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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ászló F. Földényi, born in 1952 in Debrecen, is a Hungarian art theorist, literature specialist and essayist. He holds a chair for art theory at the Academy ...
Földényi F. László：如今不需砍頭，洗腦就足夠了 ◎Jankovics Márton
不管共產主義如何，六○年代的領導人還會和 Illyés 及 Kodály 合照。讓我們看看，當談到文化時，現今的領導人都和誰同框——美學家 Földényi F. László 如是說。他在《斷頭台的長影》一書中探討十九世紀如何形塑了現代世界，而我們正在經歷其實現。從斷頭台到 ChatGPT 的道路是如何演進？為何斷頭的問題令歐洲醫生如此著迷？機器接管我們的恐懼是何時出現的？為何閱讀劊子手回憶錄如此重要？政治又是如何淪為單純的角鬥士之戰？
Q：斷頭台的意象永遠與走向恐怖的法國大革命緊密相連，但從您的書中我們得知，這個機械裝置不僅讓斬首變得前所未有地容易，也擾亂了我們對人的認知。一個相對簡單的處決工具如何能動搖人類的身分認同？
A：首先要強調的是，斷頭台並非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發明。早在十六世紀就有描繪這種裝置的版畫，但這就像中國與火藥的情況：兩者都發現了某樣東西，但當時還沒有真正的需求，因此僅止於一種稀奇之物。但到了十八世紀末，斷頭台被重新「發現」，不僅廣泛流傳，還幾乎成為專屬的處決工具。這不單純是因為它讓死刑執行更有效率，更是源自啟蒙思想的精神。技術發明的普及背後總有更深層的文明需求。斷頭台背後一方面有著人道主義或人文主義的思考，也就是要讓被處決者承受最小的痛苦。這本身是崇高的想法，斷頭台的命名者、同時是醫生和政治家的 Dr. Guillotin 也在支持這個裝置的發言中提到：
「諸位，我的機器能在眨眼間砍下你們的頭，而你們不會感到絲毫疼痛。」
在這個俏皮的評論中其實也隱藏著一個幾乎不加掩飾的威脅。
當然，這也暗示著這個裝置遲早能砍下任何人的頭，而國民議會的大多數成員後來也都順利完成這個過程。但這並不影響人道主義論點的基礎，因為斷頭台確實能在一瞬間完成斬首，不會有折磨、殘酷和持續數日的處決，這在當時都是慣例。我們知道一些報導提到，即便在十八世紀，一次處決也可能持續四到五天，成為一種戲劇性的大眾娛樂。但除了人道主義的考量外，引進斷頭台背後還有一個民主的思考，就是不再區分高低地位、貴族和平民。
最平凡、最貧窮的公民與國王或王后會得到相同的處決方式。斷頭台不考慮社會階層，創造了平等，從這點來看也是啟蒙運動的典型產物。
每個人都平等地獲得被斷頭台處決的機會。大約在同一時期，羅浮宮也向所有人開放，任何人不論貧富都能參觀那裡收藏的藝術品。躺在斷頭台下或去博物館參觀同樣成為民主的基本權利。
Q：斷頭台在當時的普及程度可從它深深影響了那個時代的大眾文化看出：有歌曲歌頌它，女性把它當作耳環配戴，甚至還當作可以用來斬首洋娃娃的兒童玩具販售。然而，在書中您也提到尖銳的批評很快就出現了，強調：儘管有人道主義的目的，斷頭台仍然使死亡變得更不人道。這兩種觀點是如何並存的？
A：這反映了啟蒙運動的雙重性，就是這個技術工具有多少正面影響，就有多少負面影響。許多人提出疑問，頭部切斷的那一刻是否真的就是死亡發生的時刻。我們知道許多這類記錄。例如，當馬拉的刺客 Charlotte Corday 被斬首時，有人衝上前去摑了那顆斷頭一巴掌，結果那顆頭竟然臉紅了。這立即引發了爭論，也就是說頭部在被切斷後可能還能活著並思考一段時間，甚至可能長達一兩分鐘。如果真是如此，這比持續數日的折磨更加可怕。這場討論不僅止於民間傳說的層次，當時的科學界也對這個問題著迷不已。在接下來的十到十五年間，至少出現了五十本探討這個議題的書籍或小冊子。這對醫生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整個歐洲都進行著相當怪誕的研究，想要了解與身體分離的頭部是否還能繼續存活。經典的「我思故我在」對斷頭來說失去了意義，因為變成了「我思但我不在」。
Q：純粹因為民族自豪感，我想提到一個因謀殺而被處決的匈牙利馬販子也參與了這項怪誕的科學研究。
A：沒錯，透過一位馬販子，我們匈牙利人也成為這個故事的一部分。這位年輕人名叫 Troer Márton，他在 1803 年因嫉妒殺害了他的愛人，在他被斬首後，有人多次在他耳邊叫喊他的名字。根據報導，那顆頭當時睜開了眼睛，並張開嘴巴，有些人認為這似乎有想要說話的意圖。一位在布勒斯勞的醫生親眼目睹了這個實驗，還寫了一本小書記錄這件事。
