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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19日星期四

鍾老/鍾肇政；幸福的歲月 (陳文發 2014)

懂通靈的女詩人朵思

最先是想把朵思第一本詩集《側影》（高雄創世紀詩社，1963）的書影介紹給大家，上網搜尋她的創作歷程，豈料資料非常少。比較詳盡的，是好友陳文發《書寫者，看見》（台北允晨文化，2015）中的〈時移往事〉，於是採用了他的說法：

朵思，本名周翠卿，另有筆名韻茹、周炎錚、紀清等，嘉義市人，出生於醫生家庭，1955年，十六歲時，在《野風》雜誌上發表了第一首詩作〈路燈〉。1956年進入嘉義女中高中部，次年因病休學，入文壇函授學校小說班……。

自嘉義女中畢業後，朵思與父親決裂，與詩人畢加結婚，離家尋找個人理想，並加入創世紀詩社，是資深的社員。

1965年朵思以〈山之巔〉一詩獲《新文藝》詩獎，其後也涉及小說和散文創作，作品有十多部。

陳文發在文中提到朵思自小就有「通靈」的能力，能與逝世的人溝通，真是罕見。《書寫者，看見》裡，有一張朵思創作中的硬照，硬朗、堅强的女强人作風躍然紙上，特徵得好友同意，轉載於此。

　搜尋朵思之時，見有人提及她的丈夫詩人「畢加」。想起一九六零年代，我在丁平老師編的香港期刊《文藝》中，曾讀過他的作品，可惜英年早逝，好像未見結集。

――2023年8月11日

。。。。。

文學耆老鍾肇政（1925-2020）於5月16日晚間辭世。生於日治時期，戰後順利成為跨越語言的一代，更以「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等結合歷史與台灣意識的系列長篇，被譽為台灣大河小說第一人。寫作志業之外，以其靈活與仁厚，組織《文友通訊》、主編《台灣文藝》與《民眾日報》副刊，在威權鶴唳的時代，延存台灣文學命火；又因其日文造詣，大量譯介日本文學。晚年仍筆耕不輟，以旺盛創作力豐沃了台灣土地。

鍾肇政從1950年開始投稿，作品以小說為主，兼及翻譯。在1956出版第一本文集，1957創辦了一份可視為本土作家精神堡壘的刊物「文友通訊」，藉此集結戰後新生的本土作家互相鼓勵，共同致力於台灣文學的創作領域。

到了1960年更發表長篇小說「魯冰花」，展開他長篇寫作的階段，並陸續完成22部長篇小說、9本短篇小說集，堪稱戰後作品最豐富的本土小說家。他也在1956年至1964年間陸續完成了「濁流三部曲」，首開台灣大河小說寫作的先河。

到了1967年，陸續以十年的時間完成了「台灣人三部曲」，這部以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歷史為背景寫成的史詩，抵抗是其主題。鍾肇政的作品富含濃厚的人道精神，記錄了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各階層的生活實況。

鍾肇政曾擔任報社主編，更以伙伴精神提攜後進、鼓舞台灣作家不遺餘力，而有「台灣文學之母」美稱。不少戰後第二代、第三代作家都曾獲得他的提攜，而他長期致力推動台灣客家運動，凝聚客家意識，更是貢獻巨大。

鍾肇政曾獲國家文藝獎、台美文學獎，以及吳三連文學獎，2000年並受聘為總統府資政，集榮耀於一身，2007年更獲頒客家貢獻終身成就獎。

身為客家人的鍾肇政，育有2子3女，長子鍾延豪在1985年過世，次子鍾延威的妻子是前民進黨立委蔣絜安。鍾肇政的妻子張九妹於2011年過世。鍾肇政曾多次語重心長的期望，台灣文學今後的發展之路能愈加寬廣，客家語言文化的傳承工作能加強落實。他的一生努力推動台灣文學、投身社會運動及爭取客家族群權益的熱情與努力，值得後輩的效法與學習。

在桃園客家文化館內設有鍾肇政文學館、客家文學館，展示了許多鍾老的手稿、照片及影音資料，可讓民眾一窺大師風采；此外，市府也以鍾肇政之名開辦文學獎，藉此鼓勵民眾踴躍參與文學創作。

鍾肇政近幾年已較少出席公開活動，但有重要的文學活動，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近年來因為身體狀況不佳較少出席活動，今晚辭世讓親友及讀者都相當不捨，也上網留言表達哀悼。

