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 11, 2023 — 港府以安全和環境擔憂為由拆除霓虹燈招牌，但這場運動讓人們想起了香港自身的命運。霓虹燈的消失悲哀地諷喻了一個曾充滿活力的城市的衰落，嘈雜耀眼的 ...
Jun 23, 2014 — 沒什麼比街頭霓虹更像是香港的符號。一個在線的霓虹展覽獲得港人廣泛關注，展覽的懷舊感回應了香港困惑的自我認知：既是殖民地，又不是殖民地，既是中國， ...
Oct 14, 2015 — 在這一期藝術特刊中，我們輯錄了時報對藝術界的動向報道。香港的形象與霓虹燈密不可分。自20世紀中期，霓虹燈便裝點着香港的街景。
大作家不會說官話
‘’文化部對五月天表態的事說「表示理解」。「理解」什麼鬼？「表示遺憾」都不會說嗎？
小野果然不是文化部長的料，當年做柯屁的競選總幹事，人事發布後，還「反質詢」記者「大家為什麼都問我柯文哲？」‘’
張艾嘉的故事：幸福藏在糊塗裡
你真的知道你要的是什麼嗎?
富貴或貧賤，每個人都在人生中學習……
張艾嘉，也許可以號稱是最出色的女人－從叛逆少女到金馬影后，
她，似乎天生帶著光環，舉手投足間都在製造新聞，賺著人氣。
一切的一切，都從她的愛子被綁架開始。張艾嘉在綁架案結案之後，
「一直以為最重要的是盛名，時時處處想保持常青，
直到兒子的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
◆嫁給羅大佑，臺灣最有名的男人我是一個銜著金鑰匙出生的孩子：
16歲那年，我不再樂意讀書，覺得娛樂圈五彩繽紛，
別人追逐一輩子而不可得的東西，於我而言，手到擒來得順理成章。
那時年少輕狂，覺得能配上自己的男人，
那時的我，的確充滿魅力，漂亮、成功…… 男人心目中完美愛人必須具備的條件我幾乎全部都有。
我覺得這是意料之中的，任何一個男人都應該毫不猶豫地選我。
然後，我與羅大佑風光無限地同入同出，
我與羅大佑的戀情不像是感情，更像一件璀璨奪目的首飾。
可是，一個女人，自然不能只有一件首飾吧？
於是，影壇帥哥、商界精英、政壇要人……隔三岔五就隨著他們一起
甚至，會挽著別的男友在公開場合與他不期而遇，
可是，羅大佑是個傳統的熱血男子，
對於我的遊戲人間，他無所適從。
可是他真的喜歡我，於是他提出要娶我。
結婚對我而言似乎遙不可及，我沒有把自己交給任何男人的計劃。
可是，羅大佑真心實意想要娶我，他的確是想與我廝守，
不知道是因為心軟，還是覺得與羅大佑的婚姻堪稱更閃爍的招牌，
◆轟轟烈烈的婚禮羅大佑不是個張揚的人，
於是，他給我訂製了法國最新款的婚紗，
婚禮就像一個女王的加冕儀式，我還戴上了鑽石王冠。
我就是要讓所有的男人失落，讓所有的女人嫉妒。
都說新娘應該矜持，可我的一言一行都囂張。
我肆無忌憚地笑，和熟識的來賓開著玩笑。
舉著一杯香檳風一樣地穿來踱去show著自己的滿身寶石。
可憐的新郎一直在到處找我。
婚禮還沒開始，他已經大汗淋漓了。
最後總算禮畢。
可在來賓散去以後，我倆在洞房花燭的甜蜜纏綿前，
在淩晨3點穿著一身婚紗衝出門，找了家陌生的小酒吧開始放縱。
第二天早上，當羅大佑找到醉醺醺的我時，他都快哭了，
有時，我會心軟，於是在家乖乖做幾天乖老婆。
一開始，他異想天開以為我懂事了、轉性了，眉開眼笑地在家陪我，
◆當未婚媽媽，生最炫兒子新婚夫妻，多半還能寬容相處，
可隨著婚姻的年輪跨過一輪又一輪，耐心便慢慢失去。
對於我的個性，羅大佑越來越反感，也開始越來越頻繁地訓斥我。
到第三年的時候，當他得知我要去加入天體協會的時候，
每次戰爭過後，羅大佑都會很後悔，很誠懇地向我道歉，我也會自我檢討，兩人共同維繫短暫的安寧。
終於，我們打累了，心也累了，最後決定離婚。
對他而言，看不住老婆固然丟人，可隔三岔五被老婆打更丟人。
然而離婚給羅大佑帶來了極大的打擊，為了逃避世人的流言，
