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作翻譯與評析：奚密深入研究過商禽的超現實主義詩歌，並將其譯為英文。在探討台灣現代詩的發展時，她常將商禽與其他詩人（如蘇紹連）進行比較，指出他們詩中共同的主題，如死亡、時間流逝和生命哀愁。
- 論文連結：奚密曾撰寫關於從超現實主義到自然詩學的研究，提及商禽早期作品，顯示了對商禽在台灣現代散文詩、超現實主義領域地位的重視。
- 學術脈絡：商禽以《夢或者黎明》等詩集著稱，其作品充滿獨特的意象和對於人性、戰爭的省思。奚密在介紹「邊緣前衛」的台灣現代詩時，商禽是不可或缺的指標性人物。
2012.3.14今天眼鏡故障 一早回永和 眼鏡行11點才開
所以回書庫
讀商禽的"用腳思想"(1988) 其中有1985年的"木棉花" 是悼念陳文成的
我會補入1981年的hc一文中
(我今晚才發現 李敏勇的文章都將這些詩抄出 上周四與李談過.....)
這本詩集 還有夜訪東海花園 楊逵素描 大度山本事 等詩 都讓我這東海畢業生很感傷
紀念詩人商禽以及一些隨想
◎李敏勇 圖◎達姆
7月29日，我進了一下工作室，就頂著大太陽來到華山藝文特區。下了計程車時，司機問說怎麼這麼多警察，探頭一想，那個人要來了。
進會場前，詩人羅浪的女兒在樹下打招呼，她說是在等父親前來。有一張1964年的照片，自左至右依序是羅浪、商禽、林亨泰、錦連四位詩人，合攝於彰化八卦山下，已列入當代文學史料影像系統。四十多年前，一夥人仍然四十歲左右壯年時期的形影，讓人不禁感到人生的倥傯。想當年，正是《笠詩刊》創刊那一年，四位詩人都加盟過紀弦發起的現代派，也在《現代詩》發表過作品。而商禽之外的三位台灣本土詩人，在那一年都成為笠詩社的發起人與詩刊的創辦人。也在這一年，小說家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而彭明敏與他兩位台灣大學政治系學生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
參加商禽追思會的詩人很多。我在入口的出席簽名錄寫下自己的名字。會場裡，已到的人都已經入席。一進會場，我想看的是展檯上商禽的相關文物、手稿、文件、畫作。就只我一個人站著低頭俯看，突然間聽到一旁的一群攝影記者出聲，意思是他們等待捕捉入鏡的人來了，要讓開視線。但我已將看完檯面的東西，沒照意思立即離開。
等到我抬頭，走近坐席時，有一位認識的詩友出聲說了這樣很好，不為權貴所動之類的話。我往入口方向看去，追思會主辦單位等的那位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敢稱呼自己國家名號，也不敢說出自己職位的先生，正向裡面走進來，他也順路觀看檯面的紀念物。我索性往入口處移動，正好與那個人擦身而過，也就離開會場了。
在會場外，又遇見羅浪的女兒，詩人羅浪還沒有到。我請她轉告問候她父親，走到忠孝東路、八德路口，還沒等到計程車，就一路走回工作室。想像著那個人致詞追思商禽的樣子，思索著商禽會喜歡這樣的政治關懷嗎？半世紀的流亡，從中國大陸到島嶼台灣，人生就這麼隨著政治荒謬劇場落幕，在被追思中印記的是歷史的許多不能真實言說的困厄。
沉默於過分喧囂的時代
