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4日 星期五

江燦騰,蔡其達/ 晏山農,游常山

蔡其達新增了 6 張相片。

傍晚五點,學生、社運人士和熱情民眾聚於板橋農村公園。原以為祇會來個一兩百人,孰料人數近千。眾人沿雙十路、江寧路黃昏市場、文聖街、松柏街,最後轉回農村公園。呵呵,也就是說遊行隊伍行經我家,我還特地上樓鳥瞰。於我來說,這不是遊行,真的祇是散步、路過,不騙人的。
我終於弄清馬政府不光彩手段的真相了!
國民黨立院的大黨鞭林鴻池委員,辭去大黨鞭,並由費鴻泰委員接任之後,兩人(費鴻泰和張慶忠)都公開承認一些內幕。首先,張慶忠委員並未真正清楚,服貿協議中的哪些內容是有利,哪些是有弊,只是籠統的應和馬總統的所謂利大於弊的說法。
在回應學生方面代表的主張和質疑時,費張二人都解釋,為何審議中,不能修改任何內容?因為國際談判的慣例,已簽訂的合約,若有修改任何內容,就必須重啟談 判。可是,費張二人又補充說,若在審查過程中,有發現任何不妥之處,可以用附帶決議的方式,先經院會表決通過,完成一切應有的手續流程,使其正式生效之 後,再根據第十七條但書,於最短期間內,提出有問題和窒礙難行之處。據說,過去有修改過七八次的前例。
但,為何不在通過之前,就要求修改呢?
我整理整個問題的癥結所在之後,認為,不出下列各點的考量:
一、可以如期完成服貿的法定程序,之後,就可以繼續談妥貨貿協議的簽訂。而這二項的完成,就是馬政府的預期重要政績,可以提高今年大選的得票率。
二、服貿的中途修改和退回,將延誤下一段的貨貿談判。而沒有貨貿簽訂和審查通過,那些大財團或台商的大陸貨物出口,就無法減免關稅。所以,馬政府著急的是,以上的如意算盤,會因服貿審查的修改,而導致後續談判的延期。
三,如是服貿先過,然後再來修改,就可以避免貨貿審查的延誤。
四、馬政府未談服貿之前,已用行政手續,權宜地允許大陸的服貿二十幾項,在台營運。如今,則藉此簽約和院審通過,將一切合法化。
五、由於有以上四種自私和不正當的算計,所以,先前馬政府才會如此強硬地宣稱不能修改,也不能退回。
六、然而,服貿對台灣社會和民眾的實際存在的巨大不利衝擊和長遠影響,卻在簽約前後的過程中,草率從事,沒有仔細事先評估,僅在事後辦十八場不能修改的公聽會而已。
七、以上,各位知道,這是何等短視和混蛋的政府。除了財團的利益和自身黨派的選舉考量之外,其餘都可被無情的犧牲了。
我們如何理解這次的反服貿黑箱作業的大規模學運活動?
首先,它不是藍綠政治惡鬥的直接衍生物,而是新的變種,是超越藍綠現有政治思維和原有模式的新公民運動.
其次,它是新世代的社運知識精英,所領導的有目標,有策略和有相關專業的新公民政治與社會的集體運動.
它不是新自由主義運動的衍生物,也不是做為民進黨執政的先鋒隊,而是從本土社會問題以及每位公民切身生活或未來就業環境的進行現況大檢視的大規模新公民運動,也是當代華人社會中最具指標性的青年世代集體訴求和促成變革的鮮明行動展現.
新舊世代的更替與交棒,已正式進入歷史的新階段,更快,更明顯,更有具體大效應.
所以,台灣的新時代社會轉型,以這次的持續反馬政權的服貿黑箱作業雖為主要目標,可是,帶來的後續衝擊,將是廣泛和恆久的社會影響.舊世代的馬政權或民進黨的落伍者,都會逐漸被大勢所逼,而成為歷史的新灰塵.





此blog 有7-8次提到游常山先生......

2013年才上Facebook,據說這已是它的第9個年頭了。從中認識 蔡漢勳、游常山、C. Yen。我只與游先生見過2次面,一次介紹他認識日本友人Kawase先生,因為他倆都影迷---只是電影世界很大,他倆的領域不同。第二次是游先生主動提出要參加我們的`漢玉雅集。
游兄對其母校成功中學和輔大傳播系等的人脈也頗深入。


游兄過去是《天下》雜誌的記者, 所看見陳忠信和唐香燕夫婦就說,在立法院的辦公室見過他倆。游先生對人與書都有廣博的知識,所以我才知道建築師金光裕也寫長篇小說

游兄近日在職場上得重新出發。他還講媒體界許多人對李敖都敬而遠之, 譬如說, 199811日《天下》雜誌第200期特別企劃「影響200 飛越2000」紀念專輯。該輯選出200位對台灣具影響力的人物,都不敢選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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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真奇怪我昨天在社群網Facebook看到江燦騰先生的留言. 就請教他才發現他竟然是我廠的同事---當年辦公室就在對面---彼此辦公捉可能相距不到十公尺內

江燦騰人的記憶,是脆弱的,要累積思維的厚度,要不停地反覆參考和整合,否則會浪費很多心血

HC老師 您以前在飛利浦那一單位? 好奇.....
1979-80在竹北廠TEO 怎麼不認識你?

