日時就因「思想」問題而被日本特高逮捕下獄，後判無罪。但
此陰影隨他戰時返台也不散，為免隨時被「特高」騷擾，居然想辦法混進日本陸軍當「囑託」，（類似尉級文官專員），而與各路「英雄好漢」交陪往來，有傾向社
會主義者，也有自由主義台灣自治派者，更有從中國返台半山如「三青團」台灣區團幹事長李友邦中將等，但都不是和陳儀相好的當權派，以致飽受打壓，藉細故即
拘捕，最後一次差點「處決」。
二七部隊 歷史爭議大
鍾
逸人二七部隊之組成及運作，其實在歷史上留下很大的爭議。二二八之後，謝雪紅、楊克煌、蔡子民、古瑞雲等逃至大陸，當時尚未建政的中共即廣為宣傳：二二八
是共產黨所領導的反蔣介石集團的抗暴運動。但鍾逸人出獄後，則堅持二二八的確是反抗國府欺凌台人之暴政，但二七部隊成立，紅色力量只是附驥，而非領導。潛
伏準台共份子，逃到中國，是以二二八不幸事件向中共邀功，把二二七部隊當「伴手禮」。他說：謝雪紅掌握「人民協會」是事實，她也曾提議成立「人民政府」和
「人民議會」，但都被否決。而他曾多次在不同公開場合，揭櫫「爭取愛爾蘭模式的高度自治」是最高目標，而非搞人見人怕的紅色統治。兩者大相逕庭，中共的宣
傳是「割稻子尾」。
對此爭議，鍾逸人甚至在1990年11月「撕破臉」，寫公開信給老友曾當他副官後至中國改名為「周明」的古瑞雲，嚴厲駁斥陳映真為他出版「台中風雷」乙書中所謂：二七部隊本是一支道道地地的紅軍，也可謂是謝雪紅的御林軍•••••等敘述，指為自我膨脹不符事實。
平
心而論，中共所謂二二八事件是地下台共份子所鼓動甚至領導，那是自我抹脂擦粉、臉上貼金的宣傳，要不是國府代表陳儀等嚴重失政，二二八那來引信加大量柴
火？陳勝、吳廣揭竿起義，是登高一呼而百諾，陳、吳豈有事先組織及領導之謀略？二二八發生當時，是有一些傾向社會主義同情者熱心參與，然此與中共指揮台共
領導差了十萬八千里，剛好國府要卸失政之責，中共又要搶事變之功，一拍即合。可歷史真相不是用製造的，所謂「不容青史盡成灰」，二二八距今雖已六十七年，
但許多事都已撥雲霧見天日，只有緝凶究責等轉型正義尚待落實。
鍾逸人是二二八事變中部地區唯一有武
裝的反抗團隊的領導人，吾人不以成敗論英雄。他以台灣人價值為念，敢起抗暴，終是獨木難撐大廈，但已寫下可歌可泣的史詩篇章。如今做為二二八事件重要參與
者，雖逃過死刼但也結結實實坐了十七年黑牢的他，幾乎是唯一碩果僅存的老兵，就如麥克阿瑟將軍所說：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而已。吾人無以名之，謹勉力為
此前記，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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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家李喬。 |
專訪．攝影◎劉維瑛
《咒之環》是李喬新出版的小說，圍繞著台灣歷史，講述我們所熟悉的情節故事，清代大甲割地換水與西螺三姓械鬥事件，與前些時日的紅衫軍浪潮。歷史學者李永熾於序中指陳小說家自身，「他自己也許脫出了詛咒，但台灣人似乎沒有，因此他熱切又冷靜地以《咒之環》提示他的觀察，並指出脫出詛咒的可能方法。」
藉小說主角帶出台灣族群挫傷
小說題名緣於當年李鴻禧「台灣人是受詛咒的民族」，這番話已存於小說家李喬的腦海中，長達十五年，從當年發表《台灣人的醜陋面》起，習於反覆自省，並認為與其探索何謂敵人，不如反省自己。自律地一路寫下，起初書寫的動機清楚，創作末了，結果卻不是他要的，當完成這書，小說家坦言，難抑痛苦。
人常說研讀理論會戕害創作。當寫完《寒夜》，李喬開始熱衷消化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文化研究等各式理論，對他來說卻得裨益，直到現在，常以後設筆法來體現。評論家佛洛斯特．湯普森說，「我們大家都在我們衡量和理解世界的系統中遭到誘捕：事實上，除了我們的衡量系統之外，根本沒有什麼『現實』。」
翻讀李喬的文學作品，這是值得重視的焦點。他想闡述關於台灣人從現實苦難中解脫的故事。用功地翻查，從清代多場族群鬥爭等背景史料、事件空間以及當時社會特點，對小說家來說，責任是選取人物，安排情節，寫到一半，這些東西都奔騰起來，兀自建構起種種指涉的潛在可能，迴旋在詞語當中，還兼有現實主義的發展。做為故事之父，李喬擋不住，也無法抵禦。寫來悽慘，歎說，真不是原始的起心動念，卻活生生讓故事主角林海山，以複雜血緣的台灣人身分，以人性軌跡出場，帶出複雜的族群挫傷，自動來記錄，來陳說。
從《寒夜》、《埋冤「1947」埋冤》、《晴天無恨》，作品中總潛藏著一股不歇的速度感，夾揉著血與痛楚，讀罷讓人覺得想逐行尋找救贖補償。但《咒之環》，在歷史騷動背後，確有接近沉寂的倦眸。小說上篇，悄然造就的主角奇妙的「直觀映像術」，出諸一個超越的經驗主體，則是李喬培育的一個觀看「我」。
只因一切都止住了。（小說家輕歎：我們很快就要變成歷史了）。而那關於咒詛，要將心靈洗刷去塵，這苦，小說家承認無法掙離，在不能說謊、無法說謊的前提下，便寫成這部《咒之環》，重點本要諷刺時政與嘲謔政客，最後卻是帶著有情的張望，留下台灣人的困頓與反省。
初心本質，《咒之環》是寫歷史，現在正在進行的歷史。且布滿反思之聲。
站在底層為民眾立場發言
除了運用過去各姓械鬥、族群紛爭的文獻資料，這回的文學書寫，擷取了太密集、太貼近於現實的史料，比如說紅衫軍事件底下的各路人馬。動機是，因當中很多糾葛，真實的情節，或，都將捲入虛幻的歷史流洄。然而，「舊善不能抵新惡，新善可以補舊惡」，有著急迫感，想要克服歷史傷痛的李喬，呈現台灣的現代進行式，或預告了沒有未來的台灣未來，他主體堅立，絕不願意像犬儒一般抗辯：我們轉向，我們認錯，無論這本書是否會得罪很多人，這難乎其難的械鬥題材，這回因為小說書寫，後代如鍾逸人、宋澤萊等友人反倒一時推離咒詛，暢談起過往。
