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1日 星期二

方勵之Fang Lizhi 李淑嫻





方勵之絕不背叛愛情,令他「婦唱夫隨」李淑嫻,淪為「賤民」二十餘年。反右這場劫難,將他逐出核子物理界;而他換軌到天文學,則由於更徹底的科學懷疑精神,又勢必在日後跟這個體制發生衝突……

方勵之(右起)、李曉蓉、李淑嫻、林培瑞、蘇曉康2010年底在奧斯陸維京海盜船博物館合影。當時五人一道參加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的典禮。
(圖/蘇曉康提供)
必須讓真相在身後不被歪曲

《方勵之自傳》書影。
(圖/天下文化提供)
2012年4月6日方勵之猝然撲倒之後,我們幾個跟他還算接近的朋友,林培瑞教授、李曉蓉、王丹和我,最揪心李淑嫻怎麼撐得下去?因為他們2007年才經歷了痛失小兒子方哲的巨創,母親本是最痛者,她如何在五年之內接連承受兩次打擊? 不久土桑追悼會、紐約追思會都開過了,王丹建議出版一本方勵之文集,可是我們都不敢去跟李淑嫻說,怕她還沉浸在悲痛中。林培瑞打過一次電話給她,轉頭跟我 說,李淑嫻一直跟他訴說老方的死因,邊說邊哭,竟然把這位漢學家的漢語都說沒了。「你去跟她說說,行嗎?」林培瑞幾乎在央求我。
我猶豫了幾日,還是撥通了土桑。李淑嫻深陷哀絕是明顯的。她跟我說,她還活著,只為處理方勵之未完成的事務,其中包括出版他的文字;我勸她抓緊時間寫一本流亡傳記,她說她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我說你可以採用錄音的辦法。那一次我們在電話上談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培瑞和我,繼續跟李淑嫻通電郵。初夏她的電郵裡,突然談到一本自傳!
我完全了解,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在大陸出版方的任何東西,都是不可能的,至今我們兩人的哪怕是純物理的教科書,不僅不能再版(儘管有很多需要), 也不能出售……一般來說,普及的、人文的作品影響面更廣;連在科學範圍內,優秀的科普讀物比專門的文獻更會廣為流傳。關於方已寫成的,因受阻未出版的書, 我只和你們兩人說過,未和任何其他人談過……
電郵裡「關於方已寫成的」,原來是方勵之在美國大使館客居384天期間寫的一本自傳。這本自傳也有它的曲折,李淑嫻後來寫進那篇滾燙的〈塵封二十年的遺 稿〉中,但略去了一些細節。他們進入大使館不久,便有美國一家出版社,照慣例來搶重大事件主角的傳記,跟方勵之簽了約。方勵之是個文章快手,寫一章,譯一 章,最後兩章在劍橋完成,末了那出版社卻挑剔起英譯的質量,顯然是新聞熱點已過,他們覺得商機失去了。那時方勵之已受聘任教亞利桑那大學,又有香港一家 「牛津大學出版社」(簡稱「牛津中國」)來約稿,方勵之就寄去這本自傳,但又遭退稿,據傳他們送去讓楊振寧「審核」,後者警告該出版社「不要開罪中共」。
今日我們回頭去看,方勵之二十年前就寫好了自傳,他並非閒散之輩,而是面對顢頇的專制者,有防不測之虞;還因為,他乃20世紀末對中國歷史影響最巨事件的 中心人物,何能不留下親筆紀錄?正如李淑嫻前不久對《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所言:「現在此書得以出版,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和華人知識分子心路歷程提供第一手 資料。」她也寫電郵給我:「我們這些人必須讓真相在身後不被歪曲。」
她做了方勵之猝不及防未做的一件事情。她最終完成了他。
方勵之絕不背叛愛情
方勵之出身北京男四中,中國的頂尖高中(王蒙、北島皆為男四中生);考上北大物理系,就受南方來的一個女生「管轄」,並暗暗與之較勁,他說乃是男校生的一種「本能的抗拒」。殊不知,這個教他不容小覷的優秀女生,影響了他一輩子。
方勵之晚年總結自己和李淑嫻,皆「簡單」的人──因為物理系就是「簡單運動系」。他用物理語言描述:「大自然是簡單的」;「簡單是真實的標記,而美是真理的光輝」;世間萬物的至極本質,是優美、簡單和統一;「簡單」也是純淨和專一。
他說環視周圍的同學和朋友,所有他們知道的反右運動之前的年輕情侶,凡被階級鬥爭波及者,無一不被打散。「李和我是倖存者。」這句話有某種「劫後餘生」的雋永。
1957年底李淑嫻被鄧小平「補」劃為右派時,方勵之跟她只是戀人,她立刻切斷聯繫,下農村「勞動改造」去了。但方勵之就是不撒手,他給她寫信:「我曾勸 你向黨交代一切……我們還年輕,我們還可以譜寫未來。」並未劃成右派的方勵之說:「1959年初,幸運降臨:我終於也被開除黨籍,高興極了。按定義,我同 李的階級地位一樣了。」還有比這更簡單而優美的境界嗎?「我們沒有背叛自己的心,沒有背叛真誠的愛,不顧別人的白眼,組成小小的家庭。」李淑嫻在這本自傳 前言中回憶說。
方勵之2011年罹患「山谷熱」住院治療期間,寫了一篇動情文字〈金婚年感恩節致友人〉,回憶他們結婚十年時,正當文革高潮中,兩人被拆散在合肥南昌兩地 勞改,卻祕密分赴黃山「度蜜月」,何等浪漫的故事!那是1971年8月中旬,林彪墜機外蒙古的那個月,方勵之為李淑嫻在著名的「猴子觀海」身後留下一幀側 影:李淑嫻「遠望『猴子』,『猴子』則在『觀海』。」──方勵之當然是在「觀」李淑嫻了。文學或電影裡從來不缺落難夫妻不棄不離的哀歌,但是方勵之李淑嫻 把它譜寫得淒美、幽默、悲壯。
方勵之絕不背叛愛情,令他「婦唱夫隨」李淑嫻,淪為「賤民」二十餘年。反右這場劫難,將他逐出核子物理界,否則他很可能成為一個中共最寵愛的核彈專家(如鄧稼先、錢學森);而他換軌到天文學,則由於更徹底的科學懷疑精神,又勢必在日後跟這個體制發生衝突。
第二次跟體制衝撞
他們第二次跟體制的衝撞,到了「夾在兩個大國之間」的境地,就近乎震動世界了,而這一次,方勵之又是「婦唱夫隨」。
80年代初方勵之因倡導人權的前衛理念,而銳不可當,既被社會奉為「青年導師」,也被鄧小平視為「意識形態大敵」。所以整個八九學運期間,他和李淑嫻沒有去過天安門廣場一次,卻注定要被中南海羅織為「幕後黑手」。
今天已經公開的中共檔案顯示,早在學潮初期,北京市委陳希同李錫銘就認定,北大學潮「就是方勵之的老婆李淑嫻指使的」;因為方勵之從合肥科技大學被撤職 後,去了北京天文台,他們抓不住他的任何把柄,只有去栽贓仍在北大教書的李淑嫻。所以即使按照共產黨的邏輯,方勵之也是「受妻子株連」的。4月24日陳希 同李錫銘先向萬里彙報這一點,接著第二天向鄧小平彙報時,又強調「北大非法學生組織的幕後人物是李淑嫻」,鄧小平因此定性學運為「動亂」,「四二六」社論 出籠,從此不可逆轉。
方勵之是個坦蕩君子,又兼科學家的不信邪,心裡一直很泰然。直到5月底聽說北京郊區農民遊行焚燒方勵之模擬像,他還幽默:「燒模擬像,在國際上或中國歷史 上,我記得只有國家級或領袖級的人享用過。我今天竟有此殊榮?他們要這樣做,我不介意。」照常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問。
李淑嫻開始也很坦然,對在美國讀書的大兒子方克說「我們等他們來抓」,急得方克大叫:「媽媽!你們千萬千萬不要做這樣的『英雄』!」直到六四開槍,李淑嫻 才考慮「躲一躲」。他們不願連累親友,只能去外國使館,6月5日下午第一次進美使館,又離開;第二次被作為「總統的客人」請回去,林培瑞說:「方勵之並不 是很願意回到美國大使館,是方的妻子李淑嫻和兒子都覺得最好去吧,因為中國官方發瘋了,前一天在天安門廣場殺了那麼多人,即便不判你入獄坐牢幾年,也可能 找流氓殺你,李淑嫻對此感到害怕,最終勸動方勵之進入美國大使館。」後來方勵之又幾度想走出大使館,都被李淑嫻勸止。
說實話,在政治判斷上,方勵之不如李淑嫻清醒、透澈。所以他患病未知生死之際,曾對李淑嫻留下類似遺言的話:「這輩子,我們這個小家,在重大問題上,往往是你做的決定,執行了結果良好;未執行的,給這個家帶來嚴重後果……你的決定為我爭得這二十年有意義的生命。」
方勵之為什麼不想當「中國的薩哈羅夫」?
最後,我想再談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方勵之為什麼不想當「中國的薩哈羅夫」?首先,非得拿中國去比附蘇聯或西方,諸如「中國的戈巴契夫」、「中國的曼德拉」 等等,本身就是一種貧乏,顯示中國凡事都很平庸,要向他國攀比才比較舒服。中蘇的專制蛻化程度、兩黨的演變路徑,都有巨大差別,皆受其深層的歷史文化制 約;薩哈羅夫發揮影響的社會條件,也根本沒有提供給方勵之。
但更重要的是,在八九年的時代局限下,方勵之硬要扮演「薩哈羅夫」,就只能去當「烈士」,儘管這本自傳第一次披露,方勵之的使館日記裡赫然已有「應準 備:1、為民族而獻身,獻生命。2、長期監禁」的字句。但是,方勵之的理念非常西化,不可能再有「引刀成一快」式的「烈士情懷」了,而且,即便他有譚嗣同 式的死難決心,也對整個局勢無補,中國變革已不是靠「英雄流血」就能奏效了的。
許多人以「道德資源流失」的理由,責備方勵之李淑嫻走進外國使館「避難」,卻沒有發現,這種價值預設前提,恰好是將西方、國際社會、人權價值,統統視為 「與中國為敵」;又好像方勵之不是「走進使館」而是「走進監獄」,就能喚起民眾革命了。我們或許可以說,中國政治變革至今唯賴「民族主義」一個有效動員 力,是很尷尬的;方勵之遭遇這種尷尬後,及時返回他的天文學領域,去遨遊宇宙,仍可以施展抱負。只有最知道方勵之價值的人,才能從一開始就洞穿這個結局, 這個人正是李淑嫻。
【2013/06/04 聯合報】@ http://udn.com/