江燦騰 我是大名人,全台的飛利浦員工,大多知道我。因j常在刊物上發表文章。
你在的時候,我都上早班,晚上去臺北讀夜大。

HC真不可思議竹北廠有你這種高人而我不知道. (鐵城  財務)經理經常過來嘲笑我們"這一代"......"天下文化出版你的"傳記"我也忘記買.現在應該買不到了. 一定比羅(益強 總裁)先生的還好玩

江燦騰 羅先生認識我,也替我的傳記寫推薦。


 1946年生,桃園大溪人,漢族。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文學博士;現職:北台灣科技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學術專長:台灣 佛教文化史、中國近代佛教思想史、東亞近代佛教史等。相關著作:已有十多本,其中《台灣佛教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9)、《二十世紀台灣佛教文化 史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兩種,是最新結集專書。學術榮譽:(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紀念獎學金的八次得主。(2)第一屆 宗教學術金典獎得主。(3)第二屆台灣文獻傑出工作獎的得主。(4)2000年獲選為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電子郵件地 址:chiang1946@gmail.com

最新著作

2011年3月,五南出版社出版【戰後台灣漢傳佛教史: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的開展歷程】,全書五十五萬字,是來來第一本完整的戰後台灣漢傳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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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燦騰,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11月3日生,台灣桃園大溪人。北台灣科技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研究台灣佛教文化史、中國近代佛教思想史、東亞近代 ...

一位苦學出身的工人博士,是當地富裕望族之後。他的父親在聽信算命師的一句話──活不過三十五歲──的宿命 下,短短幾年內,荒唐地敗光家產,以享受人生。 不過,老天可沒讓他如願,過了三十五歲,江燦騰的父親仍舊活得好好的,是老天的玩笑,還是算命師的信口瞎說!江家自此陷入困境,國一的江燦騰也因此而輟 學,開始打零工貼補家計的日子,做過香工、水泥小工、店員、工友等,他受盡人生冷暖,他的心並不甘於當一名小工人,在當兵及當兵後考入飛利浦公司後,他自 學通過國中、高中的同等學歷,並於三十二歲考上師大歷史系夜間部,展開連續15年的通學生涯,並破台灣飛利浦記錄:連續15年過年假期皆加班;自此踏上學術研究之路,但又因命運作弄,於攻讀博士期間罹患骨癌,但還是以破記錄的60萬字論文於五十四歲時拿到台大史學博士。


江燦騰,1946年生。中國近代佛教史、臺灣佛教史專家、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著有:《晚明佛教改革史》《新視野下的臺灣近現代佛教史》《人間淨土的 追尋中國近世佛教思想研究》、《現代中國佛教思想論集》、《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臺灣佛教與現代社會》、《臺灣佛教文化的新動向》、 《世界心靈的探索》、《禪風沐雨話平生》、《二十世紀臺灣佛教的轉型與發展》、《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臺灣當代佛教》等。



生活中的抽樣社會觀察

我現在居住的竹北市,是新竹縣的最繁榮都市,高鐵站、美食街、新建大樓,都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我三十多年前,是到位於竹北鄉泰和村的荷蘭飛利浦電子公 司的竹北廠當廠務機械操作員的。當是,我們是最大的外資工廠,而全台各地的飛利浦廠,每年都有三家以上,是可列入全台前十大企業的。所以,在70年代,台 灣的勞動技術菁英、各類科技優秀人才,我都見識過。而我自己,這一生,也幸好能進入這家工廠,一直服務到有退休金可領,因此才能從進廠時,只有初中同等學 力的產業工人,到離廠時,已在台大歷史所讀博士班,並在台大和清大兩校兼任講師。

我在70年代,開始在竹北鄉的仁愛新村購屋,之後,我又賣掉,換成更大的透天厝,而竹北鄉仁愛新村,也變成竹北市新社里,馬路有了新名稱,我是住在國強街 的。可是,單是我的這一條巷子,這近二十幾年來,已有六戶以上的家人,是到大陸去開工廠或上班的。鄰居的生活,其實等與社會的翻版,兩代爭產、車禍賠廠、 離婚、送安養院、繼承大筆遺產、妻子逃跑、玩股票輸光一切。

我生活其中,等於陌生人,我從不去鄰居串門子,只有妻子會。我冷眼旁觀,遇有鄰居重大疑難,要我幫忙時,我也三二下就解決了,之後,還是閉門讀書。
可是,我的社會資訊,非常暢通,我的解讀力銳利無比。所以,我從未與社會脫節。這就是我的一些生活心得,和各位分享。



  歷經家變、傷殘、失學、工作不順利、癌症等不順遂的人生,最後靠著自己的努力與奮鬥,江燦騰走出自己的路,成為台灣著名的佛學專家,故事感人、勵志,實為此一紛擾不安的社會下,最佳的勵志故事。  

工人博士:江燦騰的奮進人生

蔡其達/ 晏山農《島嶼浮光--我的庶民記憶》 讀書會2009/ 告別中時集團十八年2012/蘋果日報2013

  蔡其達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大埔四戶,亡馬必大埔。別怕人少勢孤,只要理在、氣足、行動不懈,終會讓有力者心畏。當然,白賊義之名,定要讓他留傳百世;而江宜樺噁爛偽君子形像,也要以戲劇形式讓世人知。至於劉政鴻,大家就開始寫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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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燦騰自學回憶錄 : 從失學少年到臺大文學博士之路 / 江燦騰著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2009