做為一個詩人，商禽有他獨特的位置。他不像許多有頭有臉的詩人同儕留下像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的刺青一樣的戰鬥詩，必須自己湮滅證據。他的詩，流露的是一個流亡者的真實處境，不需要移民美、加，自稱流亡。在過分喧囂的時代，他是低調的，總是在自己一個角落裡沉默著。
與羅浪、林亨泰、錦連幾位台灣本土詩人的合照，看出當年詩人間的情誼。當然也看得出林亨泰當年在商禽心目中的位置。八卦山下幾乎象徵林亨泰的生活場域；同在彰化的是錦連；羅浪在苗栗；而商禽住在更遠的地方。其實，商禽應和白萩相知，當年活躍於《現代詩》的共同情誼也是值得紀念的。
記得，有一次白萩提到1960年代末，在台北西門町的作家咖啡屋，一群詩人正熱烈地談論一首詩，突然間商禽說他和白萩一樣讀不懂，話語突然靜默下來。這是我印象深刻的記憶。有關口沫橫飛談論的晦澀詩歌從人云亦云到眾人不發一語，實在極具諷喻。在追思商禽之時，突然想到白萩這樣的一個詩人。詩人安在哉？
對於商禽的逝世，報導很多，我自己也在筆記裡留下這樣的追悼：
因眺望歲月的窗口／而伸長了脖子／成為長頸鹿的那人／閉上眼睛／瞳孔裡不再有滅火機的影子了／／在流亡之島／寫下幽微人生的行句／詩語註記了生命無聲的叫喊／成為遙遠的催眠／在夢與飛翔中他其實是一隻鳥／／魂魄終得回返家鄉／在故土成為一棵樹／那或是故國／只是革命的欺罔畢竟不如／圖書館裡詩人的咳嗽聲
──〈逝者的追悼──紀念商禽〉
我與商禽並不熟，見面的場合也只是點點頭打招呼。他的詩，我是細讀了的。年輕時，走上詩人之途，〈長頸鹿〉、〈滅火機〉、〈鴿子〉等詩，也與詩壇的朋友一樣喜歡。讀〈遙遠的催眠〉時，會想到白萩〈風的菁薇〉，想詩人另一種形式的歌唱；而初讀〈咳嗽〉時，則想到非馬這位詩人的長短句。商禽是冷的，也是凝練的，就像他靜靜微笑的身影。
關懷社會的現實詩想
說到散文詩，有許多人常以商禽為尊。我自己很少有散文詩這樣的作品，但讀了外國一些詩人的散文詩，也譯介過波蘭詩人赫伯特（Z.Herbert,1924-1998）。赫伯特式的嘲諷，以散文詩的形式產生強烈主題張力，他的《柯吉多先生》讓人印象深刻。不在語句的斷與連形塑張力，而是在敘述的虛實情境中呈現主題的張力。讓散文詩是詩而不是散文，看商禽，看赫伯特，能看見詩之為詩的共同點。
我常常想，1949年隨國民黨從中國，自願或非自願地來到台灣，為台灣的戰後詩留下詩史風景的詩人們，一定有異於台灣本地出身的詩人們的詩情與詩想。隨著歷史的演變，這些詩人的詩也許會在中國詩史裡留下位置，也在台灣詩史有特殊的存在。台灣本土詩人在跨越二戰前後，從失語狀態跨越到漢字中文，語言受到傷害；而中國流亡來台的詩人在離散中漂泊。共同的時代裡，不同的情境，交叉出詩的風景。儘管有些詩人因為統治體制的權力附庸而曾經配合黨國國策，歌唱過不一定有自己感情歷史的行句，但像商禽這樣的詩人，也許因為純粹的堅持，而倍讓人敬重吧！
論者在談到商禽的作品時，習慣提到大家熟悉的詩。他那些詩極適合現代情境，反映了詩人的世界。特別是，戰後在台灣的詩迴避現實介入的課題，喜歡文人性，崇尚末端詩藝的造構，具有一種要嘛附翼黨國統治權力，要嘛退而放空，置之不見場所的現實。有兩首商禽的簡短散文詩，流露他的社會觀照。
〈音速──悼王迎先〉：
有人從橋上跳下來。
那姿勢凌亂而僵直，恰似電影中道具般的身軀。