幸福的歲月

陳文發·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閱讀時間：2 分鐘

發表於2014年《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作家的書房」專欄

從台北搭客運車抵達龍潭，下車後打電話給鍾延威先生，詢問他家該如何從站牌走去。沿著他說明的路線，過馬路直行，遇85度C咖啡，往龍華路左轉，進入一條馬路兩旁盡是人潮，賣有蔬果、服飾、麵攤吃食、五金雜貨等等應有盡有的市集。六、七年前曾來過兩回，皆是搭友人座車在午後時間抵達，在門口下車，直接進入屋內，未曾有機會好好仔細探看，這龍潭街上的人事與景物。印象中這條馬路午後已沒甚麼人潮，也沒看到有那麼多的攤位，原來這假日的早市是如此繁鬧。依著門牌號碼，走到掛有「魯冰花拼布工坊」招牌下，鍾肇政老師的兒子鐘延威已在店門口等我到來。

他帶我走進牆面掛滿以各種花色布料縫製成拼布作品的店裡，他說這是他太太蔣絜安經營的拼布教室。走到店面底端，打開一扇木門，進入起居的場域，門邊有一三層樓挑高的落地天井，沿牆邊有通往上層的樓梯，太陽光從這裡被引進室內，灑滿一地金黃。經過偌大的客廳，往廊道深處走去，在化妝室前，見鍾肇政老師和外籍看護剛好走出，我向鍾老問好時，鐘延威見他父親身上淺紅白格子襯衫胸前有一攤水漬，建議他去換一件上衣，我們再往後走進書房。

在書房等待鍾老時，鐘延威說：其實這間書房我父親已經很少使用，我母親病痛纏身最後那幾年，父親一直陪在我母親身旁，他在臥房床邊的小茶几上，放一盞用藥罐墊高的桌燈，在那寫字看書，好就近照顧我母親，雖然我母親已走了三年多，但他已習慣在臥房裡寫字看書。

我問起他父親目前記憶力的情況，他說：有時候早上的事，下午就忘了，不過年輕時的往事倒還記得，跳躍式的，都九十歲了。我又問他：您是在這裡出生的嗎？鐘延威說：不是耶，民國44年我在祖父任桃園縣東勢國小校長的宿舍出生，後就搬到我父親任龍潭國小教員的宿舍，那裡算是我的老家，在那住到民國56年，這棟房子蓋好後，我們就搬到這裡定居下來，原來的宿舍就讓給別人。我父親在龍潭國小持續教了33年，民國68年正式退休。

鐘延威說起這棟房屋原來的樣貌，他說：鄉下房子都是一間接著一間，長條形的地坪，室內密不透風非常潮濕，幾乎暗無天日，連白天都需要點燈。民國90年我搬回家後，保留前半段，把後半段拆掉，重新整修成現今的樣貌，除了中段有玻璃透光天井，後段書房旁，也設置了露天的天井，可引進自然光源，也讓室內與戶外的空氣產生對流。我父親在這天井裡的小水池，養了幾尾小魚，種了幾盆花草。

說到這裡，鍾老換好淺灰尼質襯衫，手中拿著一本筆記本，走進書房，以中氣十足的語調對我說：是陳先生嗎？請你在來賓簽名簿，簽個大名，留作紀念。當我簽好名字，他看了後，唸出：陳兩發。他兒子連忙在一旁說：是陳文發。他再戴上眼鏡仔細看了一會說：喔是陳文發先生。他接著說：你一個人，單槍匹馬來？我說：今天一個人來，但六、七年前曾跟台灣文學館研究員劉維瑛小姐來過，也曾跟黃玉燕老師來過。鍾老聽了笑說：喔，你的跟班都是女的？我連忙左右揮了揮手掌表示：不不，我是跟她們來的，我才是跟班。您還記得她們兩位嗎？他想了又想，回說：劉維瑛不記得是誰了，黃玉燕是翻譯日文的那位嗎?？她來過我應該記得啊！

鍾老在簽名簿上翻找好一會，我們曾經造訪所留下的痕跡，闔上後說：你看我這個書房寒寒酸酸，沒甚麼好拍的，我最近很少寫東西，書房都被我冷落了。見他書桌上有幾張已起了頭，也都未完成的文稿，我問：您目前還持續寫作嗎？他說：說有其實也沒有，說沒有不久以前也寫了六萬字，懷念我太太的文章〈幸福歲月〉，在《鹽分地帶文學》分三期連載。說沒有也可以，說有也沒錯，因為歲數多了，產量也會減少，甚至想要寫的東西，通通都被我寫光光啦。我最近想到，我小小時候的東西沒有寫，但我要寫的時候記憶都模糊了，很多關鍵的東西想都想不起來。

這時鍾老忽然問我：你知道我今年幾歲？我說：九十歲。他有點訝異的說：喔，你有先做功課。我比著後方正為他父親做攝影紀錄的鍾延威說：是您兒子跟我說的。他回說：是他說的啊，那你看我像幾歲？我回說：您身體還那麼健壯，看來像七十歲。鍾老聽了我的回應後，笑得右耳助聽器吱吱作響，整個肺部都快被笑到咳出來，他突然又用一句很標準的台語說：哪有差那麼多？你是哪裡人？講河洛的嗎？我回說：我是本省人，講台語的。他說：那就是講河洛的嘛，我母親是講河洛的，所以我也能聽能講。

