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0日 星期日

方勵之,《懷念嚴濟慈先生》


[编者按:严济慈(1901年1月23日—1996年11月2日),字慕光,浙江东阳人。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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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 Chen方勵之,《懷念嚴濟慈先生》
我認為台灣的高中國文課本應該收入這篇文章。
理由1, 放在華文世界中,這是一篇好的文章。故事有深意。
理由2,反擊「去中國化」的批評。這是一位中國傑出的物理學家所寫的文章。台灣人願意吸收之並廣為流傳。(余華、流沙河、賀衛方⋯⋯的文章,都應該收編進台灣的中學課本)
理由3,讓學生了解,科學家也可以寫出好文章。
理由4,此文的旨趣、格調比其他一些要被放入課本的文章好太多了。比袁枚的《祭妹文》更適合今天的中學生一讀。


懷念嚴濟慈先生(方勵之遺作)

[編者按:嚴濟慈(1901年1月23日—1996年11月2日),字慕光,浙江東陽人。法國國家科學博士,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曾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嚴先生去世的時候,我沒有(也不能)去追悼行禮,沒有(也不能)獻上一支告別的白花。但是,我相信,嚴先生還是記得我的,也不會太怪罪我。我一生中的幾件事證明了這一點。這正是我應當寫下的幾件事的動機,無論它是否有公開發表的機會。

我認識嚴先生一生的後三十六年,從1958到1996。但我不能妄稱是嚴先生的多年之交。嚴先生長我三十六歲,是師輩。我拜訪嚴先生的頻度,平均不多於每年兩次,總數不超過七十二次。我也不能妄稱是嚴先生的弟子,因我沒有隨嚴先生作過他的光學和光譜學研究。最多,我只能算是嚴先生的助教。我給嚴先生當過兩小時的助教。那是在1958年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剛剛開辦。從教授到助教都來自中國科學院,大都沒有教學經驗。只有嚴先生二十年代在(南)京滬的幾所大學裡教過幾年書。他決定作一次教學示範,以饗同仁。內容是電磁感應。除了學生,物理教師也都參加了,聽眾有五百人以上。我當時是科大的物理助教,但並不是嚴先生的助教。嚴先生要我為他的示範教學課服一次務。他交待給我的助教任務好像是二十年代法國式的。教授只講而不動手,也不寫黑板。助教要隨著教授的講授不斷地跑上跑下講台,去寫公式,擦黑板,擺弄演示法拉第效應的儀器。兩小時的助教,體力與腦力並用,很累。

其後,我再沒有為嚴先生助過教.那樣的助教方式也沒有在科大流行開。嚴先生後來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科大副校長。我則一直是個助教。不應當期望嚴先生會記得我。不過,每當我需要幫助的時候,就有了嚴先生的幫助。嚴先生似乎一直在關注著我。

第一次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雖然風暴尚未正式到來,但預演已經開始了。當時的北京市長彭真和中央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計劃把北京變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沒有任何階級敵人,全由具有良好階級成分的人,或改造好的人構成。各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一一被勒令遷出北京。科大共有一百多人因此要遷出。我是一個內控的專政對象,對水晶城來說,當然也是一個“雜質”,故也需遷出北京。四月,我接到了通知:調我去遼寧省營口市的一個電子工廠。此一去,不一定永遠離開北京,但永遠離開物理學是一定的。同我類似的人,接到命令後,一個一個地離京它去。我也準備走了。在那個年代,違抗調令是絕不可能的,特別是“雜質”們。
  後來,我終於沒有走。

  奇蹟源於嚴先生。他得知我的調動的消息後,要去了我當時發表過的十三篇論文的抽印本,並迅速找到科大黨委書記劉達,表示不解,為什麼要把這樣水平的年輕人調走?雖然嚴先生當時是科大副校長,但對科大的人事事務是不過問的,因該事務全由黨委負責。一位非黨副校長為一名“雜質”物理助教的調動向黨委進“逆”言,在水晶城時代中,是極其罕見的。嚴先生據理力陳之後,劉達命人事部門暫時收回成命。我,以及同我有類似情況的人的調令,沒有執行。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減少。對我一生的事業來說,那絕對是一個關鍵點。否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了。

事過之後,嚴先生把抽印本又都還給我,說:“放在我這裡浪費, 以後也許還會有用。”事實上,水晶是嚴先生最有研究的光學材料之一。後來,在一次論及激光用的紅寶石時,嚴先生似乎漫不經心地說:“有了雜質,水晶才會變成寶石”。這就是1960年代的科大。

時間又過了十三年,1978年。暴風雨過了,但天並未放晴。我當時已轉向天體物理。雖然論文抽印本更多了一些,在科大的位置也已穩定,但不能奢求更大的發展,“內控”的影子還在。比如,我和我的同事的文章雖已被國外同行(包括Nature上)引用和評論過,但一條不成文的誡律是“不與外國聯繫”,以防惹上“里通外國”的麻煩。那就不再是一般的雜質問題了。科大的不少同事中,一句流行的讖言是:“別想著不倒霉”。然而,那年暑假過後,突然來了一件確實是不倒霉的事。我收到德國同事的邀請參加在慕尼黑召開的相對論天體物理會議。同時,科學院也來通知要我及北京天文台的兩個同事(鄒振隆,沈良照)去參加這個會議,由我負責帶隊。那是中國天文界自1949年來的第一次非官式出國訪問,參加國際會議。