突然，在空中，停格了1／2秒，然後才緩緩繼續下降。原來，他被從水面反彈回來的自己在縱身時所發出的那一聲悽厲的叫喊托了一下，因而在落水時也只有悽楚一響。 ──1987年8月28日，中和
1987年發生李師科搶劫土銀的事件，警方逮捕計程車司機王迎先，並予刑求。在新店溪福和橋勘查訊問時，王迎先突跳河自殺，警方以畏罪視之。但李師科寄存搶劫物之年輕工人報案，始知王迎先無辜。王迎先、李師科兩位都是退伍老兵，而李師科寄存之贓款據說是要贈予寄存之年輕工人，有劫富濟貧的用意。這一事件震驚當時社會，除暴露警察辦案刑求逼供，也暴露底層社會的無助。
商禽以悼王迎先為副題寫了〈音速〉這首詩，有悼念流亡來台退伍老兵命運之意，而不僅是為其蒙受不白之冤。從有人從橋上跳下來，到只有悽厲一聲，像是客觀地描述一個人跳水的情景，但悽厲的一聲叫喊出退伍老兵的集體命運，甚至涵蓋了詩人自己。商禽刻意的音旨流露了對底層流亡來台老兵的關心，不像許多所謂的現代詩人在高蹈的文人情境裡，疏於現實人間。商禽所強調的超現實應是更為現實，這也是一個例子。
在詩人之路留下的行跡
在這之前，商禽也有一首很特別的詩〈木棉花〉，是悼念陳文成──一位在美國卡耐基美隆大學任教的優秀台灣人數理統計學家，因為曾在美國募資幫助《美麗島》雜誌和施明德而被情治單位監控，於回台時被警總約談，之後被發現屍體倒在台大圖書館的草坪。咸認是刑求致死，但官方並未承認。
〈木棉花──悼陳文成〉：杜鵑花都已經悄無聲息的謝盡了，滿身楞刺、和傅鐘等高的木棉，正在暗夜裡盛開。說是有風吹嗎又未曾見草動，橫斜戳天的枝頭竟然跌下一朵，它不飄零，它帶著重量猛然著地，吧嗒一聲幾乎要令聞者為之呼痛！說不定是個墜樓人。 ──1985，台北
被發現屍體倒在台大圖書館草坪的陳文成，美國來台驗屍的法醫說是死後屍體被從圖書館丟擲下來的。這是一件未偵破，但咸認與官方的情治單位脫不了關係的案件。長期的戒嚴時代，屢見不鮮的政治迫害。
杜鵑花3月盛開，木棉花大約開在4月，而陳文成事件發生在7月初。詩題的木棉花，詩中的杜鵑花，應是場所與象徵之用。杜鵑花是台大校園之花，而木棉花也是。杜鵑啼血，小說也有「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但在這首詩中是用來前序木棉花。木棉花開花落，滿樹都是，滿地都是。木棉花有一定的重量，落地時可聽見聲音。如果在夜晚，更是。商禽以木棉花的落地引喻墜樓人意象，述說了一件政治迫害的歷史事件。這樣的介入，在一些曾經發表過戰鬥文藝反共愛國的國策詩的詩人群中，是不可能的；在以工農兵文學指控台灣文學界，發出狼來了的警告，後來又轉向的詩人筆下也不會出現。商禽默默地留下詩的見證，留下詩人可貴的行止風格。
我之所以想去參加商禽的追思會，應該是有感於他在詩人之路留下的行跡。即使他是一個從中國流亡到台灣的詩人，即使他的魂魄回返中國，但那畢竟是他的家鄉，他的故土。商禽在台灣留下的詩，客觀上成為戰後台灣詩史的一部分是無庸置疑的事。也許有一天，二戰後隨國民黨從中國移入台灣的人們與他們的子孫終於和台灣原住民，或更早期的移入者及已落地生根的後代，共同在這個島嶼建構了新的國家，那麼用台灣的場域主題探察商禽的詩，更能感受到他的詩情與詩想。 ●今天(7/1)上午，我帶素貞回羅斯福路整理行裝，中午左右，弟弟文華請假來看我。兄弟兩人一起到出入境管理局打聽出境證的事。可是問不出結果。