科技發展可以觀察到一種起伏：時而是希望佔上風，時而是恐懼主導。後者包括了一種懷疑，認為我們的機器正在不知不覺中接管我們，而我們還以為是我們在使用它們。有趣的是，這種想法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出現，而且有許多人表達了他們的懷疑，認為斷頭台絕非中性工具，甚至可能正是這個機器在刺激人們加劇恐怖統治。
斷頭台確實誘使操作者不只是越來越快地執行處決，還要處決越來越多的人。流水線的概念並非始於二十世紀初的福特工廠，而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斷頭台就已出現。它既節省成本又高效。人們幾乎在比賽看誰能在更短時間內處決更多人。例如，1792年8月，他們在十三分鐘內處決了二十二名吉倫特派黨人；1794年6月17日，則在二十八分鐘內成功斬首了五十三人。當時最著名的劊子手 Charles-Henri Sanson 曾抱怨說，他的專業實際上變得多餘了，因為機器解決了一切，他只需要按按鈕就行。夏多布里昂認為，越來越多的死刑判決正是斷頭台本身造成的。幾十年後，一位英國作家約翰・威爾遜・克羅克也這樣說：「成千上萬的人被送往另一個世界，只因為送他們過去太容易了。」無可否認，機器必須持續運作，否則刀片就會生鏽。斷頭台接管了主導權，最終劊子手、判刑者、法官和其他所有人都開始聽命於它。從這個意義來說，人確實變成了機器中被支配的齒輪。
Q：那麼我們可以說，正如標題所暗示的，我們至今仍生活在斷頭台的「漫長陰影」之下嗎？只是現在我們更多是在思考影響我們決策的演算法，以及取代我們工作的 ChatGPT 所帶來的相同困境。
A：在這一點上，我想擴大陰影的概念，因為雖然我的書是從斷頭台開始，但實際上並不是在講斷頭台。更確切地說，是在談論斷頭台如何成為整體文明加速的最明顯表現之一。不只是死亡，生活也變得越來越快。十九世紀是速度的世紀。Virginia Woolf 曾寫道，在十八世紀時鐘走得還比較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說得對。
十九世紀一切都加速了：交通、工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貨物運輸、新聞傳播。甚至連閱讀也是。大量生產出現了，隨之而來的是標準化的開始。這意味著人們能夠投入在某些事情上的時間越來越短，生活開始變得支離破碎。我並不是說這一切都是斷頭台造成的，但這個工具確實是一個很好的象徵，可以讓我說明十九世紀初開始的變化，而巴爾札克將成為這些變化的大記錄者。這個過程其實在藝術和詩歌中也可以觀察到，只要看看波特萊爾的詩歌和散文，或是馬內和竇加的繪畫就知道了。或者甚至是攝影的出現。因為攝影師在做什麼？他捕捉瞬間。沒有之前，沒有之後，只有機器從時間中切割出來的那一刻。很有趣的是，在十九世紀中期，相機的快門被稱為「斷頭台」，而攝影師常常被稱為劊子手。照片在某種意義上處決了活生生的景象，將主體凍結在瞬間中。因此斷頭台的陰影不僅漫長，而且非常廣泛。
支離破碎在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可以觀察到，這就是阿迪・恩德雷在二十世紀初所說的：「所有的整體都破碎了」。當然不是在那時才破碎的，這種感覺至少在一百年前就已經出現在歐洲的大城市中，至少在倫敦和巴黎是如此。
Q：奔騰的生活創造了它自己的抵抗，就像許多人反抗啟蒙運動對進步的盲目信仰一樣。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中期，當他們以進步之名拆毀了舊巴黎之後。在您的書中似乎在說，法國首都之所以部分成為反叛藝術流派和前衛派的大本營，正是因為奧斯曼男爵他們一刀劈下去，消滅了彎彎曲曲的街道，在原地建起了用直尺規劃的現代大都市。被抹去的巴黎真的像幽靈一樣繼續在這些令人困惑的作品中出現嗎？
A：對加速的反應中，總是包含著試圖放慢腳步的嘗試。在1830年代、40年代的巴黎，牽著烏龜散步成為一種時尚，有些人以此表明他們不想融入這場瘋狂的競賽。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今天：快餐文化衍生出慢食運動，而且越來越多人堅持「浪費時間」的咖啡儀式，而不是採用那種可怕的「外帶咖啡」習慣。因為喝咖啡的意義正在於坐下來，暫時脫離一切，而不是端著杯子跑來跑去，生怕浪費一分鐘。另一方面，巴黎確實經歷了一場令人難以置信的、在歷史上我認為是前所未有的都市改造，這背後有許多原因。首先，城市變得更健康了，瘟疫和各種傳染病不像以前那樣容易傳播。其次，這是一個百萬人口的城市，在小巷和狹窄彎曲的街道上已經無法解決貨物運輸等問題。也能更好地將郊區納入城市的循環中。當然，寬闊的林蔭大道不再那麼容易築起街壘這點也不是次要考量。因此這場改造背後有許多公共衛生、都市規劃、政治和經濟因素，但事實是產生了一個更冷酷、更理性的城市，當時很多人並不喜歡。只要想想波特萊爾、內瓦爾或戈蒂耶就知道了。另一個問題是，今天我們只認識和欣賞這個巴黎，但這座城市還有另一面，至今仍在某些角落存在。如果人們去訪問這些地方，立刻就能感受到一種不同的氛圍。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前衛派也試圖對抗這種一致性、標準化和無所不在的理性主義。