全文網址: 方勵之一生婦唱夫隨──讀《方勵之自傳》 | 聯副‧創作 | 


方勵之自傳:天體物理的開拓者,民主的啟蒙者 Autobiography Fang Lizhi
作者:方勵之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3年
  方勵之以他一貫坦然、簡潔、深入又詼諧的筆調,解剖自己所思、所想、所做。讀來如同和他談話,時而尖銳直逼主題,時而開懷大笑似乎聽得見他那特有的、極富感染力的朗朗笑聲。
  每一個人都有一條生命的巨流河。方勵之,中國人權與民主改革的先驅、社會主義中國第一位發表天體物理論文的學者,鄧小平一生中最頭痛的人物。親筆寫下既經典又獨特,且富戲劇性的人生經歷。
  方勵之的經歷與中國近代史糾纏在一起,他熱愛他的祖國,奉獻一生,然而六四之後卻終生不得返國,客死異鄉,所幸留下的遺稿《方勵之自傳》,將他生命的巨流,又重新流回世界。
  他的自傳匯聚了這個時代的共同記憶,在人類歷史中刻下科學與自由的「普適」精神,滋潤世世代代華人的心。
  「我希望,我的自傳能說清楚,科學和民主到底是如何引導我(以及我的認同者)走上這條『被通緝』的不歸路。」~~方勵之

  選書緣起  方勵之一生在封閉的世界中找尋科學的光芒,而這光芒同時照亮了中國的民主。
   一九八七年,方勵之在台出版《我們正在寫歷史》,為世人揭示共產中國追尋現代化的矛盾與衝擊。該書出版後,形成一股方勵之旋風,從中國大陸吹向海外。然 而,六四天安門悲劇之後,民主的聲浪突息,方勵之夫婦突然成了頭號通緝要犯,經過384天又10.5小時,終於安全走出美國使館官邸,落腳自由之邦美國。
  儘管「民主鬥士」光芒掩過他的科學本行,離開中國後的方勵之,全心投入天體物理的科學研究,終身累積三百六十篇學術論文,數目幾可追平他的偶像愛因斯坦。
  2012年方勵之猝然離世,這份塵封了二十年的手稿終於問世。此中不僅有他的思想、文字,還有他生命的步步足印,在這鮮活的歷史中,有他的音容笑貌,也有他的社會回聲。
  《方勵之自傳》全書分為二卷,全書文字與圖片皆由李淑嫻提供、校訂。
   全書照片共七十四幀,並首度公開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十二日方勵之的日記、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避難時陳述〉手稿,披露方勵之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 前後的心境與想法。另於李淑嫻執筆的〈寫作全書之前──塵封二十多年的遺稿〉,也首度公開二○一○年方勵之夫婦欲申請返回中國拜祭父母冥誕的文件,皆為首 度公開的資料。

作者簡介
方勵之 Fang Lizhi(1936/2/12~2012/4/6)
  方勵之於1956年從北大物理系畢業後,旋即加入中國核反應堆研究項目。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開除中共黨籍,下放至河北省贊皇縣勞動。1958年調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助教,講師(1961)。文革十年間多次被下放勞動。
   1978年,方勵之任科大教授,1984年任該校副校長。由於1986年底的學生運動,方勵之被撤銷科大副校長職務,並第二次被開除中共黨籍。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方被中共當局指為反革命罪犯,在全國張榜通緝。方勵之隨即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避難。在美使館逗留一年後,兩國政府達成協議,准方一家離 境。
  1990年,以英國皇家學會客座研究員在劍橋大學天文研究所工作半年。1991年,至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及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任客座教授。1992年,方正式受聘亞歷桑納大學物理系教授,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至2012逝。
   研究領域跨及核子物理、鐳射物理、理論天體物理及宇宙學等。方勵之已發表360餘篇研究論文,他是24本書籍的著者、編者或共同作者。方勵之的研究得過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世界科學實驗室、國際相對論天體物理中心等組織的支援。寫有許多科普文章。與李淑嫻合著的《宇宙的創生》一書被譯為英、法、義、日、韓 等文。
  除積極參與國際科學組織,方勵之也曾服務多個人權組織:美國物理學會國際科學家自由委員會主席;關切科學家委員會理事;中國人權共同主席。
   方勵之是美國物理學會院士;美國科學進步聯合會(AAAS)會士;紐約科學院終身榮譽會員;亞歷桑納藝術、科學和技術學院奠基人之一。榮獲引力研究基金 會1985年論文首獎;1989年甘迺迪人權獎;美國物理學會1996 Nicholson 獎章。羅馬大學、多倫多大學等多所歐洲及北美大學的榮譽學位。