到了警總，他們每個人用的都是代號，叫什麼【強恕人】的，問來問去，每個【強】先生都推來推去。(後來跟二姐說，二姐說，是不是整間都是【強盜】?!)我很著急，因為我買的是來回機票，馬上就到期。而且，在美國還有個統計學術會議，要代表學校參加，必須趕快回去準備資料。時間已經很急迫了，他們卻只是擺擺手說，放心，來得及的。後來，再回到出入境管理局。辦事員告訴我們，明天早上八點會通知，再來拿出境證。離開博愛路之後，兄弟二人往青年公園散心。我最疼這個小弟弟，臨別之前，還有一堆鼓勵的話要說。一直到下午，我要回羅斯福路，分手時，我對弟弟說，告訴爸爸不要擔心，不會有什麼事的。誰也不知道，弟弟再也看不到最疼愛他的哥哥了。1981.07.01最後一夜
2010/8/29
紀念詩人商禽以及一些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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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勇 圖◎達姆
7月29日，我進了一下工作室，就頂著大太陽來到華山藝文特區。下了計程車時，司機問說怎麼這麼多警察，探頭一想，那個人要來了。
進會場前，詩人羅浪的女兒在樹下打招呼，她說是在等父親前來。有一張1964年的照片，自左至右依序是羅浪、商禽、林亨泰、錦連四位詩人，合攝於彰化八卦山下，已列入當代文學史料影像系統。四十多年前，一夥人仍然四十歲左右壯年時期的形影，讓人不禁感到人生的倥傯。想當年，正是《笠詩刊》創刊那一年，四位詩人都加盟過紀弦發起的現代派，也在《現代詩》發表過作品。而商禽之外的三位台灣本土詩人，在那一年都成為笠詩社的發起人與詩刊的創辦人。也在這一年，小說家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而彭明敏與他兩位台灣大學政治系學生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
參加商禽追思會的詩人很多。我在入口的出席簽名錄寫下自己的名字。會場裡，已到的人都已經入席。一進會場，我想看的是展檯上商禽的相關文物、手稿、文件、畫作。就只我一個人站著低頭俯看，突然間聽到一旁的一群攝影記者出聲，意思是他們等待捕捉入鏡的人來了，要讓開視線。但我已將看完檯面的東西，沒照意思立即離開。
等到我抬頭，走近坐席時，有一位認識的詩友出聲說了這樣很好，不為權貴所動之類的話。我往入口方向看去，追思會主辦單位等的那位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敢稱呼自己國家名號，也不敢說出自己職位的先生，正向裡面走進來，他也順路觀看檯面的紀念物。我索性往入口處移動，正好與那個人擦身而過，也就離開會場了。
在會場外，又遇見羅浪的女兒，詩人羅浪還沒有到。我請她轉告問候她父親，走到忠孝東路、八德路口，還沒等到計程車，就一路走回工作室。想像著那個人致詞追思商禽的樣子，思索著商禽會喜歡這樣的政治關懷嗎？半世紀的流亡，從中國大陸到島嶼台灣，人生就這麼隨著政治荒謬劇場落幕，在被追思中印記的是歷史的許多不能真實言說的困厄。
沉默於過分喧囂的時代