Q：您本人是愛漫遊的類型嗎？比如去巴黎時，會像波特萊爾他們喜歡做的那樣，漫無目的地走在街頭嗎？
A：我確實習慣漫遊，而且在巴黎我觀察到，當我漫步時若走到大林蔭大道，比如奧斯曼大道，一段時間後我就會感到非常疲憊。但不是身體上的疲憊，而是精神上的，因為我只是走啊走，卻看不到盡頭。但如果在小而彎曲的街道上走，我就不會感到疲憊，因為不斷有新的景象出現，有新的刺激。不只是我這麼感覺，這種心理疲憊在巴黎大改造後是一個常見的抱怨。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還在出現這種指控：在1920年代，歌劇院拱廊被拆除前，阿拉貢寫了一本優美的書《巴黎農民》，其中正是在哀嘆，他們連巴黎最後幾個讓人感覺自己還像個人、而不是被線牽著在筆直大道上走的木偶的避風港，都要摧毀了。
Q：看來他還沒發現在林蔭大道上應該坐電車或開車，而不是漫步！順帶一提，《斷頭台的陰影》這本書讀起來也像是一次精神漫遊，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個轉角會遇到什麼：詩歌、照片、繪畫、醫學辯論文章、哲學理論、報紙廣告、政治社會歷史事件，或者是劊子手的故事，都以令人驚訝的方式並置在一起。後者有時非常引人入勝，比如那個家族就值得寫一部大長篇小說：祖父出生於法國大革命那年，孫子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那年，而且三代人都是著名的劊子手。
A：這就是那個叫 Deibler 的劊子手家族，不僅阿爾弗雷德・雅里寫過他們，阿迪・恩德雷也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其中一位的死亡。還有另一個劊子手家族 Sanson，他們的回憶錄我的圖書館裡就有。從中可以發現一些精彩的細節，比如斷頭台的建造想法正是在 Charles-Henri Sanson 和他的鋼琴製造師朋友一起演奏音樂時產生的。劊子手拉小提琴，鋼琴製造師彈鋼琴伴奏。他甚至還說明了當時他們正在演奏哪些格魯克的曲子，靈感就在那時降臨。這之後我別無選擇，只能拿出 CD 來聽聽，然後恍然大悟：當然，這些音樂都是關於人的斬首，關於獻祭。這樣就更能理解其中的關聯了。
Q：所以說有了追查的樂趣。但這種看似漫遊卻又引人入勝的思路，是事先設計好的嗎？還是在寫作過程中才逐漸展開的？
A：我是在2021年初開始寫這本書的，當時正值SZFE被併吞的高峰期——也就是我在2021年2月辭職前任教的那所大學。在那七十天的佔領期間，我一直有種感覺，就像一個巨大的陰影，一股無法阻擋的力量正在逼近，它對任何事情都毫不在意，就像斷頭台一樣要處決這所大學。最具有象徵意義的是，政府指派的理事會主席害怕來見學生，而是派了一位機械化步兵軍官來代替。理事會以所謂要讓教學「去意識形態化」這種虛假藉口來毀掉SZFE的方式，讓人想起最黑暗時期的冤案。即使佔領這所學校的人是對的，他們執行的方式也讓人想起五○年代：判決在起訴前就已經做出了。整個事件當時讓我很受打擊，當然不只是我，所有參與抗議的人都是如此。所以當時這個主題深深困擾著我，接著就是新冠疫情和封鎖。每個人都待在家裡，街道空無一人，大約有一年的時間沒人知道這會如何結束。整體來說是個相當戲劇性的時期。現在我們知道所有事情終會結束，但當時空氣中瀰漫著普遍的不確定感。在這期間我開始寫這本書，每天早上坐下來時都知道故事可能朝很多方向發展，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天會往哪個方向走。我很享受這種漫遊，當然還是有個方向的，我想要展示十九世紀如何形塑了今天正在實現的現代世界。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要從具體的物理處決工具開始，最後要抵達一首詩，這首詩是在斷頭台風行一百年後由偉大的劇作家、《烏布王》的作者Alfred Jarry所寫。這首詩的標題是：〈去腦歌〉。
如今已經不需要砍掉人們的頭，洗腦就足夠了。因為洗腦也是十九世紀的重大發明，然後在二十世紀達到巔峰，更不用說現在了。看看 ChatGPT 和 AI 就知道了。
Q：您的意思是說，我們把思考的工作都交給了機器嗎？
A：是的，而且這樣做加劇了二十世紀大眾社會的一個特徵：我們放棄了獨立思考，只是順應期待。大家都活著的事物讓我們活著，大家都好奇的事物讓我們好奇，我們讀大家都在讀的東西，我們像其他人一樣憎恨所有意外和不尋常的事物。沒有人想要與眾不同。而沒有連上網路的人基本上就等於不存在。看看網路評論或部落格的世界，每個人都在重複同樣的話，渴望能融入某個群體，藉此證明自己的存在。極其發達、高度先進的技術反而成了退化的、部落心態的溫床。
Q：您認為哪種洗腦方式更具威脅性？是我們透過科技發展而不知不覺每天對自己進行的洗腦，就像我們不斷滑手機那樣？還是被稱為宣傳的洗腦，那種帶有非常明確的政治目的？