  櫛風沐雨話平生 / 江燦騰著
臺北市 : 商鼎文化出版 : 千華總經銷, 民82[1993]

工人博士-江燦騰的奮進人生

目錄 

工人博士-江燦騰的奮進人生

  • 本書目錄
    第一章:吃苦長大~桃園大溪的童年記憶
    第二章:失學童工浪跡台北~少年歲月的辛酸與愛情
    第三章:啟動知識生命力~自學考取師大歷史系的奮鬥歷程
    第四章:從工人到博士~抗癌勇士的堅毅與努力
    第五章:「回首來時路」的喜悅分享~與江燦騰談知識、理性與生命力

    正面思考的勇者 陳耀昌
    真情告白 江燦騰
    活出自己的生命 曹銘宗
    感恩與感謝 許麗霞

    江燦騰大事年表

序/導讀 《工人博士-江燦騰的奮進人生》


認識江燦騰先生已七年了,我都叫他江老師。記得第一次到他的竹北家裡採訪,我開車去,他在電話裡跟我說,到了他住的村子時,如果還找不到,問一下「江老師住在哪裡」就知道了。
  江老師一直是我採訪、諮詢有關宗教、歷史的學者。我當主編時,他還是我邀稿的專欄作者。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撰寫他的傳記。
  我想要說的是:這本書不是為了他寫的,而是為了他可能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老師而寫的。我在這裡說的老師,指的是人生的老師。
  你在生活上窮困、痛苦嗎?你在心靈上迷惘、無助嗎?甚至你面臨死亡的威脅嗎?這些人生的功課,都可以在江老師的現身說法中找到一些答案。
  江老師的教學也與眾不同,他不教你認命,也不教你躲在宗教裡安身立命,他教你以追求知識、堅持理性的精神,活出自己的生命。
  我相信,江老師作為這樣一個人生的老師,可以帶給很多人鼓勵和啟示。
  有的傳記太過強調傳主在生活環境上的惡劣,甚至誇大一些人類本來就有的痛苦,讓讀者看了很有壓力,也沒有達到治療和鼓勵的效果。江老師遭受的困苦不遑多讓,但我希望讓讀者清楚看到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我在書中除了寫他的故事,還直接呈現與他的對談。
  當然,江老師即使是一個人生的老師,也有一些缺點,尤其是學界公認的「狂傲」,以及連他都不否認的「粗魯」。這些,我都寫在書裡,但也給他辯解的機會。
我比較喜歡謙虛的人,所以我曾跟他說:「你有什麼成就,應該讓別人來講,你自己一直講,反而讓人家覺得你愛吹噓。」我也告訴他:「你太過理直氣壯,反而無法讓人接受。」
但是,我的話作用不大,因為這是他的個性,而且我也無法否認,他只是說話口氣很大,其實並未吹牛。既然他說本性難改,我也就懶得理他了。
江老師抗癌過程中,得到社會很多幫助。他說,他回饋社會的方法就是勤於著作、批評時事。未來,他還要與癌症繼續搏鬥,我們都要祝福他,因為他活得愈久,回饋愈多。陳耀昌
幾 年前,我們的陳維昭校長打電話告訴我,要送一位歷史系的研究生來就醫,沒想到在急診室見到的病人是一位年過五十,年紀比我還大(雖然看起來比我年輕)的 「老生」,心想這麼老了,還唸研究所,精神實在可佩。後來才慢慢知道江燦騰先生雖然只是「研究生」,但已經是國內佛教史的權威,才知道江先生可佩的不只是 外在精神而已,肚子裡的東西也很令人肅然起敬,但一直等到看到這本傳記,才知道江先生的經歷還真是不尋常。
做為一個病人,江先生是我見過最具「positive thinking」(正面思考)的人,他的這種人格特質,其實反應在他的生涯的每一段(大概是青少年時期差點去「投水自盡的經歷」而大澈大悟「得道」的 吧)。譬如說,他唸師大夜間部歷史系時,早上六點半到飛利浦上班,下午三點下班,坐火車自竹北到台北,晚上十點多下課後再搭火車回竹北,再走路,凌晨一點 半返家,第二天六點以前起床,周而復始,這樣的日子,連續半年,就算很厲害了,而能連續五年,還有家務事,沒有「positive thinking」的信力,是做不到的。
江先生的治療過程亦是不叫痛、不抱怨,與醫護人員完全配合,說化學治療就化學治療、說放射就放射、說切骨頭就切骨頭、說做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就移植,這也 是要有很大的「positive thinking」的信力才做得到的。而「positive thinking」說來應有兩種,一是對自己能掌握的,比較簡單;對必須和他人互動的,就複雜了,往往還要靠幾分運氣。特別是在癌症的治療上,往往幾乎同 樣的病,同樣的治療,同樣地配合醫療人員,偏偏就是有些病人倖存下來,得享高壽;而有些人仍然藥石罔效,仍然魂歸離恨天。徼天之倖,江先生屬於前者那幸運 的20-30%(以他的病情及現代醫療的成績而言),不但遠離了疾病(雖然付出了「長短腳」的代價),得到了博士學位,還出了傳記,也成為一個典範。
想當年我高中畢業,在填寫保送志願時,曾經心動想去唸台大歷史系,雖壯志未酬,或臨陣退出,但後來卻與台大歷史系頗有奇緣。除了有不少好朋友出身於此外, 與我亦師亦友的李敖先生,我負責在他死後把他的骨頭做成標本;兩年半前,為了高雄市議員林滴娟,單騎深入遼東(海城),完成了我就任法醫學科主任之後的 「第一件差事」,而滴娟也是台大歷史系的。如今生平第一次為人寫序,江先生也是台大歷史系的,人生真是奇妙啊。
在經驗裡,病人在經歷過骨髓移植而治癒癌症後,都有「浴火重生」的感覺,他們往往表現出一種特別高貴的人格情操,比較樂於奉獻,樂於助人,樂於對社會的回 饋。以台灣男人的平均壽命而言,江先生大約還有二十年以上的日子,也許江先生能有更精彩、更不平凡的二十年,讓這本書只是江先生的「前傳」。就像世界三大 男高音的卡瑞拉斯一樣,做完骨髓移植治癒血癌之後,人生更為燦爛。