很快知道,這件事的“幕後”是嚴先生。那年夏天,嚴先生參加科學院的代表團訪問西德(這是文化大革命後第一個訪西德的科學院代表團,由方毅院長帶隊)。在慕尼黑時,嚴先生得知相對論天體物理會議將在1978年底召開後,當即設法與德方及方毅院長安排了我去參加會議。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今天是極普通的事。但在1978年,即使是非官式的會議參加者,也必須得到國家主席華國鋒的圈定才行。

其實,令我驚疑倒不是華國鋒那個圈,而是嚴先生何以清楚地知道我的研究細節。文化大革命中,我很少找嚴先生。更未向嚴先生說起過“相對論天體物理”。因為,在七十年代中國,相對論的名聲很壞,我和科大的天體物理同事的宇宙學研究遇到過很多政治麻煩。我們不願意再把這些麻煩去麻煩嚴老。原來,嚴先生一直是我們的研究的一個暗暗的守護者。凡我發表在《中國科學》《科學通報》上的文章,他都看過。一遇機會,就想到了我們。後來,凡在中國從事(或從事過)相對論天體物理研究的人,包括我們的學生,大都訪問過慕尼黑的馬普天體物理研究所。八十年代開始,中(科院)-德(馬普)天體物理討論會每隔兩年一次,輪流在中國和德國舉行,直到今年(2000)。這不能不說得益於嚴先生當年的守護和初始的推動。

我再一次得到嚴先生守護是在1985年,那是一次更大的麻煩。

事情始於1985年11月初。我去北京參加物理學會主辦的尼-玻爾誕生一百週年紀念會。會議在北京大學召開。隨後,北大學生要求我講一講“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演講中,我提到一樁已在物理學會上公開的故事: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要去美國參加同步加速輻射學術會議,儘管他不是物理學家。這引起學生的哄笑。卻惹惱了當時中央No.4領導人胡喬木,因為他的夫人(穀雨)與此事有關。回到科大,管惟炎告我,他已頂回了穀雨的指責,但仍難免一遭懲戒了。 12月6到13日,安徽省委一連三次找我訓話。

12月19日,嚴先生要我去北京,到他家接受訓話。這有一點奇怪,嚴先生在北京東單後椅子胡同的家,我去過多次。似乎不是個正式訓話的地方。這次一去,果然不同,除了嚴先生,還有科學院的一個秘書在場作記錄。嚴先生一臉怒氣。連續訓話47分鐘,因為非同尋常,所有的話我是極仔細地聽了。其要點是:
1. 你為什麼要對學生講那些話? 不合時宜,誰要你去多管那些事。
2. 你以為就你聰明,能看到趙紫陽和《人民日報》分不清地動說和地圓說的錯誤,誰不知道那是錯的,還要等你去說那是笑話。
3. 好好作你的物理研究,少去逞強,廢話。

這是我自1958年以來第一次看到和聽到嚴先生如此的厲色正言。
訓話停止之後,秘書走了。
對嚴先生的批評,當然不覺舒服,不過,我也不想解釋和分辨。我也準備告辭回家吃午飯。然而,不等我告辭,嚴先生卻向我說:
“陪我去喝酒!”
這才是那天真正讓我感到的突然襲擊。第一,我從來不在嚴先生家用餐:第二,我根本不會喝酒。但來不及分說,我就被嚴先生拉到飯廳。原來,酒菜已經擺下了。只有兩個座位,嚴先生和我。席間的氣氛和話題,似乎一個小時前的事完全不存在。那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一頓午餐之一,儘管我仍然是沒有喝酒。這我才明白,為什麼嚴老不在科學院的辦公室訓話。
兩天以後,12月21日,中央No.5領導人胡啟立在中南海召見我。大意是說,對我的警報解除了。還提到嚴老和我的談話(當然是根據那秘書的記錄,不包括秘書走了以後)。

這種警報當然也不是嚴先生解除的了的。嚴先生當了人大副委員長後,有一次在他家裡半認真地問我:“你看這副委員長怎麼當 ?”我沒有答,也不會答。嚴先生多半並不真正要我答,而是自問。也許他又想起了那次警報和訓話。然而,有一點我清楚,警報從來不是嚴先生看重的事,真正看重的只是“好好做你的研究”。所以,如今在宇宙的另一端的嚴先生,絕不會怪罪我所缺的一束鮮花,而是會厲色問我:“這幾年有多少抽印本了,拿來看看!”我會告訴嚴先生,現在物理界已經不用抽印本了。而是貼在Web page 上。我想,當他看了我的Web page後,也許會再說一遍“汝子尚可教”,再加一句:“陪我去喝酒!”

2000年11月5日 Tucson, Arizona
華夏文摘 第一一二○期(cm12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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