名人推薦

  上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正式提出了科學和民主兩大理想,做為中國現代化的終極目的。一百年了,這一目的還沒有充分實現。但其間出現了不 少可敬可愛的人物,方勵之先生便是其中最傑出者之一。他可以說是「五四」理想的一個完美的結晶,因為他不但是一位第一流的科學家,而且也是推動了歷史進程 的的一位民主領袖。
  這部《方勵之自傳》的第一卷是他在北京美國大使館避難期間所寫的遺稿,今天才第一次面世,其歷史價值之高是無與倫比的。
  任何人想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所認識,都必須從閱讀本書開始!--余英時,中研院院士
  方勵之先生是天體物理學界的傑出人士,貢獻了世界級的研究成果。在中國七十年代的高壓環境中,他引進並推動現代天體物理學的發展,在他那一代人中無人能出其右。
   此外,他對自己摯愛的祖國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八十年代,方先生公開宣導民主和人權的時候,“人權”兩個字在中國還極其陌生和“敏感”。少有人敢在公 開場合說出口,遑論像方先生那樣提倡其普世價值。但不到30年以後,在方先生謝世之際,植根於中國民間草根的 “維權”運動已經廣泛地開展起來。中國的統治者雖仍把它視為禁忌,但也無法阻擋維權運動的高漲。今天即使是最底層的人士也開始懂得要求自己的“權利”。當 然,這麼重要而巨大的變化不可能是單個人的成果,然而,我們可以而且也應該說,沒有任何人的貢獻比方勵之的大。方不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科學家、心地純良的 公民和慈愛的家長,也是一個歷史級的偉人。1989年,在“六四”大屠殺之後,方教授和他的愛妻李淑嫻教授,在美國駐北京的大使官邸後院一座窗戶被嚴嚴實 實掩蓋的小平房裡“避難”了13個月。利用那裡的電腦,方先生除了繼續他熱愛的天體物理的學術研究,還寫了這本到1990為止的大半生的自傳。方先生觀察 敏銳,分析深刻,文筆優美。極力推薦。--林培瑞,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

  方勵之與譚嗣同
  方勵之教授1989年6月11日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尚未有自然科學家為民主而犧牲,有則自我們始。」「我們」,指的是他和夫人李淑嫻教授。
  這使我想到譚嗣同。「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本來可以和康梁一樣逃往國外的,但他選擇留下。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易也。有之,則自嗣同始。」
   在方教授寫下上述那段日記的前些天,5月6日,我代表台灣《聯合報》從紐約到北京訪問他。那時學生正向天安門集結,方教授已被當局監視,對這位「中國沙 卡洛夫」的人身安危,舉世矚目。我問他,如果一開始他就像其他人一樣,獨善其身過自己的日子,可能嗎?他說,很難。因為他不能接受馬克斯思想可以指導他研 究物理。共產黨的主義和制度囚禁了每一個人,這就使他終生奮力獻身,想為中國找一條新出路。
  以後他在北京家中、在美國大使館、在英國、美國和台灣,我都曾電話或當面訪問過他。他對中國的民主化一直保持樂觀的信心。他說:「民主是歷史的潮流,社會必定要走向發達之路,而發達的社會沒有民主是絕對不可能的。」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此之謂大丈夫。
  譚嗣同就義時中國還是一個專制王朝,但他的犧牲為後人換來一個共和國家。被中共放逐國外終於身歿異鄉的方勵之,是另一種形式的犧牲,相信他換來的早晚將是一個民主中國。--張作錦,《聯合報》前社長、《遠見》創辦人
   這是震撼的激情人生記錄。方勵之用生命來演繹他對愛情與國家現代化的追求,克服極權主義的無情干擾,也抗拒商業主義的誘惑。這位天體物理學家,其實是中 國人權夜空中的彗星,閃耀著異樣的光芒,照亮全球華人社會。他的理性而又充滿柔情的聲音,撫慰那些歷盡滄桑的心靈,在絕望的人性灰燼中,燃起了希望的火 炬。--邱立本,《亞洲周刊》總編輯

1980年以來各界讚揚:
  ◎中研院院士許倬雲:他是很素樸的一個人,因為他真誠,所以元氣淋漓,講得非常好。
  ◎達賴喇嘛:方勵之堅信追求真理必須有民主和言論自由,方勵之以巨大的勇氣不遺餘力地把這個簡單的道理傳授給他的同胞,尤其是中國的年輕人。
  ◎六四民運領袖王丹:方是中國民主人權最早的倡導者,是80年代學運精神象徵
  ◎民運人士吳弘達:方是共產黨內追求民主的先驅,深深影響包括王丹、柴玲等後來一代的學生
  ◎民運人士胡平:方很早就被稱為「中國的沙卡洛夫(直言批判蘇聯共黨的物理學家)」,地位無可取代
  ◎旅美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前所長嚴家其:方一生無私,為了中華民族的自由,為了中國科學的發展貢獻一生
  ◎亞歷桑納大學:方生前懷抱非凡的勇氣和信念,也是最優秀的學者
  ◎美國國務院:方勵之是中國人權與民主改革的先驅。
  ◎日本經濟新聞: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創始人。(1987.1.10)
  ◎日本朝日新聞:要求民主的點火者。
若深入探究,方勵之的主張可以說可能危急目前領導階層的理論基礎,以及由之而生的「黨」的領導。(1987.1.15)

專文推薦:
  ◎許良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年代的自由知識份子的先行者,方勵之影響深遠。他的強勁的聲音依然迴蕩在人們的耳鼓裡;深深的腳印仍為千萬個後繼者追尋。
  ◎張作錦:譚嗣同就義時中國還是一個專制王朝,但他的犧牲為後人換來一個共和國家。被中共放逐國外終於身歿異鄉的方勵之,是另一種形式的犧牲,相信他換來的早晚將是一個民主中國。
  ◎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Perry Link):方不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科學家、心地純良的公民和慈愛的家長,也是一個歷史的偉人。
  ◎台大物理系暨天文物理所教授陳丕燊:他一生最高的信仰和追求,是科學的真理。……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大膽突破禁區探索宇宙學,成為中國宇宙學界的第一人,當之無愧。


Fang Lizhi, Chinese Physicist and Seminal Dissident, Dies at 76
New York Times
BEIJING — Fang Lizhi, whose advocacy of economic and democratic freedoms shaped China's brief era of student dissent that ended with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and his exile, died on Friday in Tucson, Ariz., his son, Fang Ke, said Saturday.
方勵之先生的作品 包括悼李國鼎先生的文章 在台灣都可找到