李喬不同於前行者葉石濤、鍾肇政的向晚浪漫，但或因太愛白素貞之性格，真也想落筆創作《晴天無恨》的後傳，但個人背景使然，小說家的骨子裡總認為：從事藝術的人，不是站在底層為民眾立場發言，就沒有意義。小說家感性地表示：誰說城市無故事，現在可滿是悲劇！
小說家說或許再也不寫人間世。似是年紀使然，之後只想寫自己身體，寫五臟六腑，這樣才是悠悠我心，完滿的文學淨土。
《聖經．羅馬書》有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沉思歲月，人們始終無法遁世，無論是上溯詛咒的歷史血緣，或眼下斷難掙脫的台灣宿命，我們的錯謬，歎息勞苦，恐都得一同參與，一同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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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哪一位導演想拍台灣電影，我們會強烈推薦，拍攝鄒族高一生的罹難。有一段台灣慘痛的歷史，有動人的愛情、親情，以及感人的音樂及林野大地。
高英傑在《#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的〈台中下行列車〉的這一段文字，讀來就是很讓人鼻酸的場景：
---想念父親的心思，不因功課的忙碌而消失，無罪開釋的期待在心中縈繞，租一部腳踏車，到距學校二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變成每個星期天的例行公事，希望見到父親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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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一生得以回到杜鵑山 /#周婉窈
1952年9月10日鄒族領袖、吳鳳鄉鄉長高一生被捕，當天晚上嘉義縣縣長林金生等人到達邦國小宣告高一生的罪狀，說是貪污，第2天到各部落去宣傳此事。當天晚上，高英傑的媽媽要高英傑去探看，他爬上圍牆，聽到林金生用日語說：「高鄉長將你們的錢偷竊了。」這是高一生、同案陸續被捕的人，及其家人夢魘的開始。次子高英傑是掉落這個苦難大羅網中的一個小孩。
高英傑當時才12歲，那是心還很稚嫩的時候。當時他就讀台中簡易師範先修班，1年後先修班解散，分發到台中第一中學初中部。他很想念父親，很希望父親無罪開釋回家。由於繫念父親，每個星期天，他租一部腳踏車，到離學校2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希望能見到父親的身影……。當然，少年的希望最後是落空了。不過，請讀者留意，高一生和其他5位原住民菁英最後同日同時被處決，是「後來」的事情，在此刻之前，家人總是懷抱著希望，當事人高一生，不也告訴家人「我敢打賭，我們的團圓很快會來臨」；台南女兒施水環在給媽媽的最後一封信，不也還說「願上帝的保佑及公正的法律能賜給我們一家人無受冤枉地度過這一大苦難，並讓我們早日回復自由、共享團圓」。1954年暑假，高英傑回到山上，看到新墳，才知道父親已經過世，家人刻意不讓他知道，讓他「非常難過和歉疚，精神恍惚了一陣子」。從每個星期天騎車到台中車站，期待在下行列車中看到父親的身影，到面對一個土塚，誰能不精神恍惚？即使已經年老了，高英傑還是非常懷念父親，很想回到台中火車站目送下行列車……。為什麼呢？因為那是還能懷著希望的時刻，是高一生還可能回到杜鵑山的時刻，是希望破滅的前刻——但願時間能停止在那裡。
在白色恐怖時期，作為政治犯的家屬，是很辛苦的。每個人都有一個你可能無法想像的故事。個性溫厚的高英傑，在這本隨筆中沒講太多，但他整個人生，一直到1990年代以前，不管上頭有著怎樣的活潑色調，底色是灰暗的─如同自由民主化之前的島嶼本色。在〈艱苦的歲月〉中，高英傑寫道：「父親在青島東路看守所的日子，家庭真正感受到殘酷的人間地獄滋味」，他想到雨果的《孤星淚》，想大聲喊：「啊！無情！」這讓我特別有感。《孤星淚》現在譯作《悲慘世界》，但日文曾譯為《噫無情》（ああむじょう），就是「啊！無情！」的意思。我小時候曾聽台語廣播劇，就用《啊！無情！》當劇名，至今還記得播報員唸「啊！無情！」的口氣，滿滿的情緒。政治犯的子女在社群、學校和社會通常受到無情的排斥，忍不住會在心裡喊著：「啊！無情的族人！」、「啊！無情的教徒！」等等。閱讀／了解白色恐怖，或許就是給我們機會，反省自己若處於同一時空，會不會是那個無情世界的一環？
關於辛苦的成長過程，高英傑著墨不多，倒是寫了不少有趣的事情，往往讓人會心一笑，甚至爆笑。他寫小時候的部落生活，介紹鄒族文化祭儀與氏族，紀錄日本時代人事物的「遺留」，外省「國語」的滑稽，基督教和西方人，家族故事、天災記憶等等。一向低調的高英傑，在自序中說：寫這些文章不過是「想把我心中認定的三個時期（日治時期、戒嚴時期、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的個人和家族的遭遇，讓兒孫們明瞭」。高英傑確實是跨越了台灣歷史的3個時期，日本戰敗時他才5歲，但日本統治的影響在原住民部落比漢人社會持久，加上家庭的個別因素，他可以說活過日治時期（他的大姊和二姊到嘉義師範學校探望他時，和他講日語）。讓我感到非常特別的是，他將戰後台灣分為「戒嚴時期」和「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我想，政治犯家屬對於解嚴特別有感吧。作為歷史研究者，我以1992年台灣自由民主化作為戰後台灣歷史的分界點，這點至關緊要。高英傑認為，高一生之開始為世人所認識，是由於張炎憲的口述採訪，以及陳素真撰文介紹，這都出現在1994年。如果台灣沒有自由民主化，我想高英傑兄弟應該會非常鬱卒。親愛的讀者，不要小看台灣的自由民主化，它讓時代的倖存者看到光和希望，也讓島嶼在世界被看見。