 

 

[江燦騰博士]
我的自學歷程:
從失學少年到台大文學博士之路

一、早期來自故鄉大溪國小的歷史啟蒙
我生平從未作夢過,我有一天會進台大讀歷史研究所,更不要說能夠以撰寫台灣近代佛教史的長篇論文,獲得台大歷史所的文學博士了。

我的初、高中的學業都靠自修完成,並先後通同等學力的考試而取得及格證書的。所以,除了大學之後的正式學歷,我唯一曾讀畢業過的學校,就是桃園縣大溪國民小學。

有一次,當我翻開有關大溪國小的百年紀念集時,發現其中共列有日後曾獲博士學位的十位校友,而我是百年來唯一的台大文學博士。

不過,我所就讀過的當年大溪國小的教學環境,的確是我日後萌生研究歷史專業的最初啟蒙處,但如今我已忘記是在哪間教室了。我只清楚地記著那間教室的後牆 上,高掛著一長幅的中國歷代彩色年表,而從我第一眼看見它,就被完全吸引了。所以我立刻將其背熟下來,並牢牢記記住它,之後它便伴隨我過了大半生。

我也在當時藉著這個歷史分期的時間架構,開始進行必要的內容填補和展開相關流變的思考。所以,在國小的三年級時,我已能靠勤查字典和再三苦讀,終於看完從鄰人借來的已老舊、微破的五分冊版《三國演義》的全部內容。

之後,幾乎在一夕間,我發現自己,居然成了村里唯一讀過全本《三國演義》內容的新一代權威。

而當我親眼看到昔日不可一世的鄰居權威,竟然在我對《三國演義》的全部細節皆能博聞強記和能適時引書為據來質疑對方“所言與書不合”的尖銳衝擊下脆弱地整個崩潰時,同時也意識到自已不再是過去那個經常被歧視和毫無自尊的奴性無知幼童了。

自從有了這種自覺後,我便開始養成自動早起朗讀課文的習慣,記憶力也跟著日日規律的磨練迅速增強了,於是在同年級中,所謂課業優異的「天才」讚譽之聲,不久對我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二、初一學業中輟與長期自學的開始

國小畢業後,我選擇升學,並有強烈自信,能考入好學校。可是由於家境清寒,雖仍如預期,以第五名的優異成績考進大溪初中,並獲母校大溪國小頒發一支「留美 黃振榮博士紀念鋼筆」以為獎勵。但初中才讀一年級,就被迫輟學了。又由於學歷低和未成年,因此到社會上只能從事勞力或跑腿的基層工作。

此後,在社會上,為糊口謀生,奔波了十八年之久,自水泥工、雜貨店送貨員、照相館學徒、機關工友,到外國公司的中級技術員,所走過的每一步,都是崎嶇、坎坷的。

雖然在這樣絕望的情況下,我仍然不斷地閱讀自己喜好的書籍。我曾讀過曾國藩編的《經史百家雜抄》或像《史記菁華錄》、《文心雕龍》之類的中國古典名著。我 在台北市早期的牯嶺街,從舊書店的廉價古書堆中發現它們,立刻掏錢將其買下;但在閱讀時,只選自己能讀懂的,其餘就暫時擱下。

我不曾想過要請教別人(當時周遭也不可能有可以請教的人),但我認為別人能讀懂,一定是有方法可循,不然這些書不就成了無人能懂的天書?所以面對這些千百 年來,無數古人已讀過的古典名著,雖然短時間內,可能還無法全懂或深入,但我一點也不擔心,深信只要時間夠,就一定可找到破解書中奧義的有效途徑。於是必 要的治學方法書和實用的大型工具書,視需要立即添購,也隨之成了恆常的購書習慣。且此癖形成之後,雖歷數十年,仍一如往昔。

我也花錢買了大量翻譯的西洋歷史名著、長短篇小說集和哲學書籍,藉以來進修史學和文學方面的素養。法國小說家羅曼羅蘭和舊俄小說家托爾斯泰是我最喜愛的作 家。而希臘悲劇的感人劇情和《柏拉圖對話錄》中對蘇格拉底的生動描述及其臨死泰然自若的莊嚴風範,都深深影響了我日後的治學思考和行事風格。