夫婦訪談錄
方勵之李淑嫻
1991年6月4日





方勵之夫婦訪談錄

  問:方勵之教授,能不能談談您的經歷,談談您是如何從一個共產黨員,成為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的?  方:我的經歷可以說很平淡。我在念書的時候是中國的戰亂時期,但我自己的生活相對而言非常平靜。我的父親在鐵路上做事,我生在北京,從四、五歲開始上學,一直到大學畢業,都是在北京,在學生圈子裏度過。  我很小就有興趣做收音機。還不到十歲時,抗戰勝利後,美軍和日軍在北京賣很多無線電零件,我經常去買,自己裝收音機。這就是我從有興趣到走上物理之路的開始。  問:您從中學到大學,人生方向、個人志向有沒有什麼變化?   方:解放前夕,我在初中的時候已經加入共產黨的地下外圍組織,那時候十二歲,是內戰時期,我讀書的北京四中是學生運動的一個中心。初一、初二的時候,警 察沖進校園,把一些學生打得頭破血流,我看到了,印象很深。進步學生介紹我加入他們的組織,是“中國民主青年聯盟”,簡稱“民聯”。後來進大學,一九五五 年我參加了共產黨。  問:您報考北京大學的時候,志向是什麼?您覺得政治與您一向所熱愛的科學之間是什麼關係?  方:從高中開始,我最感興趣的是物理,也自學物理,後來就考上北大物理系,從那以後,我的志向沒有變。  那時我信任共產黨,也參加進步學生活動,爭取民主,當然從事科學研究也需要自由、民主,我沒有感覺到這是兩回事。  特別是到了北大。我進北大是一九五二年,讀了四年,回想起來,除了一個“肅反”,沒有什麼大的政治運動。那段時間對我來講,該是一個黃金時期,學了很多東西,特別是北大的民主和獨立精神,使我終生受益。   我的專業是理論物理,但大學最後一年,因為中國要發展核武器,就從物理系抽調了一部分學生,去學核物理專業,我被抽走。我們是第一批學生。後來,核基 地、實驗場的司令都是我們這個班畢業的。我在那裏學了一年就畢業了,被分在原子能研究所,去做核反應堆的研究。我只做了一年研究,五七年反右我被捲入。  反右的事情李淑嫻講更好,我們是一伙的,當時卷進了同一個案子。  問:李老師,能不能請您先介紹一下您的家庭?   李:我從小生活比較動盪,父親學醫,同濟大學畢業,準備到德國留學,二次大戰爆發,他很愛國,隨重傷醫院開赴抗日前線救死扶傷。後來我們家到了四川,父 親在一次事故中去世。母親才三十多歲,就帶著我們流浪在外,生活很艱難。母親從小就對我說:女孩子並不比男孩子弱,我把你當男孩子一樣培養。母親要變賣父 親的東西,供我們上學。  初中畢業後,我和姐姐扛個小包到上海 考學。我考取了同濟中學,它有助學金,上學可以不交錢,又是上海有名的民主小堡壘,很受同濟大學影響。我非常接近進步學生,也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外圍 的“讀書會”,讀一些魯迅的書啊,還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對當時揭露出來的國民黨的貪污、金圓券事件,都非常氣憤。解放時,我在上海孤身一人,直 到看見解放軍進城,半夜裏我們光著腳丫出去一看,解放軍全在大雨中睡在路上,沒有驚擾老百姓,我很感動。成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時候我是第一批團員。以後 考大學進了北大。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問:後來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您和方先生怎麼成了“同案犯”?   李:我和方勵之同年進入北大,正好分在同一個小班。北大是一塊自由的天地,我從小就有一個觀念,要作一個獨立的人,要有獨立的見解,跟北大的氣氛也很融 洽。一九五五年召開團代會,我們幾個人聯合起來做了一點事情。因為我們覺得教育有問題,當時提倡把人培養得比較馴服,強調要聽黨的話。我們只是覺得這個口 號不對,應該讓學生獨立思考。於是我們幾個人商量,先由方勵之出面,在團代會上提問題:“到底要把我們培養成什麼樣的人?”。 反右的時候,方勵之已經不 在北大了。我還在北大,因為組織上對我很信任,把我留在北大,準備作蘇聯專家的翻譯,蘇聯專家來了,我就做口譯和筆譯。反右的時候北大有那麼多大字報,我 也去看,那時我和方勵之已經有了朋友關係。五十年代的朋友關係也就是在一塊兒多說些話。他星期六來找我,另外一個黨員就來找我們倆,說要給黨中央寫封信, 意思是說,同學們這些意見大都是好的,儘管有些可能有點兒偏激,可是下層幹部組織一些人,毫無道理的批判提意見的同學。我們的信還沒有寫成,六月八日社論 出來,我和那位黨員都被打成右派。 (64memo.com/2004)   方勵之因為在物理所,參加活動比較少,逃出了一劫。他先下鄉,到河北贊皇。組織上說我“避重就輕”,我問方勵之,我怎麼辦?現在想起來,當時我們非常天 真,我的一些想法只對方勵之說過,跟其他任何人沒說過,有些私房話,比如我對黨有些懷疑,我有一些親屬非常年輕的時候去了延安,後來一輩子過得非常苦,家 庭也很悲慘,等等,不過是所謂“一閃念”,我為什麼要去坦白?方勵之就批評我,說:你就應該把所有自己想到的,都向黨交代。我聽了他的話,就全部都交代 了。(方勵之、李淑嫻兩個人的笑聲)我既沒有上臺辯論,也沒有寫任何大字報,等於是自己送上去的右派。 (六四檔案/2004)  問:您被打成右派,這對您和方先生後來的人生有什麼影響?   李:對我的影響是致命的。本來我在北大前程似錦,派我當蘇聯專家的翻譯,專家走了以後,我就可以到蘇聯去學習。結果我成了右派,當然什麼都沒有了。 打 成右派以後,我把方勵之從贊皇找回來,我們談了三天三夜。我說,我不願意影響你一輩子,任何時候如果你想起來,這一輩子的前途就是因為我而喪失的,那麼我 們的婚姻也沒有幸福,這樣勉強的維持,不是我所需要的,我們分手。 (64memo.com´89)  可是,也說得很清楚,我們並不是彼此忘了。  他就走了,我一直送他上火車,我們這樣分手,是把愛情埋在心裏。 我被戴上右派帽子,黨籍被開除。我覺得在北大已經呆不下去了,我就主動要求下鄉,在齋堂勞動了一年,一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國慶十周年,他們主動把我叫回來,給我摘了帽。   方勵之呢?後來他突然來了一封信,說他也被開除出黨了。我就從農村去看他。記得我穿了一件有大襟的衣服,完全像一個鄉下姑娘,下了火車,背著一背簍核桃 來看他,因為齋堂是產核桃的地方。我們想,兩顆非常寂寞的心靈何必要這麼受苦?所以那時候就恢復了朋友關係。當時我還不急著結婚。不是原來講,摘了帽子就 是好人嗎?而且我是當時北大黨委唯一帶去聽彭真報告的,是在政協禮堂,說右派只要改正了錯誤,還是自己人。所以,我覺得都要幹一番科學事業,我準備考研究 生,人家用一種非常譏諷的眼光看我。然後把我分配到半導體工廠,和工人一塊兒幹活兒,我是中國第一屆學半導體專業的學生,可是,不能做任何技術工作,出現 了事故就是我的責任。如果我要去干預技術問題,就說我是壓迫工人,因此沒法做任何事情。所以我當時就想結婚了,認為結婚是找一個靈魂的避難所,我們一九六 一年結婚。 (Memoir Tiananmen-89)  問:方先生,當時您是什麼心情?因為您還勸過李老師,要把自己的心裏話向黨說出來。   方:一開始當然想不通。我覺得很信任黨,絕對沒有任何想要反黨的意思,但要信任黨,黨說你是錯的,大概自己是有錯,所以我那時處在一種很矛盾的狀態。我 被開除黨籍的時候,正好是在河北省贊皇縣鄉下,很苦的地方,我什麼都做過:冬天,三九天打井,脫光了身子下到差不多七、八米的井下,放豬、趕牛車,什麼都 做過。  問:你們一個是摘帽右派,一個被開除出黨,這對你們的家庭和生活有什麼影響?   李:當時很困難,每人每個月只能買二兩水果糖,因為結婚要請人家吃糖,他的姊妹比較多,我們幾個月沒吃糖,把所有的糖票收集起來。我們當時工資低,除了 買按票供應的糖以外,我們倆咬了咬牙,又花十塊錢買了兩斤高級糖,請我的一些老師同學來。後來讓我們唱歌,我當時唱的是“心兒在歌唱”,是一位整個身心用 愛情支持的盲人歌唱家的歌。歌的主題就是一句話:“只有你一人,永留我心上。” (64檔案-1989)   方:我們結婚以後,有一時期生活和學生一樣,住在北大一個統子樓裏(李:十六樓。)我們白天上班,晚上回來都到圖書館去念書。和我們在大學的時候一樣, 念完書一塊走回來,兩年以後有了小孩,才開始有點變化。我們無論如何想幹出點事情來,這個夙願雖然被反右打斷,我們並沒有放棄。  問:方教授,您是怎樣從理論物理轉到天體物理學研究的?   方:我六十年代上山下鄉回來以後,到科技大學教書,因為我不能再做原子物理研究了,就開始轉向固體物理方面,特別是後來參加了科學院物理所小組的研究, 六十年代初,我是中國最早做激光研究的人之一。那時候,我發表的文章在年輕人裏是比較多的一個。但是好景不長,文革把那個小組打散了,不僅不能做研究,而 且不能住在北京。科技大學整個被趕到合肥去了。 (64檔案/89)  被趕到合肥後,勞動更多了,不但幹農活,還下煤礦去挖了半年煤,還拉板車,我們光了膀子,拉板車在街上跑。我們還修鐵路,北京到太原的京原鐵路,房山縣周口店那一段隧道就是我們參加挖的。  問:整個科技大學還教學嗎?  方:當然不教了。文化大革命所有大學都關門了,從六六年開始(李:我是一九六九年到江西,他是一九七零年去安徽)。家被時代沖散了。從一九七零年以後,我在安徽,李淑嫻在江西,就是北大、清華幹校在的鯉魚州(李:是最苦的地方),我們的小孩跟著我母親在北京。   李:我的大孩子是一九六三年出生的,第二個是一九六八年出生的,一九六九年我就下鄉了。那幾年是我最苦惱的時候。我到什麼時候豁然開朗了呢?就是文革一 開始,揭發了那麼多的事情,我覺得,原來我並沒有錯,是受騙了,共產黨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情!所以我不再苦惱。我接受了教訓,什麼也不說,因為對共產黨已經 認識了,我要保護自己,保護孩子。而且我當時正懷孕。他們喊:“把右派分子李淑嫻拉出來示眾”。我當時才三十多歲,學生一看我,說:你怎麼是一個老右派分 子?你是哪個年級的學生?我說:我是老師。然後先在北大校園裏面勞動,經常就被圍觀的、看大字報的人、外地人扔磚頭什麼的。接著就是掃北大校園、清掃大字 報。六九年就第一批被送到鯉魚州。 (64memo.com/2004)  我只好把兩個孩子交給了奶奶。我們這個家四口人,那時候就分開了,整整十八年。你們是不可想像的,一直到方勵之一九八七年調回北京。那時候,一年只有十二天探親假,這樣過了好多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稍微好轉了一點。   我在鯉魚州得了肺結核。因為超時勞動,要背水泥、爬大堤,坡度很高。鯉魚州是血吸蟲重疫區,不許說,要是說就是擾亂軍心。夏天熱到四十一、二度,汗水把 衣服全浸濕了,變成鹽巴一樣滴下來,那些勞動,強度是超級的。老鄉都奇怪,說:“你們這些女同志大概是不會生孩子的,我們這裏的女人都不能那麼勞動”。我 在那裏得了很重的肺病回來。  方:她講了很多那時候的艱苦。實 際上,我們也苦中作樂。剛才說到我們一年只有十二天探親假,我記得有一次,她從江西到杭州,我從合肥到杭州相聚。然後我們就玩黃山去了。那時候,全國極少 有人,特別是兩個“反動分子”去玩黃山,那天全山才有二、三十人,我們照了很多相,是難忘的一次。   接著剛才說,我在煤礦裏勞動,每天下到幾百公尺深的煤井。我們跟工人一樣下八小時的井,能幹兩個小時就不錯了,礦井裏黑乎乎,誰也看不見誰,只是頭頂上 有盞礦燈,實在沒意思,就胡思亂想,我隱約知道一點國際上科學發展的情況,是非常間接地知道的,在黑乎乎的環境裏,我就想天上的事情,正好平衡一下。從礦 井出來以後,我就開始轉到廣義相對論研究,轉到天體物理,宇宙學的研究。 (64檔案/2004)   大學一九七一年開始復課,圖書館終於開了,雖然雜誌還很不全。一九七一年我開始轉到天體物理學研究,我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可以說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 代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是我一九七二年發表的。國外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到我們,我記得,是英國的《自然》雜誌。但也很快受到四人幫組織的《文匯報》的批判。 因為宇宙學在中國一直是被禁止的學科,像蘇聯一樣,認為研究宇宙學是唯心主義的。有很多朋友也說,你搞這種東西幹什麼?然而,好就好在當時科技大學的領 導,像劉達,他說:你別管它,就做你的。所以不但我做,還有別的同事一起做,慢慢形成一個小組。我們小組,在七十年代的科技大學,是發表論文最多的。在國 內宇宙學方面也是最早做的。 (64memo反貪倡廉´89)  問:您從事宇宙學、天體物理學的研究,與意識形態問題有什麼聯繫?  方:我不是從感性方面跟共產黨分裂的。共產主義第一個使我不能接受的,是說黨性和科學性是一致的。在我看來,黨性就是我認同哪一派,而科學性應當是客觀的。   實際情況也如此,例如大躍進時我在農村,記得錢學森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畝產可以到多少萬斤,按照能量來算,不管他出於什麼政治目的,單從物理角 度說,他算的是錯的。到文革就更厲害,中國也開始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種批判都是胡鬧。還有的以馬克思的數學手稿作為教材,嚴格地說,這個數學手稿說 明馬克思不怎麼懂數學。我也可以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幾乎每頁都有錯,或者是過時的。其實,有錯沒關係,可以改,因為人都是有錯的。但是如果 不承認有錯,認為它像《聖經》一樣,就不對了。對於一個學物理的人來說,是褻瀆物理。最可笑一次是,已經到了八十年代,我在上海的《自然》雜誌寫了一篇通 俗文章,介紹宇宙學中一個新概念,量子宇宙學,讓胡喬木看到了,胡喬木就寫信給《自然》編輯部,說,“我不懂宇宙學和物理,但是我認為方勵之這篇文章是反 馬克思主義的。”真是非常可笑。 (64memo.com / 89)   中國的情況是,有時候你不想發言都不行。文革以後,記得在一次暑期自然辯證法研討會上,有人提問,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怎樣指導你的研究?我說:“沒 有任何指導,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早已經過時了,怎麼能指導我們的物理學?”當時會都開不下去,有人遞條子上來,說方勵之發表反革命言論。幸虧主持會議 的人還比較開明,對我說“你講,沒有關係”。我就照實講,做科學就是要這樣,沒有別的選擇。我的很多言論都是在這種情況下說出來的。 (64memo中華富強/2004)  問:方教授,您做副校長是從哪一年開始?  方: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底,共兩年多一點。  問:那時您在學生中力圖達到什麼目標,起到什麼作用?   方:我一直不想放棄科研,我的興趣所在還是學術研究。當然,既然作了副校長,就要按自己的想法作。第一當然是倡導學術自由,教學應當由教授領導,我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黨支部、或黨總支的報告,我要系主任或是教授寫的報告。那時候,校長是管惟炎,我們倆關係也不錯,他是學物理的。當時科大在我們任職兩 年多中沒有黨委書記,科大遠離北京,任命了好幾位有地位的人當黨委書記,都不願意來,所以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對學生的管理也是貫徹這種自由精神,學生 辦小報多得很。我們倡導四個原則:“要創造、要自由、要民主、要發展。”口號跟“四個堅持”完全不一樣。我們認為在學校裏,自由應該是第一位的。在歐洲歷 史上教皇專權的時候,大學裏還是可以研究神學的,可以批判、可以爭論。中國大學裏也不應該有統一的意識形態。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問:能不能介紹一下李老師參加北大競選,以及方教授遭到批判的過程?   方: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遊行,是從科大開始的。之所以遊行是因為兩件事情。一是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學生要自己提名候選人;另外一個因素是,那時候我正 好在幾個大學演講,我就說一定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使中央很不高興。每當我到一個地方講,萬里就飛到那裏。十一月,我在寧波大學演講,萬里跟著就到了寧 波,要寧波大學校長把方勵之演講的錄音拿出來;寧波大學校長說,沒有錄音啊;萬里說,你不交出來,我就不走;飛機就停在那裏,後來只好交出來了。萬里就是 想收集批判,他召集在合肥的省委、省政府和高校領導,及一些教授,上百人的座談會。大家原以為他要做什麼指示,可是萬里突然說:“方勵之,你上來,我要跟 你辯論”。辯論民主是不是賜予的?我說,民主不能是賜予的。他說,不,民主就是黨給的。我們一直辯論,我就不接受,到最後,萬里生氣的說:“你黨齡多 長?”我說:“三十年”。他說:“我黨齡五十年了”,也就是說他一定比我高明。這個辯論很快就在合肥傳開了。學生一聽,當然非常不滿,所以上街了。這是十 二月。 (64memo.com/89)   其實我是反對上街的,我知道在共產黨的天下上街很危險,所以我站在學校門口,擋著學生。