這本書確實如自序的副標題所述，是一位「鄒族老人跨越三個時期的成長隨筆」，它是在70餘年的時間長度中，以個人的生命所體驗、所感受到的，試著用文字捕捉下來的紀錄。對戰後台灣歷史有所了解的人，可以在這裡看到人和時代的關連，對台灣歷史尚無系統了解的讀者，或許可以透過一則又一則的記事，找到進入陌生世界的小角門。這裡所寫的，是沈澱過後的感受，是回憶的結晶、淚的珍珠，靜靜地發著光亮。
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這本書也透露出非常珍貴的訊息。例如，卑南族著名作曲家陸森寶（孫大川的姨丈）是高一生台南師範學校的學弟，但在他對過去的追憶中，從來沒提過高一生，連6年都和高一生同班的孫德昌（孫大川的表舅）一生也都沒提過高一生。可見在那個時代，人們多麼想徹底「遺忘」政治受難者。〈台東舞〉一文紀錄了陸森寶率領卑南族鄉親前來鄒族部落進行音樂舞蹈交流，熱鬧滾滾。〈「仁聖吳鳳」〉則寫原住民學生在國文課預定上吳鳳那一課時，集體罷課到球場打球，表達不滿，高英傑想起他和班上兩位同學則曾有氣無力地窩在宿舍床鋪上，動作雖然不激烈，也是種抗議。1988年的最後1天，在嘉義火車站前爆發「拆除吳鳳銅像事件」，不是一時冒出來的事情。此外，在書中出現的一些人名，如袁國欽、周聯華，都牽連著戰後台灣的歷史。
高英傑老師非常有才華，他參與過原舞者兩齣高一生故事的舞劇——2008年的《杜鵑山的回憶》和2011年的《迴夢Lalaksu》，在後者他還是主角，扮演高一生呢！此刻我想起無緣相識的高英輝神父（1942〜1994），以及人稱菊花阿姨的高菊花女士（1932〜2016）；也想起2014年7月18日，為了高一生故事的動漫企劃，陪高英傑老師、高英洋先生，以及呂敦偉先生去拜會張炎憲教授（1947〜2014），兩個多月後，張先生遽然過世，永難忘懷當日的會面。2005年12月30日我在中央研究院舉辦「高一生的音樂：聆賞與討論」，高英傑老師、高英洋先生、陳素貞女士，以及兩位鄒族阿嬤莊素貞女士和鄭素峰女士，來為大家演唱高一生的歌曲，轉眼也已經一紀了！令人難過的是兩位鄒族阿嬤都已離開人世。當時有人看了海報，還以為高一學生要到中央研究院演出呢。現在有好一些嗎？應該是吧，如果優質的《杜鵑山的回憶》和《迴夢Lalaksu》能全國巡迴演出，在眾人淚眼婆娑中，我想，我們的社會會有所改變、有所提升。
如果高一生得以回到杜鵑山——那是1954年4月17日以前才可能的命題。如果，如果，陳澄波能復活，我想，不要說全台灣，光就我們嘉義來說，就會很不一樣。如果高一生能回到杜鵑山，台灣的山、海、平原都會很不一樣。誰剝奪了這一切？誰剝奪我們和濟濟多士一起成長的機會？
高一生在最後一封信遺書中寫道：「在田地 在山中 我的魂魄隨時陪伴 水田不要賣」。預知不能回到杜鵑山的高一生，期待以精神的方式返回故鄉，永遠保護家人和田園。這是暗黑時代家人得以存活下去的力量。在島嶼前途無比險峻的此刻，我們呼喚島嶼的英靈們給予保佑，賜予力量，在這同時，我們必須做出一切的努力，來值得他們的保佑！
（轉自《#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 推薦序》
林文蔚 Ewam Lin 在白色恐怖年代相簿中新增了 1 張相片。
有些事台灣人一定會記得的，這不是弄臣調課綱就能達到目的的。
Uyongu ． Yatauyungana（1908-1954）
鄒族名：Uyongu ． Yatauyungana
漢名：高一生『當作姓氏的「高」是從原住民族總稱的「高砂族」而來，意思就是指高砂族的菁英。』
日治時代學名：矢多一生
"台灣鄒族音樂家，人道主義者。白色恐怖受難者。著名歌手高慧君與高蕾雅為其孫女，杜銘哲為其外甥。
以其鄒族傳統和日本師範教育接觸的西方哲學思想為背景，創作屬於台灣山林土地之歌。儘管因主張「高山自治」而遭中國殖民政權構陷貪污而被誘捕、入獄，仍寫出『春之佐保姬』來勉勵妻兒族人─不要放棄希望。
一生關心原住民經濟與前途，並在遺書中寫道：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護著。而台灣山林仍幻化著Uyongu Yatauyanguna的歌曲，迴盪台灣人的心中傳唱。(by Rainbow)"
高一生原名Uyongu．Yatauyungana，父親過世被日本郡守收養後，改日本名為矢多一生。「矢多」來自鄒族姓氏Yatauyungan最前面兩個音節yata，「一生」意為鄒族第一位接受高等學校教育的學生。高一生就讀日治時期台南師範學校期間，開始接觸現代音樂教育，非常喜歡彈奏鋼琴；假期中曾協助俄國學者聶夫斯基編寫鄒族語典。畢業後回到當時的阿里山達邦教育所任教，對家鄉的發展充滿了抱負；曾因勸阻鄒族青年參加高砂義勇軍前往南洋征戰，與日本人發生極大的爭執。台灣光復後，擔任當時的台南縣吳鳳鄉(今改名為阿里山鄉)第一任鄉長，直到民國四十一年被捕為止。
出生到求學過程
一九0八年，明治四十一年，高父在今阿里山鄉的樂野村駐在所做巡查補(大約是今日基層警員) 時，高一生在當地出生，上而已有兩個哥哥。在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高一生十歲時，高父與 Ak．uzyana氏 (今特富野的陳姓) 好友在村子下方的曾文溪畔炸魚，不慎被炸死。不久，高母 Asako 改嫁特富社 Tosuku 系的人 (即一九五四年同案被判刑十五年的杜孝生的父親)，住到特富野大社北方約兩公里叫 Pasana 的地方。兩個哥哥先是在馬場做雜役，後來再回山上的警查駐在所工作，高一生因就讀於嘉義巿的朝日公學校(今垂楊國小) 成績傑出，被嘉義郡郡守留在家中共同生活。