於是藉著報名文壇前輩穆中南先生辨的「寫作函授班」,讀了相關函授的文學資料三個月後,自覺練習文學的寫作技巧已略有增進了,於是就開始在每期的《文壇》月刊上,發表大量關於世界文學的評論和短篇散文創作。

但半年之後,發現自己以為已累積了很豐富、甚至可以取之不盡的腦中材料,當真正持續地將其用在每月的大量寫作和發表之下,居然很快耗光了。

當首次出現知識方面的不足感之後,對西洋文學的專業素養不夠的警訊,立刻接踵到來,令我為之震驚和心虛!當下我便在心裡告訴自己:「我還沒準備好,我還要有更多的準備,我還需要有更長期的粹練才行!」

於是我不顧穆中南先生的一再勸阻,自動終止了第一階段的文壇筆耕生涯,再度進入先前已有經驗的自行大量閱讀的日常作息。

此後,由於生活中,除了工作外,其餘時間就是用來讀書。因此常覺與古人為友,非常容易知心,也不會如現實生活中,常遭外界投射鄙夷或歧視的眼光。反之,每當一讀到書中有精妙見地時,心領神會之際,就宛如與千古知音,靈犀互通,再無生死之隔和時空之遙。

因此,讀書就是我長期孤寂生活中的最大安慰和最大樂趣。

日後(1992年),我還曾把此時的一部分個人作品集結成書,取名《世界心靈的探索》,封面的副標題是則<無悔齋青春讀書錄>,交由當時由吳武夫先生所新創的東宗出版社刊行。

不過,很意外地,有一次,吳武夫先生,突然對我說:「…你雖很會讀書和很長於思辨,但你還未領略過擁抱真正美女的無比銷魂,也未嚐過飲高級美酒的難忘滋味!」我當時則回以:「這兩者都不是我人生中,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標!所以,我對菸酒一概不沾。」這樣堅定的答覆。

三、胡適的死亡和李敖的崛起旋風

一九六二年,胡適在台北逝世,而以李敖、葉青、鄭學稼、胡秋原、徐復觀等人為中心的「中西文化論戰」,則由於牽涉毀謗訴訟,被台灣報紙大量報導。使我這一 個從鄉下到台北辛苦謀生的失學者,一個原本根本不識「中西文化論戰」為何物的無知青年,透過每天努力閱讀新聞和不斷地找人詢問,居然被此一問題意識所激 發,心靈中一扇通往「五四」文化之門,便為之開啟。

一九六六年至六九年間,我在軍中服役,於台中水湳基地遇到王俊嶺少校,他後來於一九七0年在台南市忠義路的湛然寺出家,法號水月。透過他的介紹,我開始閱 讀梁漱溟、熊十力、湯用彤、歐陽竟無等人的著作。這段期間所吸收到的資訊,深刻地影響了我日後以中國近代佛教史為核心的研究取向。

四、參與東方宗教討論會

戰後台灣地區有關各種宗教研究的活動和組織,真正曾促使年輕的宗教學者,在新模式討論會的實驗中,產生革命性變革的,據我所知,應是從1983年起開始成 立、名為「東方宗教討論會」的會員所推動的。這是在解嚴之前由當時台灣學界對一群對宗教研究有興趣的年輕教師和研究生,所發起的非正式組織。

此一組織自創立成立後,為了避免遭到來自外界的不必要干預,以及能長期維持宗教學術討論的中立性,始終未向政府正式立案,直到解嚴之後被另一新成立的「台灣宗教學會」所合併時,依然如此。

而我是在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夜間部就讀時,透過當是在系上擔任助教的顏尚文先生的牽線,才正式加入這個組織的。但,為什麼當時會有「東方宗教討論會」這個組織的出現呢?

這是由於當時台灣各大院校的老師及研究生,在研究台灣地區的各種宗教時,往往會發現各學校或研究機構,不但有關宗教研究的參考書籍很不足,個別學者之間, 也缺乏對不同宗教有高度認識的同道來請益或相互切磋;而當時正是台灣社會在政治及其我方面激起各種變革運動的震撼時期,因而彼此都感到如果要在有關台灣各 種宗教的研究上有所突破,一定要結合現有的人力資源,不分宗教類別和研究專長,但一定要有一常態性的、長期的、並且是全然開放、多角度切磋的討論活動,才 能使大家真正受益。因此,一個名為「東方宗教討論會」的鬆散的宗教學術組織,就這樣成立了。

「東方宗教討論會」從成立之後,有十幾年間,其活動的方式,通常都是在每月的第三個星期六下午舉行(※此活動稱之為「月會」),大約進行三個小時,擔任發 表者每人事先要印發新論文給參與者,讓大家事先閱讀和查資料,並邀請相關專家擔任講評,然後再進行開放但認真的學術辯論。除此之外,每年還有一次「年 會」,進行一天或兩天的多篇論文討論。最後,還將該年度已討論過的優秀論文,加以選刊出版,學報的名稱叫《東方宗教研究》,前後發行多期,是國內外享有極 高學術聲譽的刊物。