我說,你們不要出去。在學校裏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我可以保證 你們的安全,但是出去遇到危險,我們作校領導的有責任,你們家裏父母找上來怎麼辦?但是說不服了學生。一出去當然就變成了政治事件,後來上海交大、再後來 北京的學生也遊行了。  到年底,有二十多個城市的高校都有動 作,鄧小平召集了一個會議,說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三個人應該開除出黨,我的開除黨籍就是鄧小平一句話定下來的,這是由正規的途徑告訴我的。所謂“自由 化分子”第一批就說我們三個,實際上鄧小平要點我、許良英和劉賓雁三個,但是忘了許良英這個名字,點成王若望了。許良英、劉賓雁和我在這之前,曾經在一九 八六年冬天提出要舉行一次反右三十年學術討論會,當局非常惱火,就怕提反右這種事。王若望先生在上海,沒有參與我們的活動。 (64memo反貪倡廉 / 89)  問:從這次學運到李老師參加選舉,後來當選為人民代表,這些事情有什麼聯繫?方教授又是如何被撤職,回到北京的?  李:開除方勵之出黨,我是在家裏做飯聽見的。   方:因為是鄧小平直接的命令,所以上了晚間電視的頭條新聞:撤銷方勵之的職務,開除黨籍,調北京天文臺工作。第一次廣播時,我們正在吃飯,沒有看。過了 幾分鐘,我的一個好朋友打來電話說:“祝賀你啊,你調回北京了。”我說:“是嗎?”他說:“你還沒看電視?快看!”我們才知道。   李:在方勵之被開除前後,北大特別熱鬧,來往信件很多,三角地的信箱都塞不下,而且不斷把這些信抄成大字報。方勵之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正好趕上選舉區人 民代表,學生來找我,我認識劉剛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原來是科大的學生,然後考了北大的研究生,在物理系,他帶了幾個學生來,說:“根據《選舉法》十個人提 名就可以參加選舉,我們要提名李老師參加選舉,希望你出來競選。”我說:“我並沒有想過這個事情。為了支持學生,我可以出來。” 最後,我以百分之八十九 點九幾得票當選。既然學生選了我,就要為學生做事。我一共參加了三、四次區人代會會議,我就是說北大的情況,呼籲關心教育,關心學生、教師的生活。 (64memo反貪倡廉´89)  我也向校方要一間教室,讓學生能夠向我反映問題,他們不借給我,我就在北大的三角地設了一個桌子,站在風裏聽取學生的意見,而且經常到學生宿舍裏、在飯廳跟同學一快兒吃飯,後來他們說我是“民主沙龍”的黑手,也就是這個原因。   劉剛、王丹他們願意跟我商量一下“民主沙龍”的事情,或者我向他們提出一些建議,我作為人民代表,是有義務這麼做的。有時,王丹到我家裏來,我要求學生 不要到我們家這個是非之地,我希望他們把學業做好,他們太年輕,不知道共產黨有多厲害。四月五日那天,我去參加了他們的民主沙龍,我拿了一本《憲法》,告 訴他們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另外,在學校集會應該合法的進行,要注意分寸,而且我講到民主的進程不那麼容易。我還跟他們講了中國天文學的發 展,為了曆法也死過人。 (64memo反貪倡廉´89)  接下來,十天以後就是胡耀邦的去世。後來一個批判所謂“北京風波”的集子裏用了我四月五日那天在民主沙龍演講的照片,說是我在天安門演講,煽動學生,簡直是驢唇不對馬嘴。  問:從八九民運,直至“六四”屠殺,您二位有什麼感受?  方:學生的遊行在四月十五日到四月底,我們是支持的。但是,我並沒有去。我一次遊行都沒去,因為一開始遊行,當局就暗示,方勵之是操縱者,當時我在北京天文臺,同事們都很保護我,每次遊行都不讓我去,以證明我在天文臺做業務。  當然我很支持學生的要求。到了四.二七大遊行,非常成功,很有秩序,沒有出現任何暴力和混亂。五月初,就開始醞釀絕食。從那時候開始,李淑嫻和我,還有科學院的很多同事,像許良英,都是反對的。我覺得絕食沒有什麼必要,應該一步一步地在學校裏做。   當然,絕對沒有估計到當局會開槍殺人,用坦克這麼殘忍的辦法對付學生。我們想,可能會挨一頓棍子打、軀散,或者架走。我們所能想像的極限是這樣。因為在 北京這樣大庭廣眾下殺人,連軍閥都不大敢做這種事情。我們知道共產黨的厲害,但是還沒有估計到他會這樣做。要是估計到這點,我們就會更堅決地勸學生回來。  李:當時在北大很多參與的學生到我們家,他們往往在我們家裏都被我們說服了。我說:如果有機會,一定要把我的話帶到,讓學生們快點回學校。不能再在那兒呆著,很危險。對中國民主的進程未必有好處。當時,我也沒有想到會那麼大規模地殺人。  問:你們離開中國已經十年,現在在做些什麼事?生活情況怎樣?   方:我自己現在在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當教授,教書和做研究,已經是第八年了。教的書跟在國內一樣,甚至用的教科書都一樣。我做的研究仍然是天體物理,也 是繼續國內一路做下來的,這裏的條件比國內好一點。這些年來,我發表的文章更多一點,還帶研究生,按照美國的說法,我已經“生產”出兩個博士了,還有一些 博士生在跟我做研究呢。  我們的大兒子在我們來之前就在美國念書了。小兒子出來是靠他自己打工上的學,念的是一個偏遠的學校,他出來時很小,受到美國影響,很講自立。兩個兒子都在美國拿到了學位,找到了工作。  問:你們當過兩次中共黨員,兩次被開除出黨,你們對於共產主義在世界上的出現,以及與你們生活的關係等等,有什麼想法?  方:其實,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潮流,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插曲。我們也被卷進這個潮流裏來了。從俄國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產主義思想被很多知識分子接受,可以說是一個主流,我們這一代人趕上了這個潮流的尾端,共產主義變成了理想,我們是理想主義者。   我曾經在劍橋,劍橋是崇尚科學的,許多科學家都曾在那兒發展。但是在三十年代的時候,劍橋有很多活動,是支持共產主義的,因為覺得共產主義主張平等、反 對剝削,要實行社會主義,確實很吸引人。三十年代劍橋的不少教授,你不能說他們沒有知識,沒有對人類的洞察,但是他們都相信了共產主義。到現在,八十多歲 的教授中,有些就是共產黨員,或曾經是共產黨員。 這個潮流在西歐的衰落,最早是在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蘇德合約》,一下子很多人認識了: 蘇聯怎麼和德國聯手?後來蘇聯參加反法西斯陣營,贏回了一分。所以,在四十年代的時候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潮在世界上仍然很風行。 (六四檔案 - 1989)  我們卷進了這個歷史潮流,自己沒有看清楚,覺得共產主義天堂指日可待,對於我們來說共產主義並不是什麼電燈電話,而是一種理念,一種人與人的關係,達到互相尊重,這樣一種文明。  當時,我覺得學物理和這些是一致的,是在建設高級的人生,把人類文明推向更高境地,不像上個世紀,更不像法西斯那樣。現在想起來,有點像宗教狂熱。  但是,慢慢發現這一套理論本身就有很多問題,從實踐上呢,無論是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或者是蘇聯、東歐的,或者是古巴卡斯特羅的、朝鮮的等等,都一樣。這使得我看到這種共產主義理想是錯的。   記得有一次,我和李淑嫻在八十年代初期去德國訪問,那時候我們錢很少,但我們決定到柏林去看看柏林牆,我們把錢都花光了,就是要看那堵牆。 當時我們還 是共產黨員,從西柏林坐旅遊車進入東柏林。兩邊一對比,太清楚了:一邊就是西德,雖然也有不足,但相當繁榮;另外一邊,簡直沒法看。同一個民族,同一個城 市,如此強烈的對比!所以,不需要再說什麼,理想就會破滅。 (64memo中華富強´89)  我們走了一個圈子,追求共產主義,到我們來東柏林之前,理想已經破滅了。虔誠的共產主義者不是沒有,一輩子奮鬥,最後還會發現是錯的。  問:您二位經歷曲折,對於人生有什麼感悟?  李:人不能沒有追求,真、善、美是值得追求的,追求過程中,生活就會有意義。我們有變化,也可以說沒有變化,從懂事以後,我們就追求真善美的東西,想過有意義的人生。幾十年過去,可以說我們放棄了一些東西,就是發現錯了的那些東西,可是追尋真善美並沒有變。  方:我覺得,雖然我們的共產主義者理想沒有了,但是我們追求的民主與科學並沒有錯,我和李淑嫻都覺得自己的生活有趣味,沒有白活。
方勵之猝逝
王丹:他激勵了 89民運的一代人
 因八九學運流亡美國的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在當地時間周五於阿利桑拿州圖森市家中猝死,終年 76...