台灣原住民的第一位師範生
高一生讀過高等科後，品學兼優再進台南師範學校，接受五年演習科的師資教育。進入師範學校住校就讀起是其人生的一個轉點，他不必再每天放學時聽到郡守家的人呼聲；蕃人的一夫 (蕃人 ) 回來了！ 在台南師範裡，他與來自雲嘉地區的優秀青年一起交心，一起研讀當時代知識份子最熱切的各種理論書籍，一起沉迷在音樂和文學的領域，他們共同為各所來自的家鄉和整島的未來前途做了全面建設的規畫藍圖，相互約定和相互勉勵將做為時代的尖兵。在這同時，每逢假期他都回到族裡的「蕃童教育所」協助教育工作，也開始認識他一生中最愛的女子湯川春子女士。
夫妻共赴先知的旅途
春子年紀小高一生五歲，教育所畢業後，因為語言和處事能力好，被分派在駐在所做照料巡查們起居生活的工作。日本人相當重用高一生的才識，當郡守知道高一生有意與春子結婚，便讓她住進郡守家中一年，由女眷教以各種持家的新知識，以便能配合高一生的程度。兩人於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結婚。
高一生婚後不久，母親病故，他與春子便負起教養親弟妹的責任。不久，自己的孩子相繼出生，同時在職務上兼任提昇族人子弟的教育水準、農業新知推廣、警務保安、改善醫療習慣等攸關全族人前途生活的政策的擬定和執行，這些重擔使他變得寡言，常常陷入思考。他以先知先覺的智慧，把自己定位在照顧族人的奉獻者的角色，時時以此要求春子共赴。他經常為了尋找最新的知識，澈夜研讀，許多需要做實驗和觀察的，春子就是他最好的助手和討論的對象。夫妻倆曾為找尋好的種苗，跋山涉水到各處農村去。
春蠶到死絲方盡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在台灣島大量征兵，到要在阿里山區征「高砂族義勇兵」的軍伕時，高一生深知戰爭會造成人員的大量傷亡，會嚴重折損鄒族人口和阻礙鄒族區域的現代化，便極力反對征兵事情，引起駐在所主管的斥責，處罰他面壁思過一整夜。戰爭中，他幾次到高雄軍港領回戰亡的族人骨灰，當天晚上都會難過得以酒和淚，和春子在暗裡傷心，因為族人都被皇民化的意識鼓舞得忘卻原住民數百年來未曾間斷的苦難。
光復後，高一生一方面和台灣島上的所有人一樣興奮，一方面主動下山視局勢的發展來為鄒族前途做拼搏，他不但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爭取前日本人在嘉義巿的和尚寺做為鄒族人在山下住宿的會館，爭取阿里山農場的伐砍和阿里山旅館的經營做為鄉內的建設經費來源，推展水田蔬菜和經濟作物種植，帶動造林，興建灌溉水渠和電力供給，安排鄒族子弟鄉內外好的就學機會等等，一切希望和幹勁都牽繫在對三民主義的憧憬和信賴。在他對民主前途感到無望後，他仍然不分日夜的想趕在生命走盡之前把鄒族的社會導向現代化的水準，所有的悲情都只有譜唱在歌謠中，唱給春子共憂患。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在國民黨軍的大屠殺之後，向台島的原住民發出會帖，開始引來事端。嘉市參議員盧炳欽請求阿里山鄒族領袖高一生下山援助，高一生指派湯守仁率領鄒族青年下山支援嘉義民兵，國民黨軍隊死傷慘重，撤退到水上機場，民兵將機場包圍。想不到，平地人竟然發生主戰和主和意見分歧，在機場外包圍5天的鄒族青年決定退回阿里山。最後主和派佔上風竟然答應繳械和談，國民黨援兵一到，馬上翻臉。談判人士被槍殺，國民黨軍開入嘉義，反抗人士一一被逮捕整肅。
而共產黨派來台灣發展組織的蔡孝乾和幾個他先吸收的人，主動和躲避國軍追殺的年經人接觸，鼓動他們建立反抗基地，這些別無選擇的年輕人逃亡的最後一站多在鄒族的山區，高一生和鄒族人很人道的供給食糧和掩護，這成為保安司令部下達死亡令的理由。
1950年接代蔣方良到達邦村做政令宣導, 經常與林瑞昌商議向議會提出爭取原住民地區建設的方案。
1952年9月10日被捕，囚禁於台北的軍法處。
1953年1月19日起被單獨拘禁。
1954年4月17日春子女士與其它同案受難屬被帶至台北認出自池中撈出的高氏屍體，火化後攜回達邦村家園中下葬。
事蹟：
1.1927年學生時代曾協助俄國學者聶夫斯基編寫「鄒族語典」。
2.1930年擔任達邦社教育所教師兼任達邦駐在所巡查。
3.高一生是當時日本對高砂族推動「理蕃」政策的指標，但他卻胸懷大志一心要族人走向現代化，也曾因勸阻鄒族青年參加高砂義勇軍前往南洋征戰，與日本人發生爭執。
4.曾帶族人至台灣總督府公開演出「鹿狩歌(又稱打獵或狩獵歌)」，時間點仍待考證。
5.1946年擔任吳鳳鄉(今阿里山鄉)第一任鄉長。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高氏真誠的認為在三民主義指導下，民族自治終有成功之日。
6.爭取新墾地，鼓勵族人遷移，今日阿里山一帶的新美與茶山部落，就是高一生努力爭取墾地而形成的新興鄒族部落。
7.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三月二日嘉義市區軍民衝突劇烈，時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盧金丙欽通電上山求援，在阿里山鄉鄉長高一生指派下，湯守仁於3月7日率領數十名鄒族青年沿阿里山鐵路下山協助嘉義民眾對抗國民黨軍隊，與嘉義地區的民兵會合圍攻嘉義水上機場的國府軍。之後由於與其他民兵意見分歧，且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局面形成，湯守仁乃於3月10日率領鄒族部隊回山。動盪期間，台南縣長袁國欽避入阿里山，曾受高一生保護，後來袁國欽跑到中國，高一生竟被冠上「窩藏匪諜」的罪名。二二八事件後﹐高一生、湯守仁因辦理「自新」獲當局開釋，但也種下1954年遭到整肅的禍根。
