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君山：單是求生並不難，但要生得有生趣、有生機，卻不容易。李遠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曹興誠.張忠謀....。兩岸關係 ，余英時引顧炎武句：「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Bonsai Master - Kobayashi Kunio

 

涂豐恩

最近想要募款籌辦台灣國家圖書獎，以美國國家圖書獎為標竿，辦一個有指標性和影響力的獎項。掐指一算，正好需要1500萬。

如果有人能捐1500萬，當然感激涕零；就算只捐1500元，也必須銘感五內。不，就算你一毛錢都沒掏出來，只要你心意上想要支持，口頭上表達意願，我就已經感激不盡。

為什麼？

因為從募款的角度，這世界上只有「已經捐款的人」跟「未來可能捐款的人」，並不存在「欠我捐款的人」這個範疇。

所以實在不懂清大這一次回應。從學校的角度，就算當年曹董真的沒捐錢，此事經過媒體大肆報導，早已成為美談，而校方與沈校長也已經贏得外界稱譽，不知何苦在這麼多年後把美事變壞事。

不要小看這種「傳為佳話」的重要性。

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的口述歷史中談到一個故事，當年他回台灣，想要籌辦「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以便攬才，總經費需要十億。

剛開始，他去吃飯，募了一百萬，很開心。但他太太卻說：「遠哲，你不是說要募十億嗎？你一天一百萬，十億要多少天？」他一想，真的，一天一百萬，要三年天天都吃飯才能到十億。

幸好此時有一位熱心的企業界人士陳宏正先生幫忙出謀劃策，幫忙邀集曹興誠、張忠謀等企業大老。李院長回憶：

「私底下他就說：『曹興誠只要捐一億，張忠謀當然不會出得更少。』那天一個晚上就募了好幾億，好幾百天的飯局一個晚上就解決掉了。⋯⋯後來募款最大的一筆就是中技社，他可能捐了兩三億，曹興誠跟張忠謀都捐了一億，那個時候每一位董事至少捐五千萬，統一企業、新光、長榮，都捐了不少錢。」

捐款像是滾雪球，Ａ說要捐，Ｂ就可能跟進，越多人捐，就越多人會跟著捐。當年沈校長跟曹董的那一盤棋，不管最後拿到多少錢，都已經有足夠的媒體效益、帶動效果，讓外界知道清大需要募款、可以捐款，說不定就有其他企業家起而效法。

所以當年陳力俊校長沒有查證，就感謝曹董，也是正確的選擇，展現校方對籌措資源的積極與善意。雖然話也許說了有點過頭，但當時豈有人能想到多年後會有這種風波。

是說清大校方大可以一句「謝謝關心，各界捐款我們都很歡迎」帶過，這樣一樣一而再再而三透過媒體強調沒收到捐款，難道是想連本帶利討錢嗎？實在令人不解。

再說另一個故事。

當年郭台銘董事長捐了150億給台大設立癌醫中心，但在2019年前後，突然有個新聞報導說，因為後續還有50億的款項尚未到位，造成台大癌醫運作困難，甚至必須動用校務基金應急。

當時因為正要選舉，郭董有意競逐，所以媒體上也是不少炒作與攻擊。

當時台大癌醫院長鄭安理立刻出面緩頰，幫捐款人說話。同時另再找寶佳集團募了10億元支應急用。不久之後，又一則新聞出來了，郭董果然再捐了50億，與校方風風光光的開了記者會。

本次事件原是藍營立委要鬥曹董，清大原可置身事外，沒想到越捲越深，最後受傷最重，只能說可憐了清大的師生與校友。

還是請大家支持台灣國家圖書獎的計畫。

沈君山：單是求生並不難，但要生得有生趣、有生機，卻不容易。兩岸關係 ，余英時 ；布林肯：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

布林肯：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指出，自二战结束以来基本稳定的国际秩序已经因为专制者崛起、新冠疫情等因素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在新时期的成功将有赖于以灵活的身段与新伙伴的合作。 专家：习近平近期目标是成为“南半球的领导者” 习近平近日接连会见来自委内瑞拉、柬埔寨和赞比亚的领导人。有专家认为，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成为世界第一，但近期目标是成为南半球的领导者。