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淚水，只是為了告訴我自己我不在乎……'看著
畢竟，這是第一個愛我到願意娶我，與我分擔憂愁痛苦的男人。
音樂是他的生命，可是為了這段失敗的婚姻他竟然不惜退出樂壇，
在朋友們的勸說下，他終於重新操起了吉他。
不過，他無論如何也不想再呆在臺灣樂壇，而是去了香港。
只是，30 歲那年，心態忽然有了微妙的變化－
我忽然很想有個孩子，但是，我沒法定配偶了，誰來幫我這個忙？
他是一個溫文爾雅的紳士。
他有四輛不同年代不同款式的哈雷機車，我偶爾發瘋的時候，他會跨上另一輛哈雷，
只是，他是個有婦之夫。
那又如何？我從未懷疑過自己的魅力－沒有哪個女人比我更優秀，
況且，能把男人從婚姻裡挖出來才更見魅力。
於是，我旁若無人地開始了與王靖雄的交往。35歲以後，
我要從此開始培養兒子，讓他成為'張艾嘉'這個金字招牌上最耀眼
都說'三代出貴族' ，為了培養出兒子的貴族氣質，多從最細微處開始，衣食住行時時處處刻意培養，他稍有不對就馬上糾正。
老公說我不像是在養兒子，像是在組裝電腦，
不能和別的小朋友一樣在地上摸爬滾打，因為那是沒有教養的表現。
從學會走路開始就得像個紳士，從小就開始穿禮服，學習吃西餐。
要記得站在汽車前等待司機拉門，再高興也不許哈哈大笑，
等到兒子4歲多的時候，小紳士的雛形已經顯山露水了：
一口地道的英式英語無可挑剔；不管是鋼琴還是小提琴，
雖然我看得出來兒子並不快樂，可我認定這個選擇沒錯。隨後，
兒子5歲那年，我應邀前往泰國北部採訪難民村。
我帶兒子隨行，拍攝過程中，我把部分臺詞讓兒子背熟，
電視臺播放後，香港頓時轟動，所有人都驚為天才。
在香港成功後，我隨即帶著兒子殺回臺灣，
各大媒體紛紛對此大肆報道，兒子在一夜之間又紅透臺灣。
以後的日子裡，我利用自己的知名度不遺餘力地打造著兒子，
◆上帝把兒子還給我，我把自由還給兒子可是，我忘記了一件事情－
很不幸，兒子被人盯上了。
兒子在九龍城喇沙利道喇沙小學讀四年級，
平日上下學都有傭人接送，可是，2000年7 月5日，傭人沒有接到兒子。
幾個小時後，接到了最不願接到的電話……兒子被綁架了，綁匪開價
'你兒子現在是童星，你是大導演，他絕對值這個價錢，
給你3天時間，交錢的地點我會再通知你。
別玩花樣，不然，就等著給你兒子收屍吧！'
我頓時癱軟了，我做夢也沒料到，
與綁匪在電話裡討價還價之後，終於敲定以800萬元成交。
儘管綁匪一再威脅不許報警，在再三斟酌後，
抱著失而復得的兒子，我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
再也不願意與我一起出席任何公共場合，
看著以往舉重若輕的兒子如今像一隻惴惴不安的小鼠般草木皆兵，
當初，我的婚姻招牌沒留住羅大佑，如今，
我開始學著用母愛的本能去和他共處，
假日的時候，我帶他出去旅遊，不再帶他去這個博物館那個藝術宮。
有一次遊狄斯奈樂園，他拖我陪他坐在過山車的第一排，
下了過山車，手依然沒有鬆開，我彎下腰將兒子一把摟進懷裡，
兒子坐在前面，靠在我懷裡，駱駝脖子上的鬃毛蹭得他的小腿發癢，我讓他將腿盤起來，半躺在我的懷裡，左手幫他撫摸著蹭紅的小腿，
兒子忽然動了動，將腦袋往我的胸前擠了擠，夢囈般道：' 媽媽，謝謝！'
我讓他成為全校最優秀的學生，他沒有謝謝我；
可就在落日大漠裡，靠在我懷裡的時候，他那麼由衷地感謝我。
隨著兒子的改變，我身上也在發生著本質的變化，我不再張揚，
其實，人生本來就是糊塗的，所有的快樂和幸福都藏在糊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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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艾嘉封后作《燈火闌珊》：喪偶中年女子的故事，為何教人動容？