8.1947年3月高一生寫信給全台所有的原住民代表，希望能在台中霧社召開「原住民自治事務」的討論會，請帖上寫著「我們高山族應該享有自治與建設的自主權。」
9.1949年11月高一生謁見當時造訪山地的蔣介石總統。根據當時擔任中文翻譯的長女高菊花表示，高氏大約花了一個小時在向蔣說明造林的重要性，提出「以山養山」的計畫。
10. 1950年3月16日高一生率吳鳳鄉致敬團至國防部政戰處拜會蔣經國主任。同年政戰處主任夫人蔣方良女士至達邦村做政令宣導，鄉長高一生還特別播放俄國民謠給蔣方良欣賞。可見高氏為爭取原住民權益，身段之柔軟，手段之細緻。唯當初二二八事件所埋下的禍根，已暗潮洶湧。
受難：
1.1952年當局展開「清鄉」運動，在便衣人員確認鄒族部落原先持有之槍械均已收繳後，9月竟以開會為名，誘捕高一生與警備官湯守仁、樂野村村長武義德等人。
2.高氏等人被誣指欲籌組「高砂民族自治會」，鼓吹原住民爭取自治，最後遭到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唯一死刑判決。
3.1954年4月17日，高、湯等六名原住民同被槍決。
封印：1954年4月17日高氏妻子春子女士與其它同案受難屬被帶至台北，認出自福馬林池中撈出的高氏屍體，火化後攜回達邦村家園中下葬。當局向村人宣佈「如果跟矢多的遺族來往就一樣通通槍斃」。在將近四十年的戒嚴令之下，關於高一生的史實就這樣被封印了。
平反：
1.俄國的東洋學者尼可萊‧聶夫斯基在矢多的幫忙下完成的台灣鄒族語典在1993年發行了中文譯本，鄒族的文化以及矢多的研究成果終於得到世間的注目。
2.1994年「台灣文藝」雜誌則刊登了矢多的生平與詩歌的特輯。鄒語的學習教材也正式出版，矢多的音樂會以及學術研討會也漸次可以公開進行。
3.1994年在高英傑(高氏長子)、陳素貞、張弘毅、謅武鑑等人的努力下「春之佐保姬 台灣傳記音樂1◎高一生紀念專輯」問世。
4.2006年五月十九日，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於台北紅樓劇場舉辦『鄒之春神高一生 音樂．史詩．歌』音樂會，音樂會中將以高一生家族人士演唱，其中高一生的孫女，高慧君演唱祖父的作品「長春花」。
5.如今行政院的「原住民自治法」法案，延宕多時。正如同Uyongu Yatauyungana的生命歷程，尚未走進全體台灣人的心扉中。
高一生創作歌曲賞析
高一生在就讀日治時期台南師範學校時，接受現代音樂教育訓練，喜歡彈奏鋼琴。高氏從學校畢業後，回到阿里山達邦部落教育所任教，閒時開始創作歌曲。由於身處殖民時代又被日本人領養，其創作旋律具有十足的東洋味，但歌曲中卻流露出強烈的鄒族主體意識，散發對生命及土地的熱愛。
「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傳統歌謠，深受日本殖民文化的牽引，高一生的音樂也是如此，聽起來富含濃厚日本音樂的旋律，卻不失鄒族音樂的曲調，又極具史詩般磅礡的氣勢，但高一生創作的音樂，少部分有日本語，其他都以鄒族語吟唱，娓娓道盡一個族群和個人理想花開花落的故事。」
音樂是如何融入高一生的家庭生活？盧梅芬寫道：「喜愛音樂的高一生，不僅是欣賞者，也是表演者與創作者。經常與妻子合唱日本歌曲，如〈五木搖籃曲〉、〈海濱之歌〉、〈月之沙漠〉等。對當時的一些臺灣歌曲也非常喜歡，如〈心酸酸〉一曲配上鄒族歌詞，現在部落還有人在傳唱。他常常營造全家聆賞音樂的氣氛，在清晨播放音樂讓子女在樂聲中醒來，再述說音樂的故事背景，增加孩子對音樂的興趣。......高一生次子高英傑，在小學時已聽過貝多芬的第二、命運與田園等交響曲。」
高一生所創作的歌曲直至目前仍保存的並不很多，這些歌曲幾乎是逐一出土的，靠著春子、英傑…等家人的記憶傳唱記譜，而重新鮮活起來，每一首歌的背後都有著心酸的血淚。計有︰春之佐保姬、長春花、杜鵑山、狩獵歌、古道、登山列車、古道、移民之歌(一)、移民之歌(二)、移民之歌(三)、想念親友、塔山之歌、安魂曲『Pasu-Hohcubu』等十餘首創作歌曲。在綿延不斷的青山翠嶺及滾滾而下的瀑布溪流相伴下，高一生以歌曲創作，展現了關愛家人、激勵族人、思念部落、勇往直前的生命樂章，留給後人無限的追思及景仰。
《高一生音樂作品介紹》
◆ 春之佐保姬
https://youtu.be/NIc-SnPLVek
※「春之佐保姬」這首歌是高一生在獄中 —青島東路看守所時，思念與鼓勵妻子所寫的歌。「佐保姬」，在日本語中就是「愛神」與「春神」的意思。
詞曲_高一生 1950年代創作
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寂靜的黎明時候，
像銀色鈴鐺一樣華麗的聲音，呼喚著誰？
啊！佐保姬呀！春之佐保姬呀。
像銀色鈴鐺一樣華麗的聲音，呼喚著誰？
啊！佐保姬呀！春之佐保姬呀。
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
在寂寞的黃昏時候，像銀色鈴鐺一樣華麗的聲音，越過森林，
啊！佐保姬呀！是誰在高山的深處呼喚？
在寂寞的黃昏時候，像銀色鈴鐺一樣華麗的聲音，越過森林，
啊！佐保姬呀！是誰在高山的深處呼喚？
在故鄉的森林遙遠的地方，用華麗的聲音。有人在呼喚，
啊！佐保姬呀！春之佐保姬呀。
春之佐保姬呀。
啊！佐保姬呀！春之佐保姬呀。
春之佐保姬呀。
回憶家父高一生先生被捕的當天及其後
高英傑 口述
李靜慧、廖希正整稿；吳俊瑩、周婉窈校注