方勵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生於北京,籍貫浙江杭州中國天體物理學家,原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副校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天體物理中心原主任。在1980-90年代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異見人士,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89年被迫離開中國後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任職天體物理學教授,2012年4月6日早上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寓所逝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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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生平

方12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外圍組織,後就讀於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畢業後於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調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前後擔任助教、講師和天體物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84年9月17日─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長。在中國率先開展相對論天體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學研究,著有《宇宙的創生》、《相對論天體物理的基本概念》(科學出版社出版)、《從牛頓定律到愛因斯坦相對論》[3] 等著作,譯作則有《引力論》(正中書局1998年版),他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卷(1980年初版)天體物理學分支的主編;在校內他擔任多個職務,如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主任、天體物理中心主任、該校學報主編等;曾任中國天文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宇宙學分組組委、1987─1989年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員。2010年當選美國物理學會會士(APS Fellow)[4]
1986年12月初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分學生因對人大代表的「橡皮圖章」性質不滿而抗議,進而引發的全國性的八六學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學生集會上他說: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翌日他阻止學生上街遊行沒有成功。方勵之在整個學潮過程中對學生的民主訴求沒有打壓。1987年春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1987年1月17日)[5]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一職(1987年1月12日),並被調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員。
1988年秋起開始積極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採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1989年1月6日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6],建議該年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40周年,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由於在六四事件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學生訴求,六四事件翌日與妻子避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理由指他們夫婦煽動王丹等學運學生「搞動亂」)。在使館中滯留一年之後乘坐美軍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至美國。
方勵之赴美後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任教授,方向為天體物理學與宇宙學,至逝世前仍處於學術活躍狀態,每年皆有若干學術論文發表;2010年因宇宙學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學方面的重要工作當選為美國物理學會會士。在美期間曾任中國人權理事會共同主席,2005年1月9日因抗議中國人權理事會內部財務管理混亂而與林培瑞等理事退出中國人權理事會。
2012年4月6日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圖桑去世,終年76歲。