4月中上映的港片《燈火闌珊》，讓張艾嘉時隔36年奪下金馬影后。沒有驚天動地大場面，只靠簡單劇情和演員功力，致敬老香港的失傳手藝，以及喪偶女子的思念之情，《燈火闌珊》為何如此動人？
文章語音朗讀・
05:25
美香（張艾嘉飾）的先生阿鑣（任達華飾）過世了。她每天洗衣、燒飯，生活沒有太多變化，只是在夜深人靜，獨自躺在床上時，會想起阿鑣睡覺以前總留一盞燈，等她睡著之後，再關燈的習慣。
到店裡玩遊戲機也是。丟進金幣，擠出更多金幣，從前阿鑣都採取乾脆背過來，隨便亂投的玩法，如今自己坐在機台前，只覺得無比荒涼。
某日洗完衣服，意外發現一只阿鑣工廠的鑰匙。阿鑣是做霓虹燈管的師傅，兩人年輕時的相遇也是在大綻光彩的霓虹燈招牌前。美香拿著鑰匙，回到早已廢棄的廠內，卻發現裡面亮著燈光，竟然有人……？
「《燈火闌珊》這部片講的是消失和轉變。從香港消失的霓虹燈特色，去緬懷人事的消逝，」張艾嘉表示。即便片酬不高，她一口答應參演，正因為被劇情感動。而張艾嘉也憑藉此片，睽違36年，第三度奪下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獻給努力生活的上一代女性
《燈火闌珊》由香港新銳導演曾憲寧執導。曾憲寧主修文化研究，做過記者、電影發行，但始終想自己拍片。《燈火闌珊》是她的首部代表作。
去年底，曾憲寧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指出，上一代婦女的生活，多半圍繞家庭，有一天子女長大，丈夫離世，她們會怎麼樣呢？「好像沒有什麼人特別理會過，所以我想去理解這個現象，想講這個狀況。」
對曾憲寧而言，這部電影，是對香港消逝的手工藝文化的追憶，也是對努力生活的女性的致敬。
努力養大的女兒，準備遠嫁澳洲，愛護自己的先生，早一步去了天國。眼看阿鑣從前費力打造的霓虹燈招牌，因為新法規上路與LED燈的普及，一個接一個被拆除。美香發現，她不能只是徬徨無助，而應該採取行動。
「有招牌就有生意！」阿鑣曾如此說道。店家之所以掛上閃亮亮的招牌，無非期盼生意盎然，而在五光十色城市裡流連的人們，也因為這些霓虹燈光，生活更加多采多姿。
美香在廢棄工廠裡看見的人影，是阿鑣逝世前收的年輕徒弟Leo。他不受家人和學校認可，跑來學做霓虹燈，並因獲得阿鑣肯定，心懷感激。Leo告訴美香，阿鑣曾說還有一塊招牌沒做完。到底是什麼招牌呢？
為了一圓逝者的心願，兩人到處尋找線索，不僅捲起袖子自己燒製燈管，還拍影片發動群眾募資，希望把工廠開下去。甚至在政府單位前來拆除舊招牌時，美香奮力跨出圍牆，對著拆除人員大喊，「要拆招牌，先拆了我！」
然而同一時間，美香的女兒彩虹，卻認為媽媽走不出喪夫之痛，反對她回工廠繼續操持凋零的霓虹燈生意。母女的衝突，更在發現阿鑣其實留下一筆龐大債務之後，愈演愈烈。
過去霓虹燈生意走下坡時，曾無情地對先生說「不如轉行開計程車」、「你除了做燈管以外什麼都不會」的美香，在阿鑣離世後，真正了解到先生的辛苦，以及製作霓虹燈這份工作的偉大。
張艾嘉細膩地詮釋美香的轉變。和她有大量對戲、飾演Leo的年輕演員周漢寧，也傳神地表演出被社會排斥，內心失落，卻依舊維持樂觀開朗的模樣。
一老一少，為了故人在街巷奔波，加上導演不斷透過影像，對比香港過去的繁華和如今的黯淡，勾勒出一種榮華退散的東方明珠裡，不願向生活低頭，彼此扶持的小人物樣貌。
時代的洪流難以逆轉，但對於霓虹燈手藝的感情，還有思念先生的心情，該如何回應？電影巧妙地，透過一圓先生的遺願、製作最後一塊霓虹燈招牌的任務，給予一個溫暖的結局。（責任編輯：黃韵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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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先生在新加坡徘徊......