高英傑 口述
李靜慧、廖希正整稿；吳俊瑩、周婉窈校注
《杜鵑山的迴旋曲》封面。這是一本以高英傑為敘述觀點的繪本，文字簡約，圖畫傳神，非常具有感動力。文：盧梅芬、蘇量義；圖：黃志勳。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3。
訪談日期：2012年11月9日
訪談地點：阿里山鄉達邦部落阿里山鄉立圖書館視聽室
訪談日期：2012年11月9日
訪談地點：阿里山鄉達邦部落阿里山鄉立圖書館視聽室
高英傑約十一歲時與父親高一生合影於螢光社（今嘉義民權路上）。輯自繪本《杜鵑山的迴旋曲》。
周婉窈：
高老師我想再問一次，您以前有講過，但我沒有記筆記，我想再問一下：您說那時候要判刑以前，就在部落裡宣傳……
高英傑：
有宣傳單，還有各個村落的所有人都到了，這個我很清楚。那一天（1952年9月10日），我父親被逮捕的晚上，嘉義縣縣長林金生[1]帶所有的官員都到達邦國小，宣告我父親的罪狀，就是偷錢，就是污職的意思，就是貪污的意思。他們都住在招待所，隔天他們就到各部落去，去宣傳這個……各部落，像樂野村每一個人都有收到一個湯守仁、高一生怎樣怎樣……的宣導。（告發父親罪狀的書面資料在被捕之後才出現。）
剛好，我父親的一個朋友，跟我父親在（臺南師範學校）同一個寢室三年的、嘉義書法家叫做陳丁奇[2]，陳丁奇是里佳村的宣導員。後來我在大有國小遇到他，[3]他說那一天過去的時候，他的宣導是怎麼講的呢？大概只有他一個人〔這樣講〕──黃宗焜[4]、陳丁奇是南師的、我父親的同學，都是〔年級〕比較低的，比我爸爸是還要低──他講說，高先生絕對沒有貪污。
所以後來──我是不太喜歡講這個事，但那還是講啦──後來，等到有一天大家都寫陳請書說：不要叫高一生回來，這個是「地方的惡霸」（按，指高一生）不要回來的時候，每一個村長和鄰長都蓋章，我二姊也蓋章了，還有我堂哥也都蓋章了。這個陳情書拿到里佳的時候，里佳的村人沒有人簽、沒有人蓋章，村長、鄰長沒有蓋章，他們都故意都到楠梓仙溪捕魚去了。（周：迴避……，不想蓋章……）迴避，到楠梓仙溪去，那個村長是安友信村長，到現在為止，我非常地感謝他。他有兩個兄弟，兩個都很矮，如果你從很遠的地方看到他，以為是老外，因為皮膚白，完全是西洋人的輪廓，是我爸爸的學生。這是另外一件事……因為陳丁奇校長宣導說爸爸沒有罪，真的，里佳的人都相信，尤其是住在這裡（達邦）的客家人跟閩南（福佬）人，都常常跟我講說，爸爸沒有罪啊，你不要相信啦，不要相信啦。
周婉窈：
所以是被逮捕的那天晚上，他們就……林金生……晚上就來了……？
高英傑：
啊，都來啦。我們有一個警官宿舍，我就……媽媽在那邊（家裡），我姊姊在十字國小，那一天在十字國小的時候，我爸爸過去了，要坐木材車（按，運木材的火車）以前，是木材車、不是坐客車，保安司令部的人做調查以前，他就告訴我的姊姊（按，高菊花），說：「我可能短時間不會回來了，你要照顧家裡啊。」因為我的大姊以前當老師，當時已經辭掉老師，在學英語，想要到國外去念書……這個時候我父親就坐木材車，到竹崎就下來了，竹崎下來的時候他有寫一封信給我的大姊，〔寄〕到嘉義警察局旁邊，我大姊住在那裏，也就是所謂的叛亂聯絡中心（民生商店二樓），信也是這樣寫：「你要注意一下我可能會在短時間不會回來……」那我姊姊在那邊，我媽媽在掉眼淚，沒有辦法了，就叫我說：「爬上圍籬去看一下！」我就爬上去了，以前是竹籬笆，我爬上去以後，林金生在那邊正在講話，我聽得很清楚：「高鄕〔長〕があなたたちのお金をどろぼうした。」（高鄉長盜取你們的錢）「どろぼう」就是盜取，盜取你們的錢哪，那個時候燈火是用油燈。隔天，這些人就到各個村落，到各村再去宣導一次。
一般的漢人，就是客家人跟閩南（福佬）人，通通都躲到青年道場，剛好這個地方（按，圖書館視聽室）對面有道場──就是日本人神道的一個拜的地方，這個是放武器，這邊是放劍或服裝，我們有一些面具都放在這裡──他們都跑到這裡，他們以為所有的原住民會起來反了，很擔心，沒有想到，乖乖的，大家都很乖，那天林金生講完以後，各個都回去了，沒事了。……其實，漢人最了解我們，都鼓勵我們，就是他們。真的，那個時間有一點辛苦，家裡有一點辛苦，但是族裡的人……一些人對我們還是蠻不錯的。我記得有一個人拿著柴火，到我們家裡媽媽那個地方去，突然大聲講說：「啊這個很重！我不要啦！」然後就丟到地上。（眾大笑）很重你帶到這裡還不要啦，還丟到別人家……（眾笑）媽媽就沒話講……。
高英傑事後補充：那一天家屋被國民黨兵層層包圍，被包圍的只是婦孺罷了！
周婉窈：
高老師我想再問一次，您以前有講過，但我沒有記筆記，我想再問一下：您說那時候要判刑以前，就在部落裡宣傳……
高英傑：
有宣傳單，還有各個村落的所有人都到了，這個我很清楚。那一天（1952年9月10日），我父親被逮捕的晚上，嘉義縣縣長林金生[1]帶所有的官員都到達邦國小，宣告我父親的罪狀，就是偷錢，就是污職的意思，就是貪污的意思。他們都住在招待所，隔天他們就到各部落去，去宣傳這個……各部落，像樂野村每一個人都有收到一個湯守仁、高一生怎樣怎樣……的宣導。（告發父親罪狀的書面資料在被捕之後才出現。）
剛好，我父親的一個朋友，跟我父親在（臺南師範學校）同一個寢室三年的、嘉義書法家叫做陳丁奇[2]，陳丁奇是里佳村的宣導員。後來我在大有國小遇到他，[3]他說那一天過去的時候，他的宣導是怎麼講的呢？大概只有他一個人〔這樣講〕──黃宗焜[4]、陳丁奇是南師的、我父親的同學，都是〔年級〕比較低的，比我爸爸是還要低──他講說，高先生絕對沒有貪污。