在鍾老非常風趣的問我，結婚了沒？有女朋友嗎？不會吧，應該一堆吧？之後，我請他描述一下，早年剛開始寫作的空間與場景，問了兩次後，鍾延威再以客家話轉述一遍，鍾老說：在龍潭國小教書時住在國小的日本宿舍，當然有一個屬於我的角落。民國40年，我開始從日文轉換成中文，嘗試以中文寫作。剛開始投稿，經常被退稿，十投十退、十投九退、八退、七退、六退…。我花了九年時間，《魯冰花》在《聯合報副刊》上連載，一舉成名後，我把以前被退稿的文章，重新修改再投，以後就再也沒被退稿，還來信「感謝賜稿，是本刊的光榮」，你看那些老編都是那麼現實的啦，我也當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老編，編過《台灣文藝》、《民眾日報副刊》，但不會寫這種信，會笑死人。不過我的經驗，自從《魯冰花》成名以後，投稿都會收到感謝信。我離開文壇，說遠也不遠，說近也不近，沒有新作品發表，就等於是離開了文壇。

談起六十三年前，第一篇被採用的處女作，他至今仍難以忘懷，鍾老說：民國40年元月，在《自由談》月刊上，看到一則「我的另一半」徵文啟事，剛好那時我太太臨盆之際，我也準備要當爸爸了，就把這份初為人父的喜悅，寫成三千字〈婚後〉，以筆名「九龍」投寄。我大女兒春芳出生不久，我記得那天是四月一日，是台灣實施地方自治的第一次投票日，在投票所完成監票工作後，回到辦公室，翻看《新生報》，在新書廣告欄上，看到最新一期《自由談》的廣告，封面首篇竟然是〈婚後〉，我目瞪口呆，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久就收到四月號的《自由談》與稿費六十元，是我半個月的薪水。主編彭歌先生在〈婚後〉文前，還寫了一短文介紹我「這是成長於本省青年手筆的作品，他在信中自謙文筆不好，在我們則覺得沒甚麼不好…」，也因為彭歌這幾句話，開始了我的投稿生涯。當時因語言轉換的問題，寫作相當吃力，但我勤奮學習讀寫，在投稿屢戰屢敗中，一一挨過困境，堅持到現在。

我問：您如何在工作與家庭之間，還能兼及寫作，且寫出那麼大量的作品？他說：教書的好處，就是平常星期六半天，星期日一整天，一天半我可以寫2、3千字，另外還有寒假20天、暑假50天，農曆新年、春假，這是最大宗的公定假期，一年算算超過一百好幾十天。我是快筆，平均一個暑假可以完成一部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

鍾老談起另一個能讓他安穩寫作的原因，他說：我非常幸運的娶到一個好太太張九妹，她是農家出生，只有國校畢業，但她非常愛護我，從無怨言，無論我做甚麼，她絕對百分之百擁護我，孩子一個個誕生，誰來照顧啊，我太太一間扛起，從來不要求我做甚麼，只要我有時間、我願意、我高興的時候，幫幫忙，帶帶小孩到處走走玩玩，比如說我下班後，就把小孩一個個抓來洗澡。也不是說我沒照顧小孩，但我多半躲在一個小小的角落寫稿。尤其暑假是最大的收穫季，我太太總要我安心的寫、放心的寫，還會阻止小孩來吵我。

我問：您提到小小的角落，是在哪呢？鍾老說：剛開始經常被退稿那幾年，大多是寫短篇小說，我利用學校報廢堪用的桌椅，在宿舍裡寫作。一連生了五個孩子之後，六蓆、六蓆、二蓆的小小宿舍，就難得清靜。於是我就利用假期，在空空蕩蕩的校園裡的健保室寫作。健保室是一般教室五分之一面積大小，裡面可以容下放藥品的櫃子，小小空間但我要的一應俱全，我只要一張桌子和一張藤椅就可以寫作。我插話說：那還要支筆啊。鍾老呵呵笑的接著說：那當然啦，也還要稿紙。鍾老拿起桌上香菸和打火機說，你要抽菸可以抽喔，不要客氣。他把菸放回桌上後，我問：您以前是用甚麼筆寫稿？他說：就用一般的硬筆，但我有一隻派克PK5最高級的鋼筆，K金材質的，非常貴，是我買不起的，我忘記是誰送我的，現在由我兒子收藏。