有關「東方宗教討論會」成立後的影響,當然還有許多方面可以提及。但此處只提一個事實發展,即「東方宗教討論會」最初成立的時候,雖可能只是作為一個研究 宗教的「同仁團體」來運作。然而,由於當時在「東方宗教討論會」每月的「月會」進行討論時,其特色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每次都要結實地切磋三個小時才肯罷 休,且都只討論一個主題;而且當時擔任報告的每一位作者,毫無例外,一定要事先交出完整的論文給大家閱讀,所以當時每次應邀擔任講評的或實際參與討論的眾 會員,基本上都事先已讀過主講者的相關研究資料。

換言之,當時在講評者與作者之間,彼此對所要討論的問題都不陌生,並有能力進行深度的學術對話。所以,當時在每月進行的討論會上,不論報告者是否為教授或 系主任,都無關緊要,大家當時唯一重視的是,報告者所提出的新研究論文,是否能在學術邏輯上嚴謹地成立?或其所使用的資料仍帶有瑕疵?以及此一新研究是否 真的有其宗教學術上的一定貢獻等。

當時大家的共識是認為,每位來會的論文報告者,都必須接受來自各方的檢驗而毫無例外,且唯有經由像這樣的來自各種不同的角度的質疑或對話,才能進入所謂嚴 格東方宗教學研究的學術殿堂,最後也才能判明此一報告者的此次研究,是否真正具有學術價值?而事實也的確證明,凡能經由像這樣的嚴厲學術磨練,不論對剛出 道者或老練的東方宗教研究者,在研究經驗的累積和相關學術認知辨識力的增長,都是很必要和很有助益的。

所以當代台灣現存且活躍在第一線的重量級著名宗教學者,幾乎都有其一段當年參與「東方宗教討論會」的歷練和難忘的震撼經驗!

至於我個人,生平有關宗教史和近現佛教思想史的重要研究,以及因為過於鋒芒畢露而被揶揄為「殺手學者」,也都是從上述的定期的月會或年會的熱烈且認真的多元宗教學術交流中,才得以迅速地累積相關知識和高速大幅度的增進研究實務的各種經驗。

特別是在討論會後的會員們聚餐時,圍坐在餐桌邊和大家開放而無拘束的自由交談結果,其實際的收穫,可以說遠比任何課堂上的所聽到的講課內容,都更快洞悉當代台灣本土各宗教的發展生態,以及研究宗教的珍貴文獻如何可以順利獲取等有用的田野經驗。

我就是因為參與這樣的討論活動和會後聚餐,才有幸而認識了多位當今已成重要學者的藍吉富先生、王見川先生和黃有興先生等,並因此和彼等而成為多年來長期互相論學的師友同道。

而我最初的幾篇原創性作品,也藉著參與月會或年會的討論並相繼發表於《東方宗教研究》的各期上,所以很快受到兩岸宗教史學界研究者的密切注意和被高度肯定。

可以說我日後能夠作為一位專業的宗教史研究學者和能擁有獨立研究的足夠能力,都是奠基於此時的難得經驗。

五、台大歷史所的精進歲月和正式從事宗教史研究

我進入台大歷史研究所時,按應考時的分組規定:即報考「一般史組」的錄取者,其研究年代的下限,必須在清代鴉片戰爭之前,不得撰寫中國近現代史的學位論文。

所以考取之後,我即前往請教當時以治荷蘭明清時期台灣史聞名的曹永和教授,想聽取他對我未來走向的學術建議。

對此很有經驗的曹永和教授,在和我作了一次深度的懇談後,即根據(一)他的個人經驗、(二)現有的國際學界研究環境、(三)我個人所述的既有學術專長、以 及(四)他年輕時的一段想作而迄今未作治學之夢:受方豪教授影響,想研究明清之際的東亞佛教交流史(之一),甚至想出家(之二)--等綜合評估後,當場建 議我:在台大就讀期間,可以從明清之際的東亞佛教交流史作為切入點。

他認為,如此一來,可使我原先的最強項——即對「佛教史」具有透視力和有豐富解讀經驗——都能因此,而整個移植到此一階段的研究和寫作來。
當時,我聽了曹永和教授的此一建議,立即返家後,經仔細思考,即決定接受此一建議,並迅速展開以自修古典日本語文,來代替學習古荷蘭語的補強工具計劃。同時,也盡其所能地展開對國際學界既有研究成果的蒐集和資料閱的讀。

而後,在兩位著名學者:台灣的張聖嚴博士和日本九州大學的荒木見梧教授的精闢著作中,領受到治此一領域佛教思想史的要訣和相關知識。兩者中,尤以荒木見梧教授對我的思考衝擊最大,並長期影響迄今。

但,上述兩者,都不擅長有關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知識,而我進台大歷史研究所之後,立即發現:當時最強的教學陣容,就是徐泓教授和劉翠溶教授所教的明清社會經 濟史課程。所以,我在所中當主力課程來專攻的,就是明清社會經濟史課程,並且收穫很大。於是,很順理成章,我還想將其運用到明清之際佛教交流史的研究上。

然而,欲將明清之際佛教交流史與明清社會經濟史課程的相結合,其實相當困難,在當時,也乏合適的指導師資。所以,只好將治學目標,逐漸設法,轉為有關明清之際大陸區佛教社會與明清社會經濟史相結合的嘗試。