所以後來──我是不太喜歡講這個事，但那還是講啦──後來，等到有一天大家都寫陳請書說：不要叫高一生回來，這個是「地方的惡霸」（按，指高一生）不要回來的時候，每一個村長和鄰長都蓋章，我二姊也蓋章了，還有我堂哥也都蓋章了。這個陳情書拿到里佳的時候，里佳的村人沒有人簽、沒有人蓋章，村長、鄰長沒有蓋章，他們都故意都到楠梓仙溪捕魚去了。（周：迴避……，不想蓋章……）迴避，到楠梓仙溪去，那個村長是安友信村長，到現在為止，我非常地感謝他。他有兩個兄弟，兩個都很矮，如果你從很遠的地方看到他，以為是老外，因為皮膚白，完全是西洋人的輪廓，是我爸爸的學生。這是另外一件事……因為陳丁奇校長宣導說爸爸沒有罪，真的，里佳的人都相信，尤其是住在這裡（達邦）的客家人跟閩南（福佬）人，都常常跟我講說，爸爸沒有罪啊，你不要相信啦，不要相信啦。
周婉窈：
所以是被逮捕的那天晚上，他們就……林金生……晚上就來了……？
高英傑：
啊，都來啦。我們有一個警官宿舍，我就……媽媽在那邊（家裡），我姊姊在十字國小，那一天在十字國小的時候，我爸爸過去了，要坐木材車（按，運木材的火車）以前，是木材車、不是坐客車，保安司令部的人做調查以前，他就告訴我的姊姊（按，高菊花），說：「我可能短時間不會回來了，你要照顧家裡啊。」因為我的大姊以前當老師，當時已經辭掉老師，在學英語，想要到國外去念書……這個時候我父親就坐木材車，到竹崎就下來了，竹崎下來的時候他有寫一封信給我的大姊，〔寄〕到嘉義警察局旁邊，我大姊住在那裏，也就是所謂的叛亂聯絡中心（民生商店二樓），信也是這樣寫：「你要注意一下我可能會在短時間不會回來……」那我姊姊在那邊，我媽媽在掉眼淚，沒有辦法了，就叫我說：「爬上圍籬去看一下！」我就爬上去了，以前是竹籬笆，我爬上去以後，林金生在那邊正在講話，我聽得很清楚：「高鄕〔長〕があなたたちのお金をどろぼうした。」（高鄉長盜取你們的錢）「どろぼう」就是盜取，盜取你們的錢哪，那個時候燈火是用油燈。隔天，這些人就到各個村落，到各村再去宣導一次。
一般的漢人，就是客家人跟閩南（福佬）人，通通都躲到青年道場，剛好這個地方（按，圖書館視聽室）對面有道場──就是日本人神道的一個拜的地方，這個是放武器，這邊是放劍或服裝，我們有一些面具都放在這裡──他們都跑到這裡，他們以為所有的原住民會起來反了，很擔心，沒有想到，乖乖的，大家都很乖，那天林金生講完以後，各個都回去了，沒事了。……其實，漢人最了解我們，都鼓勵我們，就是他們。真的，那個時間有一點辛苦，家裡有一點辛苦，但是族裡的人……一些人對我們還是蠻不錯的。我記得有一個人拿著柴火，到我們家裡媽媽那個地方去，突然大聲講說：「啊這個很重！我不要啦！」然後就丟到地上。（眾大笑）很重你帶到這裡還不要啦，還丟到別人家……（眾笑）媽媽就沒話講……。
高英傑事後補充：那一天家屋被國民黨兵層層包圍，被包圍的只是婦孺罷了！
高英傑先生在阿里山鄉立圖書館視聽室為同學講課，2012年11月9日。（李鎧揚拍攝）
附記：這篇文稿承蒙高英傑先生親自校過一遍，謹此致上深謝之意。事件後六十年，高英傑先生相當難以忘懷的顯然是，那些在歷史現場以自己的方式實踐「公民不服從」或「公民不合作」的人們。在國家暴力的殘酷碾壓下，在絕大多數人迅速加入共犯結構時，他們顯示了人性的吉光片羽，給予受難者及其家屬幾許溫暖和精神上的支持，也給了後代的我們難能可貴的啟示。(周婉窈 2013/09/21)
附記：這篇文稿承蒙高英傑先生親自校過一遍，謹此致上深謝之意。事件後六十年，高英傑先生相當難以忘懷的顯然是，那些在歷史現場以自己的方式實踐「公民不服從」或「公民不合作」的人們。在國家暴力的殘酷碾壓下，在絕大多數人迅速加入共犯結構時，他們顯示了人性的吉光片羽，給予受難者及其家屬幾許溫暖和精神上的支持，也給了後代的我們難能可貴的啟示。(周婉窈 2013/09/21)
高英傑先生為同學介紹Kuba（庫巴），2012年11月9日。（ 周馥儀拍攝）
[1] 林金生（1916-2001），嘉義新港人，曾任雲林縣官派縣長，嘉義縣第一屆縣長、雲林縣長；官至交通部長、內政部長、考試院副院長。他同時也是中國國民黨黨官，曾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書記長、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高一生被捕時，他是嘉義縣長（1951/06-1954/06）。林金生的兒子林懷民，是舞蹈團「雲門舞集」創辦人。根據高一生長女菊花女士的回憶：「那時候我去林金生那裡跑了好幾次，他當時是嘉義縣長，可是他不理我。本來就是林金生拼命要弄成這樣的。其實當時誰也沒有辦法，那是老頭（蔣介石）的意思，老頭脾氣不好的時候，就說：『槍斃！』」（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5，頁164。）研究歷史的人，不禁要問：林金生終其一生是否曾想過他因執行「老頭」的意志而給高一生及其家人、在地社群，以及臺灣社會帶來的重創？不知道舞蹈家林懷民可知道自己的父親在這個剷除原住民菁英的大整肅中扮演的角色？還是兩邊在臺灣歷史的進程中原本就是平行線？被榮耀的恆榮耀，被犧牲的恆犧牲。
[2] 1952年前後，陳丁奇（1911-1994）曾擔任嘉義縣政府山地室「山地教育視導」。〈嘉組山地檢查隊入山檢視山胞生活狀況藉以釐訂施政方針〉，《聯合報》1952年2月1日，5版。
[3] 陳丁奇於1964年5月18日被任命為嘉義縣大有國民學校校長。〈總統令〉，《總統府公報》第1549號（1964年6月16日），頁1。
[4] 黃宗焜（1910-1997），臺南師範學校講習科畢業，東京中央大學法科法學部畢業，在學中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合格。戰後曾任嘉義及臺中地方法院推事，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二屆議員，嘉義市第三、四屆縣長（1957-1963），1963年因案停職。其後任臺灣省議會第四屆議員（1968-1973），以及第一屆增補選立法委員（1970-1991）。