"兩岸關係"，或許沈君山先生的幾本書已說清楚。中國只有一套：名存實亡的“一國兩制”。絕大多數的人不讀書，存字面幻想……

凌健

單是求生並不難，但要生得有生趣、有生機，卻不容易。

——沈君山

沈君山，雅稱「四大公子」之一，風流倜儻，堪稱當代文人之典型。他總是笑意盈盈，言談風趣，令人如沐春風。我有幸與他有過兩次近距離的接觸，親炙其溫潤風範，深感受益良多。

當年沈先生擔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我曾帶領幾位同仁前往拜訪。言談間，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大學行政最怕墨守成規，受限於「四員一工」的傳統框架。他致力於爭取活力充沛、富有幹勁的海外學人回清華任教，以壯大師資陣容。他對清華的貢獻尤為顯著，不僅在規劃發展上勇於開創新猷，更在培養人文氣息與民主校風方面下了極大功夫。

沈君山先生最為人稱道的，莫過於他的牌藝與棋藝。他曾兩度獲得世界橋牌大賽亞軍，同時也是圍棋六段的高手，可謂才華橫溢。某年元旦，中華民國橋藝協會在臺中舉辦比賽，恰逢其時，我邀請沈教授前一天至明道中學演講，主題為天文學的發展現況。當晚，汪廣平校長在臺中平等街的「紅地氈西餐廳」設宴款待，席間談笑風生，其樂融融。

沈教授雖精通天文，卻始料未及臺中天氣的溫暖與汪校長的熱情款待，竟當場脫下那件藍色羊皮內襯的長袍馬褂，坦然應對，風度依然翩然不減。在鐵板燒桌前，他妙語如珠，興致盎然，令人折服。這一幕，不僅顯現了他的豁達與幽默，也讓我更加敬佩這位真正的君子。

他的風範與才華，至今仍令人懷念不已。他的話語猶在耳畔回響，提醒我們：人生不僅要求生，更要活得有趣、有活力。

。。。。。

一個知識份子（或學者教授）最難得可貴的品格

在於「自省」和「自覺」

這從余英時的書中可以得到印證：

余先生書中引顧炎武句：「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余公的學問絕對一流，但是「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才是我崇敬的。讀余公書，所學何事？這是不少台灣學者可以問自己的問題。

關心兩岸關係，應該讀《民主與兩岸動向》

這本書收錄了余英時先生在一九九O年前後四五年間的政治評論文章，大都發表於報章雜誌。文章當然都是余公所寫或口述，這個版本由顏擇雅女士做了編註，印刻出版。

余先生的文字親和力非常強，讀者與作者通常距離極短。但是我相信這册書對絕大多數五十歲以下的台灣讀者而言，都頗有「距離感」。有距離的原因有二：其一，畢竟寫作時間是大約 35 年前了；這些文章不是什麼純文學，而是對當年台灣解嚴、中國天安門屠殺、歐洲柏林圍牆倒塌等事件做評論性的回應。事過境遷，35 五年前的評論文字，現代台灣人讀起來當然有距離。其二，畢竟余先生這一輩的人「中國情懷」頗為強烈，所以他在許多文章中的用字遣詞，都與台灣「天然獨世代」有距離。

之所以三十五年前的兩岸評論文字如今讀起來有距離，主要是因為台灣的民主轉型走得很快很順。台灣經過解嚴、國會全面改選、2000 2008 2016 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越來越徹底。誠如我聽別人轉述李登輝先生的描述：「民主走到極限，就是獨立」。當台灣的立法、地方官、總統、憲法增修等國家框架全是由 2300 萬人民決定的時候，台灣當然就是獨立的。而今天習慣於這些「當家作主」框架的台灣人民，自然會對 35 年前有關兩岸的評論，感到陌生。

這本書與天然獨世代有距離，但正因為如此，我會建議他們買來讀。過去 35 年，雖然台灣的民主進展很快，但是對岸中國卻不僅沒有進步，甚至是倒退甚多。台灣的危險之一，就是許多人民（甚至包括從事國安、外交工作的人員）對於中國了解太少、太不足。孫子兵法所說的「知己知彼 百戰不殆」，或許是比較狹窄的軍事面，但即便是《教父》電影所描述的幫派鬥爭，都有 “close to your friends, and closer to your enemy” 這樣的描述。即使依照《教父》的幫派思考，台灣人民不論把十三億中國人民當朋友或當威脅，都要了解中國。余英時先生的文字評論則是一個「了解中國」的橋樑：一則余公不斷提醒我們「千萬不要信任共產黨」、「共產黨政權是一個邪惡的流氓政權」，二則我們也可以透過余先生的文章，了解中國人的情懷與關注，完備「知己知彼」的心理充實。