但在台灣從事明代東亞佛教交流史,如無長期的努力,以及一些外在的助緣,要想突破,而有高水準的表現,是相當困難的。所以此處我必須特別提到曾教過我「研究實習」課的孫同勛教授。

孫教授是當時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的所長,是當時教研究歷史方法學方面的權威,由於我在上我的課時,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問,使他對我有極深刻的印象。因而 期末繳交報告時,非常用心的批改我的論文,將原本一萬五千字的文章,改到三萬字之多。由於他對我詳盡的指正,使我豁然開竅,知道何為標準論文,這對於我的 寫作有極大的助益。從此以後,我在論文及著述的分量上有極快速的成長。

因而,我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便出版了生平的第一本著作《人間淨土的追尋——中國近世佛教思想研究》。自問世以後,此書即相當受到好評。

以後,每年我都有新書出版。而我個人研究經驗的累積,也逐漸在這些著作中反映出來。

六、建立私人的專業宗教史研究資料庫

我是從台大歷史所的碩二年級開始,每年都撰寫大量的宗教史論文和相關書評,並且在完成碩士學位之前,已相繼出版了兩本關於近代中國佛教思想研究的重要論文 集。因此,同樣研究明末中國佛教史的聖嚴博士,私下曾向國內著名的新文豐出版公司負責人高本釗募來半套共五十本的新文豐所出版的《新修大正藏》中國撰述 部,作為對我這位後進治學小成的貴重獎勵。

以後,也有佛教內愛護我的善心人士,循此慣例,贈送多套大藏經給我,使我從此不須為缺乏某些藏經,到處搬借或影印,以致勞累不堪。

但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內佛教史學界前輩藍吉富先生。藍先生在自己所出版的或所翻印的各種佛教著述或史料的大套書中,除極少數外,幾乎都是以半買半贈 送般地超低價格,先行托運到我的竹北住家,而我總是等接到書後再視經濟狀況,分次寄還所欠的全部書款。我也好奇地曾試著問過藍先生:為何他會對我如此抬 愛?而藍先生則仍維持他一貫的幽默說:「那些書在台灣,別人都是買來擺著好看的,只有你會真正讀完它和去研究它,我不賣給你,要請誰來讀?」

之後,為了消化由藍先生處以超低價取得的大量佛教史料,我便自行從日本東京神保町千代田區的古書店用船運訂購了大批昂貴但重要的相關工具書或研究叢書,以便自己能夠建立起私用的小型宗教史研究珍藏資料庫。

如此一來,日後便可不畏任何國內圖書館對我下禁借宗教圖書的封鎖令。我當時主要考量的是,藉此才可以擁有有獨立自主性的研究參資料來源,不然就得放棄研究宗教史的素志或轉行從事非自願性的無奈研究了。

於是,經過長期的蒐集和採購,我終於擁有整整排滿三層樓牆壁的大量專業叢書了,足夠作各種宗教史研究之所需。接下來的就是,就是從東亞宗教史的研究視野,來探索各種可能的宗教史研究課題。

七、與新文豐公司高本釗先生的一段奇妙的學術邂逅

邂逅新文豐的高本釗先生,不論對我或對高先生,都說得上是人生中最大的驚奇之一,且是在一種很奇妙的因緣下形成的。

因高先生是長期在台北市開設大型的佛教書籍出版公司的負責人,常接觸國內外著名的佛教學者,許多上下游的出版同業、書店經銷商、甚至連整個佛教界的有名法師和居士大德,他也認識了不少。

可是,二十幾年前,他首次邂逅我之前,由於我當時仍是一個年紀稍大的台大歷史所的研究生,既非佛教名人,也可能不曾買過高先生出版的書籍。因此,縱使他在台北市的馬路上遇到了我,也不會知道我是誰。

可是,像我這樣區區的無名小子,居然會讓大名鼎鼎的聖嚴大法師,想要贈我一件空前的厚禮——高先生在新文豐所出的一整套《大正藏》。這是怎麼回事?簡直令高先生傻眼了。

另一方面,高先生與聖嚴法師,其實是很熟的,高先生也知道聖嚴法師是不亂花錢的;而且,在此之前,聖嚴法師只贈送南加大和私立東吳大學哲學系,各一套《大正藏》而已,卻從無贈個人之舉。如今為何他會有此異常之舉呢?

當然,聖嚴大法師之所以會告訴高先生,是因他向高先生勸募來轉贈我。

而高先生雖是真正要出錢且還得代人送書的大功德主,居然不知道所要贈書的對象是誰,可說有點令人啼笑皆非。

他當時唯一能知道的線索是,被指定贈書者,是一位叫“江燦騰”的台大歷史所的研究生。但在知道我的名字之後,不久於聖嚴法師所舉辦的一次國際佛學會議的場 合上,當高先生在報到長桌處,看到我胸前掛著“江燦騰”的名牌,並正要簽到時,立刻毫不考慮地拉住我的手,並再次確認地問我說:「你真的是“江燦騰”本 人?」我笑著回說:「是!」

然後,高先生告訴我,他叫“高本釗”,是新文豐的老闆,正在找我。他接著又說,他要送一套聖嚴法師吩咐的《大正藏》給我,看我一共要幾本?