做為一個詩人，商禽有他獨特的位置。他不像許多有頭有臉的詩人同儕留下像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的刺青一樣的戰鬥詩，必須自己湮滅證據。他的詩，流露的是一個流亡者的真實處境，不需要移民美、加，自稱流亡。在過分喧囂的時代，他是低調的，總是在自己一個角落裡沉默著。
與羅浪、林亨泰、錦連幾位台灣本土詩人的合照，看出當年詩人間的情誼。當然也看得出林亨泰當年在商禽心目中的位置。八卦山下幾乎象徵林亨泰的生活場域；同在彰化的是錦連；羅浪在苗栗；而商禽住在更遠的地方。其實，商禽應和白萩相知，當年活躍於《現代詩》的共同情誼也是值得紀念的。
記得，有一次白萩提到1960年代末，在台北西門町的作家咖啡屋，一群詩人正熱烈地談論一首詩，突然間商禽說他和白萩一樣讀不懂，話語突然靜默下來。這是我印象深刻的記憶。有關口沫橫飛談論的晦澀詩歌從人云亦云到眾人不發一語，實在極具諷喻。在追思商禽之時，突然想到白萩這樣的一個詩人。詩人安在哉？
對於商禽的逝世，報導很多，我自己也在筆記裡留下這樣的追悼：
因眺望歲月的窗口／而伸長了脖子／成為長頸鹿的那人／閉上眼睛／瞳孔裡不再有滅火機的影子了／／在流亡之島／寫下幽微人生的行句／詩語註記了生命無聲的叫喊／成為遙遠的催眠／在夢與飛翔中他其實是一隻鳥／／魂魄終得回返家鄉／在故土成為一棵樹／那或是故國／只是革命的欺罔畢竟不如／圖書館裡詩人的咳嗽聲
──〈逝者的追悼──紀念商禽〉
我與商禽並不熟，見面的場合也只是點點頭打招呼。他的詩，我是細讀了的。年輕時，走上詩人之途，〈長頸鹿〉、〈滅火機〉、〈鴿子〉等詩，也與詩壇的朋友一樣喜歡。讀〈遙遠的催眠〉時，會想到白萩〈風的菁薇〉，想詩人另一種形式的歌唱；而初讀〈咳嗽〉時，則想到非馬這位詩人的長短句。商禽是冷的，也是凝練的，就像他靜靜微笑的身影。
關懷社會的現實詩想
說到散文詩，有許多人常以商禽為尊。我自己很少有散文詩這樣的作品，但讀了外國一些詩人的散文詩，也譯介過波蘭詩人赫伯特（Z.Herbert,1924-1998）。赫伯特式的嘲諷，以散文詩的形式產生強烈主題張力，他的《柯吉多先生》讓人印象深刻。不在語句的斷與連形塑張力，而是在敘述的虛實情境中呈現主題的張力。讓散文詩是詩而不是散文，看商禽，看赫伯特，能看見詩之為詩的共同點。
我常常想，1949年隨國民黨從中國，自願或非自願地來到台灣，為台灣的戰後詩留下詩史風景的詩人們，一定有異於台灣本地出身的詩人們的詩情與詩想。隨著歷史的演變，這些詩人的詩也許會在中國詩史裡留下位置，也在台灣詩史有特殊的存在。台灣本土詩人在跨越二戰前後，從失語狀態跨越到漢字中文，語言受到傷害；而中國流亡來台的詩人在離散中漂泊。共同的時代裡，不同的情境，交叉出詩的風景。儘管有些詩人因為統治體制的權力附庸而曾經配合黨國國策，歌唱過不一定有自己感情歷史的行句，但像商禽這樣的詩人，也許因為純粹的堅持，而倍讓人敬重吧！
論者在談到商禽的作品時，習慣提到大家熟悉的詩。他那些詩極適合現代情境，反映了詩人的世界。特別是，戰後在台灣的詩迴避現實介入的課題，喜歡文人性，崇尚末端詩藝的造構，具有一種要嘛附翼黨國統治權力，要嘛退而放空，置之不見場所的現實。有兩首商禽的簡短散文詩，流露他的社會觀照。
〈音速──悼王迎先〉：
有人從橋上跳下來。
那姿勢凌亂而僵直，
恰似電影中道具般的身軀。