A：我認為這兩者是無法分開的。如果我們回顧二次大戰後的三四十年——大約從四○年代末到八○年代——我們會發現，至少對西歐來說，那是一個非常正面且正常的時期。歐洲從二次大戰的噩夢中醒來，當時有一種非常強烈的社會民主思維主導著一切，試圖把所有事情都控制在可控範圍內。因此科技和經濟無法取得凌駕於政治思維之上的權力。這種情況在八○年代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可以歸因於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以及數位科技的普及。
從那時起，政治又成為了完全不同利益的服務者，而如今在世界各地再度興起的那種民粹主義，幾乎已經不能稱之為政治了。它更像是一場角鬥士之戰，完全建立在本能和最原始的反應之上。
數位設備的點按與古羅馬競技場中觀眾舉起拇指或放下拇指的行為並沒有太大區別。像川普這樣的人物要感謝數位世界，因為它釋放了部落心態。沒有這個，他很難進入聚光燈下。
A：當然不是，有些時期社會能夠防止本能無限擴張，有些時期則否。例如在第三帝國，他們非常巧妙地通過消除社會制約，釋放出連最健康的人心中潛藏的原始本能。他們的方法如今在世界各地又重新被採用。在五○、六○年代的西歐，他們能夠抑制這種情況，在美國也維持了很長時間。今天我們正在目睹另一次堤防崩潰，當然這種情況也產生了許多受益者。
Q：對啟蒙運動的偉大進步理想的幻滅產生了豐富的成果，催生了許多令人興奮的藝術流派。有許多跡象表明，現在我們也正經歷著一場幻滅。您看到有哪些藝術家或流派能以類似的力量和有效性來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的矛盾嗎？
A：當然在每個藝術領域都有這樣的人。如果只說我最近的體驗，九十多歲的 Kurtág György 完成的歌劇就很明顯地將貝克特式的思維轉化為音樂，並對我們生活的世界提供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精確描述。或者是 Eötvös Péter。還有 Peter Handke 或納達斯的書籍，Anselm Kiefer 或 Nádler István 的繪畫。但我覺得，如今這些藝術方向更多是處於防禦狀態，無法成為主流的一部分。這些都是孤立的現象，與六○、七○年代形成對比，那時文化界人士能夠建立一個巨大的網絡。安東尼奧尼、楚浮、柏格曼或法斯賓達在某種意義上是與貝克特或卡繆在同一個頻率上創作，還有畫家弗朗西斯・培根、作曲家路易吉・諾諾、導演布魯克或斯特雷勒，或是當代哲學家沙特或海德格，或者是偉大的建築師如密斯・凡・德羅或卡洛・斯卡帕。一張文化保護網籠罩在歐洲上空。今天的文化更多是由分散的孤島組成。這並不是說現在沒有足夠的人才；而是他們在文化中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不管是不是共產主義，六○年代的領導人還會和伊耶什及柯達伊合影。讓我們看看，當談到文化時，今天的領導人都和誰在一起。
Q：您說的這些關於孤立島嶼的觀點很特別，因為同時我們也經常談論我們生活在網絡時代：從網際網路到網絡研究的興起，一切都指向這點。
A：我不會強調網絡，而是要強調一種所謂的垂直思維被水平視角所取代，它不會超越現有的東西，而是在其中完美地安頓下來。但這對於那種charakterisierte歐洲傳統兩千年的藝術和思維方式就不那麼有利了。
Q：對於所謂的洗腦過程是否能以某種方式被阻止，您有任何樂觀的想法嗎？還是您已經認命地關注著事態發展，寧願專注於寫作新書？
A：我能做的也就這些了。我在世界上看不到太多令人鼓舞的發展。看看新的人口遷徙、環境破壞、人類物種的過度繁殖就知道了。或者看看在美國發生的瘋狂：他們越是指控破壞民主制度的川普的罪行，他就變得越受歡迎。或者看看加薩局勢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引發反猶太主義。我還可以提到整個覺醒運動（woke）現象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某些事情已經失控了，目前還看不到太多跡象表明這個過程可以被扭轉。當然，文化能夠自我regenerate（重生），這與參與其中的人在做什麼無關——這是唯一可以寄託希望的。但這將持續好幾代人的時間，而且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László F. Földényi (born 19 April 1952 in Debrecen)[1] is a Hungarian critic, essayist and art theorist.[2] He lives in Budapest where he is Professor of Art The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Theatre, Film and Television.[3] He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German Academy for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ince 2009.[4]