快手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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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他想證明給大家看，他其實是一個「快手」，過去之所以慢，是因為環境條件都不能配合他……我非常衝動的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痛罵他一頓，向他分析環境對我們多麼不利，保守勢力已經反撲了……
1982 運動急先鋒 和楊德昌開始交往是因為我在中影任職時要找四位年輕導演合拍一部小成本的電影《光陰的故事》，楊德昌是其中之一。他寫下那一段的故事〈指望〉，才開拍了一 天就氣得摔劇本說要停拍要更換攝影師。他說那些人都不聽他指揮，甚至想看他出糗故意整他。我當時在公司的角色是製片企畫部企畫組的組長，是整個公司發動拍 片計畫的最上游，但是所有拍片工作都要交給下游的製片廠來執行，當時中影的上游已經換了一批新腦袋，可是龐大的製片廠還沒嗅出革命已經在總公司擦槍走火中 發動的訊息，衝突就從最不願意讓步的楊德昌開始。還好楊德昌長得非常高大，一副火爆浪子的模樣，他的那段〈指望〉就在不斷的爭吵中完成。後來他寫了一封很 長的信給我，說是信，其實是一個寓言故事，在這個寓言故事中他強烈的表達說，中影只靠我們上游的幾個年輕小夥子想革命是沒用的，下游的製片廠一定要有一番 大改變。這也是後來中影公司製片廠幾個年輕助理級的攝影師、剪接師和錄音師終於被重用的導火線，這些年輕助理現在都是大師級的人物了。西元1982台灣新電影運動發出了革命的第一槍，距離德國新電影浪潮正好晚了二十年，楊德昌扮演了這個運動的急先鋒角色。
1986《恐怖份子》
我們彼此的壓力都非常大。楊德昌想要有一個安全的、健全的、合理的拍片環境，讓他好好拍出他心目中最棒的電影，而我要面對一個很有商業頭腦，卻對導演超支 超時絕不讓步的新老闆，我要證明重用楊德昌是正確的決定。就在劇本完成、演員就緒、場景也看得差不多時，楊德昌忽然告訴我他沒把握拍好這部片子，他說他卻 有把握在極短時間內改拍另一部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他說他想證明給大家看，他其實是一個「快手」，過去之所以慢，是因為環境條件都不能配合他。每 個晚上陪他談劇本談文宣談心情談這談那談到天亮，白天還要準時簽到上班的我終於發飆了，我非常衝動的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痛罵他一頓，向他分析環境對我們 多麼不利，保守勢力已經反撲了，我們不能再猶豫了。我把信交給了楊德昌，然後我接到了他的電話，就像他並不擅長講故事一樣，他在電話那端只有喘氣和沉默， 斷斷續續的說他相信我是善意的，但是我還是誤會他了……其實他不是逃避、消極。 後來他也回了我一封很長很長的信，信封上稱呼我是「同志」（一起革命的同志），他向我解釋他想要改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原因。在信中他又說了一遍： 「我是快手阿德，請相信我。」我知道不能再拖延了，於是逼他立刻開拍《恐怖份子》，為了讓他有安全感，我請來陳國富陪他拍片，於是陳國富替代我承受了現場 拍戲的所有焦慮和壓力。在拍片過程中我遇到了蔡琴，她對我抱怨說：「你到底是怎麼逼他的？他常常半夜兩腿抽筋作噩夢嚇醒。」最後我們在極低的預算（新台幣 880萬元）下完成了這部電影。