突然，在空中，
停格了1／2秒，
然後才緩緩繼續下降。
原來，他被從水面反彈回來的自己在縱身時所發出的那一聲悽厲的叫喊托了一下，
因而在落水時也只有悽楚一響。
──1987年8月28日，中和
1987年發生李師科搶劫土銀的事件，警方逮捕計程車司機王迎先，並予刑求。在新店溪福和橋勘查訊問時，王迎先突跳河自殺，警方以畏罪視之。但李師科寄存搶劫物之年輕工人報案，始知王迎先無辜。王迎先、李師科兩位都是退伍老兵，而李師科寄存之贓款據說是要贈予寄存之年輕工人，有劫富濟貧的用意。這一事件震驚當時社會，除暴露警察辦案刑求逼供，也暴露底層社會的無助。
商禽以悼王迎先為副題寫了〈音速〉這首詩，有悼念流亡來台退伍老兵命運之意，而不僅是為其蒙受不白之冤。從有人從橋上跳下來，到只有悽厲一聲，像是客觀地描述一個人跳水的情景，但悽厲的一聲叫喊出退伍老兵的集體命運，甚至涵蓋了詩人自己。商禽刻意的音旨流露了對底層流亡來台老兵的關心，不像許多所謂的現代詩人在高蹈的文人情境裡，疏於現實人間。商禽所強調的超現實應是更為現實，這也是一個例子。
在詩人之路留下的行跡
在這之前，商禽也有一首很特別的詩〈木棉花〉，是悼念陳文成──一位在美國卡耐基美隆大學任教的優秀台灣人數理統計學家，因為曾在美國募資幫助《美麗島》雜誌和施明德而被情治單位監控，於回台時被警總約談，之後被發現屍體倒在台大圖書館的草坪。咸認是刑求致死，但官方並未承認。
〈木棉花──悼陳文成〉：杜鵑花都已經悄無聲息的謝盡了，滿身楞刺、和傅鐘等高的木棉，正在暗夜裡盛開。說是有風吹嗎又未曾見草動，橫斜戳天的枝頭竟然跌下一朵，它不飄零，它帶著重量猛然著地，吧嗒一聲幾乎要令聞者為之呼痛！說不定是個墜樓人。 ──1985，台北
被發現屍體倒在台大圖書館草坪的陳文成，美國來台驗屍的法醫說是死後屍體被從圖書館丟擲下來的。這是一件未偵破，但咸認與官方的情治單位脫不了關係的案件。長期的戒嚴時代，屢見不鮮的政治迫害。
杜鵑花3月盛開，木棉花大約開在4月，而陳文成事件發生在7月初。詩題的木棉花，詩中的杜鵑花，應是場所與象徵之用。杜鵑花是台大校園之花，而木棉花也是。杜鵑啼血，小說也有「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但在這首詩中是用來前序木棉花。木棉花開花落，滿樹都是，滿地都是。木棉花有一定的重量，落地時可聽見聲音。如果在夜晚，更是。商禽以木棉花的落地引喻墜樓人意象，述說了一件政治迫害的歷史事件。這樣的介入，在一些曾經發表過戰鬥文藝反共愛國的國策詩的詩人群中，是不可能的；在以工農兵文學指控台灣文學界，發出狼來了的警告，後來又轉向的詩人筆下也不會出現。商禽默默地留下詩的見證，留下詩人可貴的行止風格。
我之所以想去參加商禽的追思會，應該是有感於他在詩人之路留下的行跡。即使他是一個從中國流亡到台灣的詩人，即使他的魂魄回返中國，但那畢竟是他的家鄉，他的故土。商禽在台灣留下的詩，客觀上成為戰後台灣詩史的一部分是無庸置疑的事。也許有一天，二戰後隨國民黨從中國移入台灣的人們與他們的子孫終於和台灣原住民，或更早期的移入者及已落地生根的後代，共同在這個島嶼建構了新的國家，那麼用台灣的場域主題探察商禽的詩，更能感受到他的詩情與詩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