我當時回答說:「《大正藏》後半部,關於日本佛教的部分,可以不要。」

高先生則當場建議我,乾脆親自跟他到公司看看究竟;至於當天學術會議,就不要再參加了。我同意了,一路上,兩人就這樣談起來了。

到了公司後,高先生問我有無佛教史研究的存稿可出版?我說:「剛出一本,但還有幾篇。」高先生立刻要我再集成另一新本書,交新文豐出版。我照辦了。於是我的《中國現代佛教思想論集(一)》,就正式出版了。

此後,他又邀請我擔任《新文豐佛教文化叢書》的主編,雙方就此投緣和彼此信賴地交往至今。

八、在飛利浦竹北廠撰寫晚明佛教史的學位論文

1988年春,我奉調改任台灣飛利浦工業公司竹北廠的服務部門的專職全面品管訓練員,以提昇服務部門的作業員和技術人員的改善能力。並獲上級許可,於訓練課程之餘,特許在辦公室內,撰寫我在台大歷史所的晚明佛教史研究的畢業論文。

這對長期苦於生活奔波和研究時間極端緊迫的個人來說,的確是生平一段最大解放和最快樂的寫作時光。於是宛若內在知識的火山爆發噴湧,毫不費力地,就可自然地向各主題揮灑和輕易駕馭,所以我當時在文中,往往充滿著流暢、青春和難以言喻的欣喜之情。

並且,在論文完成後,畢業口試答辯之前,即已聽到有口試委員對論文的高度肯定和讚美,彼等並一再表示,拙文給彼等的印象是:學術論文居然也可寫得如此流暢和優美。

而我當時,其實是結合現代品管的邏輯思維,加上好心情,才能撰成此文的,所以特別有意義和值得紀念!

其後此論文再以書的形式,在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不但已故的傅偉勳教授讀到後,一再盛讚此書的非凡成就(有一次他甚至有點半開玩笑的建議說:若我願意再去他任教的天普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可以考慮讓我取得兩個博士學位),並且在國內外學界的評價也不錯。

例如我把書寄給聖嚴法師之後,有一天清早,在竹北家中,我意外地接到他親自打來的長途電話,告訴我說:「此書是寫到骨子裡了!但,此後可能也找不到可討論 的對手了!……」我聽後很受感動,也銘記在心。聖嚴法師也視我為當代台灣佛教學者中最了解他的思想的學者之一(星雲法師也曾親口對我表示:我是比星雲還了 解星雲的佛教學者)。

所以再考入台大博士班之後,我便轉移研究視角,對近代兩岸漢傳佛教反傳統的新思想傳播與變革狀況,進行深掘與建構,以作為當代台灣本土佛教發展的借鏡或導正之用。

九、博士班時罹患癌症和存活迄今的宗教史研究

然而,我在一九九七年初,正當已邁向研究的最高峰時,一趟深冬季節的北大學術交流之旅,不慣北國深冬嚴寒的我,因此患了罕見的重感冒,回程時已是昏昏沉沉 地搭機返台,隨即經人介紹,到台北長庚醫院檢查後,證實我已罹患了難治的「多發性骨髓癌」。之所以會生病,我認為是過去二十年來身體過度操勞的結果。

台大校方得悉後,立刻接手,安排我轉診到台大醫院的腫瘤科,由名醫陳耀昌教授負責主治,使病情顯著改善,並能存活迄今。

而很多人在得知我得了癌症之後,都在猜我會不會「害怕死亡」?或有沒有「驚慌失措」?沒想到我是相當自在的,某些病友甚至把我當成佛教「不動明王」的再現,紛紛前來請教。可見佛教在這時候,對我有極大的受用,讓我可以更自在的面對生死問題。

但是在此同時,我又認為當代台灣本土的佛教學者,大都缺乏追求真相的勇氣,有的人且成為某些道場的附庸者;其實,學佛者本應該學習佛陀的理智,卻普遍過於盲從。

所以我才在臨畢業的最後一年,特地選擇以《殖民統治與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據時期新佛教運動的轉型及其頓挫》,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來探索近百年來台灣本 土佛教發展的軌跡和歷史經驗,使人們得以了解相關問之所在,和其必須採取的改進之道。在當年,我也因此獲頒「第二屆台灣省文獻傑出工獻獎」。

連先前所獲頒的「第一屆台灣宗教學術金典獎」,我一共得過兩次宗教史研究學術獎。至於由中研院史語所所頒發的「傅斯年紀念獎學金」,我則一共得過八次,是 迄今為止的空前紀錄。於是國內著名天下文化出版社,特邀任職於《聯合報》的曹銘宗先生,為我撰寫個人傳記《工人博士:江燦騰的奮進人生》,於隔年出版,暢 銷一時。

2006年秋冬之際,我在罹癌滿十週年之後,於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新視野下的台灣近現代佛教史》、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晚明佛教改革史》共 兩本佛教史研究的專著,並應邀在大陸著名的《南方周末人物報》先後發表批判當代大陸佛教畸形發展的病態和試圖提出解決之道的各項建議,在大陸各地的網頁上 紛紛相繼轉載全文,並激起高度的連鎖回應。

所以對於當代兩岸漢藏佛教的現實社會關懷,將會是我有生之年,一直致力探索的研究對象和主要關注的研究領域。

2008/10/27於北投區中和街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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