1991《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沒有安全感的楊德昌還是對《恐怖份子》拍攝過程心有餘悸，他覺得應該找到外面的資金進來，才不會完全受制於中影許多不合理的制度。他寫信給我，說他每次拍 片都像是率先衝鋒慷慨就義，總是顧此失彼腹背受傷，他總是得使出渾身解數以克服無數先天不足，所以這次他可不想再輕易冒險了，他想要充分準備後再開拍。 於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又成了公司每周例行的會議上我不斷被質疑的焦點。就在新的噩夢重新啟動，我們兩人又要綁在一起拿著槍抵著彼此的腦袋（荷索在拍 《天譴》時就是和男主角用這樣的方式才完成電影的）時，我決定將這個拿槍的角色轉讓給一個聰明才智比我高許多的人，他就是後來協助侯孝賢完成《悲情城市》 的詹宏志。那天，聰明又天真的詹宏志被楊德昌拉到中影來談判，剛剛剪完頭髮的詹宏志帶著那種有點仁慈又無奈的笑容，他的出現代表了另一種可能的合作模式， 於是我從這個噩夢中全身而退。一年後，我乾脆離開了抗戰奮鬥八年的中影，從台灣新電影的浪潮中急流勇退，從此不再過問電影的事。 1991年從媒體報導中得知，楊德昌在詹宏志奔走募集足夠資金後終於完成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完整版長度有四小時，距離《恐怖份子》足足過了五年。 當我坐在戲院裡非常激動的看著這部「快手阿德」花了五年時光才完成的電影，所有的一切真相大白。如果給他足夠的資金和時間，他真的可以做得非常好。我喜歡《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更甚於《恐怖份子》，因為他拍出了我們戰後在台灣長大的這個世代的人所經歷的不幸。楊德昌在一次訪談中對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些人做了一個很完美的註解：「我們何其幸運的生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讓我們克服萬難，成為一個完整的電影人。」 再見到楊德昌竟然是在十年後。那一年我復出去了電視台上班，接到了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邀請卡，上面寫些讚美楊德昌為台北爭光的詩句，原來是楊德昌新片《一 一》榮獲柏林影展最佳導演獎的慶功宴。我滿懷歡喜抱著可以和老朋友重逢的心情趕去會場，竟然發現前來的賓客幾乎沒有過去熟識的電影界老友。楊德昌在掌聲中 走進會場，雖然我們都張開了雙臂迎向對方，但是我知道這次的擁抱和過去兩人在領獎台上的擁抱是完全不一樣的。那時候我衝向前去抱他時，他將我用力抬起，兩 個人快樂得像要飛起來的鳥；這次的擁抱相當的輕，像兩隻無意中相遇的螞蟻。我知道我做錯了決定，當市長走進會場時，我低著頭從旁邊悄悄離去。我再也沒想到那次的擁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擁抱，那竟然成了我們訣別時最後的姿勢。 七年後的某個假日午後，我從游泳池裡爬出水面時接到記者朋友的電話，他們告訴我楊德昌已經離開這個世界。那種感覺很不真實，就像是某一部電影中的一個畫 面，像是電影的開場，也像是結束。我忘了自己說些什麼，也忘了記者問些什麼。當時我只是很氣很氣，一個人總是要到生命結束那一刻，大家又才想起了這個人， 然後再想點話題炒個幾天，於是我關了手機。我想楊德昌一定也很氣憤的，從他不願意將自己最後的作品《一 一》在自己的故鄉放映，就知道他是真的真的很生氣的。沒錯，過去，他常常是在生氣狀態的，為了這個他覺得自己不被尊重和不被珍惜的故鄉而生氣。隨著時間的 流逝，了解他電影的台灣年輕人越來越多，可惜他再也看不到也聽不到了。當然，這又夠他氣很久很久的。 2011同志仍須努力 在一個紀念楊德 昌的放映會上，我得到了一個印著許多楊德昌生前英姿的紀念小冊子，其中有一張他穿著很正式的禮服笑得很開心的黑白照，我知道這張照片是他和我得了亞太影展 最佳編劇時的合照，因為我也有同樣的一張，但是紀念冊上的那張照片將我刪除了。於是我將手中那張彩色照片用電腦處理成和小冊子裡的照片一般大小，再將被刪 去的我重新接回到楊德昌身邊。 我將這個全世界獨一無二有我照片的紀念小冊子送給了也開始從事電影工作的兒子說：「我們曾經是感情很好的革命同志。」 是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是孫文的遺囑，我們小時候每個學生天天都會看到的標語。 （本文為2011年三月新加坡國家博物館電影中心舉辦楊德昌回顧展所撰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