我想對余公的兩岸評論文章做幾點補充。

第一，余先生生於中國長於中國，至弱冠才到香港，他在文章中自然流露他在文化歷史上的中國傳承，是非常自然的。但是余先生與我所認識的許多有中國情懷的學者不同：他的「民主」觀點極為精確，而且他絕不會因為中國情懷，而對民主的價值與理念有絲毫妥協。他在書中的句子「世界上誠然有許多獨立而不民主的國家，但是卻沒有民主而不獨立的國家」，講得非常好。這句話與前文「民主走到極限，就是獨立」，確實是異曲同工。我敢這樣說：在余先生心裡，「民主價值」與「民族情懷」二者，絕對是有先後順序的。有許多台灣學術界與非學界的人分不清楚「民主」與「民族」的差別，而產生思考與判斷的迷惘；余先生的文章，應該有極佳的啟發。民主是價值體系的一環，但是民族、血緣、歷史、文化卻是感情面的牽繫。余先生在感情面與價值面有其依屬，也因此極受中國流亡海外民主人士的欽重。

第二，余公對中國共產黨的深惡痛絕，緣自四方面的觀察與思索。其一是他閱讀觀察歐洲共產主義的文獻與共產政權的統治，其二是他深刻掌握歷史上中國流氓皇帝（如劉邦 朱元璋）的崛起與掌權模式，其三是他十幾歲時親眼觀察中國共產黨在他家附近的敗行，其四是毛澤東掌權後的一連串倒行逆施，以及 1989 年的天安門屠殺。余公以「狠」、「痞」二字形容中國歷代流氓皇帝，堪稱精準。但是我以下還要做一點延伸。

「痞」就是無賴無恥、到處鑽營循私，萬一事發則兩手一攤裝無辜。「痞」這個字很難分級。劉邦「分我一杯羮」是痞，競選校長不揭露自己與遴選委員的親密關係也是痞。兩種行為都是無賴、不要臉，但我們很難說哪一種行為「更不要臉」。然而「狠」這個字確實可以分級。毛澤東土法煉鋼、大躍進，搞死數千萬人，眉頭都不皺一下，其狠的級數絕對比史達林、希特勒有過之。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把全中國搞到天翻地覆，他照樣在長江游泳，這種內心的絕對無情與全然麻木，那也是超級的狠。

前述這種「狠的極限」，我認為給中國共產黨統治者形成「標竿」作用，遺害無窮。有了毛氏的極狠標竿，那麼處理西藏、天安門、維吾爾、香港，就「沒有什麼下不了手」的。我認為，這是鄧小平（或王震）「殺廿萬人，保廿年安定」如此喪心病狂言論的背景。「狠」字也代表中共政權「為達成某個集體目標，完全不在乎其他的利益」。在 WTO，韓國大使也曾經親口告訴我：他們完全不知道如何與中國談判；中國似乎隨時願意放棄超級大的利益，只求達成某種看起來非常不理性的目標。我認為台灣處理兩岸問題，要格外留意毛澤東留下的「狠的極限」標竿，不能以常理度之。

第三，余公的文字反映出他道德思路的圓融一貫 (coherent)。他的知識體系與民主價值做為他撰寫兩岸與華人世界評論的基礎，筆鋒充滿感情、內容盈滿關懷。老實說，像余公這樣的典範人物，學術界並不多見。因為他思維圓融，所以我們不會發現他文章中甲篇與乙篇有任何的矛盾。因為他以道德哲學 (moral philosophy) 修養自持，數十年以來我們也不曾看到他評論公共事務的偏私。余先生在書中或有過於樂觀的預期（例如中國巨變指日可待），但是那些都是小節出入，無傷大雅。

余先生書中引顧炎武句：「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余公的學問絕對一流，但是「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才是我崇敬的。讀余公書，所學何事？這是不少台灣學者可以問自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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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ayashi Kunio is a celebrated bonsai artist working to secure the future of this traditional art form through outreach to children, and through efforts to protect the iconic shimpaku juni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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