[2] 1952年前後，陳丁奇（1911-1994）曾擔任嘉義縣政府山地室「山地教育視導」。〈嘉組山地檢查隊入山檢視山胞生活狀況藉以釐訂施政方針〉，《聯合報》1952年2月1日，5版。
[3] 陳丁奇於1964年5月18日被任命為嘉義縣大有國民學校校長。〈總統令〉，《總統府公報》第1549號（1964年6月16日），頁1。
[4] 黃宗焜（1910-1997），臺南師範學校講習科畢業，東京中央大學法科法學部畢業，在學中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合格。戰後曾任嘉義及臺中地方法院推事，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二屆議員，嘉義市第三、四屆縣長（1957-1963），1963年因案停職。其後任臺灣省議會第四屆議員（1968-1973），以及第一屆增補選立法委員（1970-1991）。
從長春花的音樂創作追憶Uyongu ． Yatauyungana：
https://youtu.be/VPA0TdBgzKQ
https://youtu.be/VPA0TdBgzKQ
#原住民族正名紀念日
#課綱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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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台灣愛唱歌】熊儒賢：傳奇女伶高菊花──這條艱辛歌手路，只因她父親名叫高一生
2016/02/26
關鍵字:
高菊花（1932-2016）。本文圖片皆為作者提供。
高菊花，一個你不曾聽過的名字。她的歌，在50年代迷倒一眾台灣官商權貴，在歌壇紅極一時，但因為父親高一生為228的受難者，躲避政治禍延，終生沒有出過唱片……於2016年2月20日凌晨病逝。
台灣最早演唱西洋歌曲的搖滾樂團，應屬50年代的「洛克樂隊」及「雷蒙合唱團」，主唱皆為金祖齡（Johnny King）。2004年我為了「聽時代在唱歌」紀錄片，首次訪問金祖齡，聊他的音樂人生。訪問到最後，金老師喟嘆地說：「當年在歌廳的美好年代，有一個很會唱的歌星叫做『派娜娜』，我很想找她。當時，她好漂亮，但聽說身世很淒苦，不知道還在不在？」
這件事只是整個訪問過程的幾句話，我聽著，但沒特別放在心上。
2006年，「野火樂集」為了錄製高一生老師生前的作品《鄒之春神》專輯，由高英傑（高一生次子）帶領我們先行拜訪族人，並親說緣由。我是一個陌生的外人，對於是否能獲得部落的認同，非常忐忑不安。一整天跑了幾個村子，大概重要的人士都會面過了，心情上仍然誠惶誠恐。傍晚時，我們來到高一生在達邦部落的老宅外，高英傑親切的為我介紹一位婦人，說：「這位是我的大姊，她叫高菊花，以前也很會唱歌。」
婦人向我點頭致意，氣派地說：「妳好！」眼前的她，有一種巨大的魅力，讓我瞬間像是受人指引，不假思索的啟齒問她：「妳是『派娜娜』！」她回答：「是，我是。」我上前緊緊擁抱她，心中充滿莫名的悸動。
下一秒，我在初晚星子發亮的阿里山達邦部落天空下，打電話給在美國的金祖齡，讓隔了半個世紀未謀面的流行歌壇天王、天后講上電話，內心充滿身為流行音樂人血液中最重要的「根譜」。
當紅歌手背後的滄桑
在此之前，我從來不知道「派娜娜」本名叫做「高菊花」。她的父親高一生於1945年擔任阿里山鄉長，於就學時開始接觸現代音樂，曾為妻子創作抒情俳句，為族人譜寫激勵歌曲，以音樂作品為浪漫性格與政治理想加持。1947年「228事件」發生，高一生因協助涉案者避難，被加上罪名「匪諜叛亂」，於1952年被捕，1954年遭到槍決，為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之一。
高菊花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任教於阿里山國小，1952年已申請好赴美國攻讀哥倫比亞大學，卻遭遇父親因政治因素被捕，年僅20歲的她，求學之夢中斷，家裡經濟也一落千丈。
為了賺更多錢養家活口，朋友介紹她去歌廳演唱，但因深怕受父親之累牽連入罪，唱歌必然不能公開本名，於是取藝名為「派娜娜」。派娜娜以拉丁歌曲聞名遐邇，漂亮的臉蛋、狂野的嗓音、風情萬種的舞姿，讓她在歌壇一炮而紅，邀演應接不暇，在50年代迷倒一眾台灣官商權貴。各大唱片公司捧著合約、現金找她簽約，但她一概拒絕，因為她在舞台上的演出結束之後，情治單位的人經常已在台下等候，帶她去問話，並與她交換援救父親的條件。當時父親仍被關在青島東路的監獄，尚未判刑，派娜娜一心賺錢，一心救父。
進入歌壇爆紅之後，派娜娜的生活，陷入虛榮的繁華與政治的陷阱中。外貌的美麗只是讓她一再被利用。最終，父親還是走了，她也迷失在滾滾紅塵。華麗的歌聲只為成全家人的求生！派娜娜每晚妖媚惑眾的活躍在虛情假意、歌聲儷影的舞台上，下戲後，她還原高菊花的身份，僅僅是一個殘妝瘖咽的女子，喝醉了酒，爬到樹上放聲大哭。她恨，恨人生無情。
我問她，妳唱父親的歌嗎？她說：「我的父親在青島東路（坐牢）的時候，他把譜寫好寄給我，五線譜。可是他做的歌我真的很少唱。你們知道那個「春之佐保姬」的歌嗎？你們要記得喔，那是他在青島東路寫的，那個時候，他的指甲一片一片都被拔掉了。」
將近10年的時間，我和高菊花無話不說、無淚不流，她的歌壇「輝煌」已成一頁「灰黃」的歷史。派娜娜35歲從歌壇隱身，結婚、生子，後又遭逢先生孩子離世。2月20日凌晨高菊花病逝，她是台灣歌壇的傳奇女伶，也是大時代命運悲離的勇者！
（高菊花口述原聲，收錄於「鄒之春神」專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