[编辑] 家庭

方勵之於1961年與同在北大物理系任教的妻子李淑嫻結婚,有兩兒子,長子在1963年生,現居於美國;次子方哲1968年6月21日出生,2007年10月25日下午4時左右在其任職之亞利桑那大學駕車時被卡車撞倒不治。

[编辑] 參看

[编辑] 注釋

  1. ^ 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去世. BBC中文網 [2012-04-07].
  2. ^ 王丹. 方勵之逝世消息. 王丹臉書頁. 2012-04-07 [2012-04-07].
  3. ^ 方勵之、禇耀泉合著;中國圖書刊行社,ISBN 962-04-0190-5
  4. ^ http://www.aps.org/units/fip/newsletters/201103/fellows.cfm For his important work in cosmology and early-universe physics; his inspiring leadership, teaching and mentoring of student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his tireless, selfless, courageous and continuing advocacy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5. ^ 《鄧小平文選》: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6年12月30日)「對於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可能會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
  6. ^ 致鄧小平的公開信,1989年1月6日

[编辑] 外部連結與參考

1936年- 2012年
方勵之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 2010年 12月,他赴奧斯陸,祝賀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我記憶中的方勵之(二)
◎王丹
第一次見到方勵之老師本人,是1988年5月4日。那一天是北大九十週年校慶。上午在學校大禮堂召開校慶典禮,從中共中央政治局胡啟立以下,各級黨政官員都來湊熱鬧,但是面對的是行禮如儀的北大學生,看不到什麼熱情。
然 而,下午在塞萬提斯像下的草坪上,原北大物理系的學生劉剛開始舉辦「草地沙龍」,並請來了方勵之老師演講。那次演講實在具有戲劇性,因為上午還是黨和國家 的領導人在大禮堂講話被學生噓,下午,被開除黨籍的異議人士方勵之的演講,卻吸引了大批人潮。師生們密密麻麻地圍起一個會場,兩相對比,可以鮮明地看到民 心向背。當時還是大學一年級的我,看到這樣的景象,心裡不能不受到很大的衝擊。
方勵之老師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風趣幽默,聲音洪亮,講起話來鏗 鏘有力,夾雜以大幅度的手勢動作。他談到中國需要政治改革,也談到知識分子的使命。回答學生問題的時候,他再次重申他希望青年人入黨,「因為只有入黨才能 改造黨」。他的講話不時贏得聽眾的熱烈掌聲和哄堂大笑。我當時就坐在第一排,更是興奮到不行。那一天我也站起來發言,以一個大一新生的身分表示,我考取來 北大,就是嚮往北大的民主自由空氣,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校風和傳統發揚光大下去。我猜,方老師,以及陪同他前來的李淑嫻老師,大概對我這個毛頭小子多少有一 點印象吧。
而第一次與方勵之老師接觸,則是1988年6月5日。那一天是當時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現在台灣《遠見》雜誌的發行人高希均 拜訪方勵之,提出希望他介紹一些北大的同學認識,想進行採訪。透過方勵之在科大的學生劉剛的介紹,我和徐培,張毅聲,黃偉文,邵江,劉剛,黃海新,季成等 一起來到方勵之老師在保福寺916樓1101號的家。李老師也一起和大家見面。當天談話的具體內容我已經不記得了,好在有歷史紀錄,那就是隨後的一期《遠 見》雜誌中關於對十一名北大同學以及草地沙龍的報導。採訪中為了保護我們,給我用的化名是北大B系的A同學。
這以後,跟方勵之老師、李淑嫻 老師的來往就逐漸密切起來。我自己也開始投入到北大的校園民主運動中。1988年6月,北大爆發柴慶豐事件,我參與了這次小規模學潮的核心組織「行動委員 會」。事後,當局掌握了這個委員會的名單,我聽說學校據此準備進行懲處,我是五個會被處分的學生之一。面對嚴峻的形勢,我也曾很自然地轉向方老師求助。
那 時候跟方、李老師接觸,感覺到他們一點架子也沒有,把學生當做自己孩子一樣看待,完全不見外。記得他們從澳大利亞回來之後,有一次我和邵江一起去幫李老師 買沙發,回家以後李老師讓我們在他家洗澡,自己做了簡單的涼麵一起吃。那天方老師聊性大發,談笑風生,我記得他說到搞民主運動要「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時 候,那爽朗的大笑應當傳到窗外很遠。 ●








◎王丹
1989年學潮爆發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過方勵之老師。那時候他們去太原開會,正好錯過了北京的敏感時期。當他們回到北京的時候,已經離「六四」屠殺很近了。當局後來指控方勵之、李淑嫻透過我操縱學生運動,這完全是編造。
「六四」政府開槍鎮壓,我個人和方勵之老師的際遇外界都已經知道得很多,就不必複述了。總之,多年來,我坐牢,他們流亡,各自在時代的驚濤巨浪中顛沛流離。但是我從來沒有忘記方老師對我的教誨,而他們,也從來沒有放下對我的惦念和關心。
1996 年我第二次被判刑,然後送到遼寧省錦州監獄關押。12月24日家裡收到方勵之、李淑嫻老師聯名發來的耶誕卡,我現在還珍藏著這張卡片,上面寫著:「王憲曾 教授、王凌雲教授:我們以王丹為榮,也以你們為榮,因為你們教育出如此好的孩子。希望春天的鐘聲帶給中國更多春天的訊息。保重。」在明信片的下角,他們有 一條附註:「同日寄出帶有兩張照片的賀卡給王丹,每張照片都有附言,希望他能收到。」不過,我並沒有收到方老師寄來的賀卡,顯然是被監獄當局沒收了。但 是,多年以後,當我在美國看到這遲來的賀卡的時候,內心的溫暖仍然不是言語可以表達的。
雖然我已經歷經兩次牢獄之災,也從一個大一新生成長 到了民運人士,但是在他們的心中,我還是一個孩子。這也是方老師的特點。我見過很多方老師的學生,大家都有一個印象,就是他一貫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孩子。方 老師去世以後,在他的追思儀式上,一個90後的留學生發表感言,說方老師在他們的心中,就是一個「grandfather」(祖父),可見方老師對學生的 感情一以貫之。
對我來說,最典型的就是1998年4月18日我被流放到美國時,李淑嫻老師在聽到我獲釋的消息以後,在4月24日香港的《壹 周刊》上發表了一封給我的公開信,其中包含了他們夫婦對我的關切:「你終於來了。你知道嗎?我盼望你來的日子,望得連眼睛也掉了出來……我雖然曾經是你在 北大的老師,你雖然曾經是我們家中的常客,你儘管已歷經滄桑,但在我眼中,依然是個孩子,我依然會像疼兒子那樣疼你……還是好好讀書吧,我們可替你找間學 校,這些事我會為你張羅。別的事不要理太多,知識,才最重要,才是自己的所有。你是如此優秀,別埋沒了青春。太久不見了,想給你買些衣服,但不知道你現時 穿的尺碼。以前你瘦瘦的,怎麼辦呢?還是帶件外套給你吧!計程車來了,我得趕往機場,我知道,見到你,我會哭。」
這封信,以〈見到你,我會哭〉為題目發表,至今我讀來還是淚眼模糊。比起外界的關注和推崇,這種溫暖對於一個流放到異國的人來說,才是最需要的。是的,他們從來都最知道學生需要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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