Having published over 15 books, Földényi is a prolific writer. However only three collections of essays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English.
Melancholy,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concept, was published in Hungarian in 1984 and no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until 2016. In an essay on melancholia, noted writer Péter Nádas suggests that as a practicing melancholic, Földényi has written a book that ‘provides a realization [about melancholy] similar to the one modern astronomy reaches about black holes’.[5] Földényi posits that eminent artists are often melancholic as they are aware of their mortality.[6]
Dostoyevsky Reads Hegel in Siberia and Bursts into Tears
[edit]Dostoyevsky Reads Hegel in Siberia and Bursts into Tears is a collection of Földényi’s essays spanning the two decades to 2015. The book is considered by some critics to be a critique with religious undertones[7] of an overly rational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Writing in The New Yorker, James Wood labelled the book's depic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a 'grievous caricature.'[8] In spite of these criticisms, the essays can be considered a demonstration of the author's erudition and knowledg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9]
- Melancholy, translated by Tim Wilkins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ISBN 9780300167481
- Dostoyevsky Reads Hegel in Siberia and Bursts into Tears, translated by Ottilie Mulze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ISBN 9780300167498
- The Glance of the Medusa: The Physiognomy of Mysticism, translated by Jozefina Komporal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ISBN 9780857426086
Critical studies and reviews of Földényi's work
[edit]- Dostoyevsky reads Hegel in Siberia and bursts into t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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