談到陳年的歷史物件，鍾老想起一張具有深遠意義的書桌，他說：民國49年，學校宿舍對面，住有一木匠，我太太特別要木匠尋找一塊最好的木材，為我訂製書桌，希望我能有一張穩固的書桌，好讓我能安心的寫作讀書，後來木匠發現一塊大檜木，我太太賣掉她養的幾頭豬，獲得1800元，以我當時兩個月的薪水900元，訂製高級的書桌給我使用。那張老書桌，放在二樓，我兒子大學畢業後，就由他接手使用至今。鍾老談起寫作的角落，他說：興頭上，在家中也會寫一些稿子，但稿子多了，經營長篇多在健保室裏頭，他又說：除了寫作之外，我也做翻譯工作，當我完成一部長篇之後，經營下一部長篇之前，我會利用空檔做一些翻譯，同樣可以拿到稿費，對我這個薪水微薄的教員來說，稿費是非常重要的收入。

鍾老轉身比劃他座位後方挑高的書架說：我二樓原來的書房，現在已變成書庫。裡面有三座跟我後面同樣大小的書架，放滿日文書，全部是世界名著。說到書房裡的藏書，他突然想起一件令他相當遺憾且痛心的往事，他說：四年前，中壢大飯店說要展出我個人所有的著作與翻譯作品，來向我借書，我不懂也沒要求跟他們打契約或寫借據，就把我歷年來出版的各種版本著作，共二百多本借給他們展出，比如說《魯冰花》就有四種版本、《台灣人三部曲》有三冊本，也有印成磚頭書的合訂本等等。去年我記起來，去飯店問，他們只說沒有這樣的東西，我只能失望的走出飯店。我是很笨的啦，不會跟人家交涉，要跟他吵架、理論嗎？這些我都不會，不過全集已出版到第三十七本，大多有收入，心想也就算了。

鍾老談起這棟房屋蓋起的經過，他說：民國49年以四萬八千元購得七十二坪地皮，那時我月薪四百元，民國55年獲得教育部年度文學創作獎，獎金兩萬，再申請國民住宅貸款四萬八，蓋好一樓五十坪，二樓二十坪的空間，共花費九萬多元，再多花了些錢在二樓書房牆壁上貼磁磚。我現在坐的這個位置，就是以前的後院，我太太就在這裡養豬、養雞鴨、種菜。鍾老談到與太太的過往，讓他想到結婚前的另一段初戀，他說：我初戀情人結婚的對象不是我，她父親反對我們交往，她被安排到高雄相親結婚去了。我爸爸知道我失戀，就積極為我找人作媒，每到假日就到學校宿舍抓我四處相親，最後我都煩了，心想就隨便你們吧，要我娶誰我就娶誰。26歲我與張九妹結婚，婚後我才知道她經歷過一番社會的磨練，她雖是農家出身，但她家在新城小村落開商店，戰爭末期，碰到經濟物資管控，菸酒採配給制，她承攬地區配給業務，當地野戰病院軍人要菸酒，都要經過她手，她可相當神氣。婚後我才開始了解她，萬萬沒想我能娶到這麼好的太太，如果沒有她在我生命中出現，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我正計畫把〈幸福歲月〉加上我兒子的文章，再配上一些照片出版，以紀念我和太太牽手六十一的感情。

鍾老像跑野馬似的，又跑回到二樓書房裡的日文本世界名著的來歷，他說：二十一歲在彰化青年師範畢業後，收到「學徒動員令」，隨即被徵召去當日本學徒兵，駐守在台中大甲，但因學校畢業後我被派往彰化沙山(現今的芳苑)青年學校任教，因服兵役無法到任，但薪水照樣撥到學校，由日本校長代我保管。光復後我跑了一趟沙山，把一年份的薪水領回。當時月薪是55元，一年份就積少成多非常可觀。日治時期，台灣人叫日本人是「日本狗」。台灣光復後，日本人要回日本，能帶走的東西有限，我就帶著那筆錢到台北西門町附近「剝狗皮」，買日本人帶不走的東西，沿街到處都是很漂亮的日本櫃子、衣服啦等等，但我專撿書，比如日本新興書局出版的整套世界名著，我就買了好幾十本，那些書也是蓄積我未來會成為作家的能源。我看托爾斯泰、杜斯陀也夫斯基，羅曼羅蘭等等英法德國的作品，俄羅斯的文學最合我的意思。剛光復初期，美國作家欣賞的較少，現在都一個個出來了。我一面教書，一面看書，看多了自己也想寫，我就從ㄅㄆㄇㄈ開始學起。

我問起鍾老如何從日文轉換到中文？鍾老按耐不住菸癮，先叫喊他兒子，阿威啊，取來菸灰缸，他把手上菸支給點燃，邊抽邊說：那時龍潭街上至少有四、五家教北京話的補習班，我去聽過幾家，每家教的發音都不一樣，後來我才知道中國有所謂的南腔北調。國民黨接收台灣後，有三年的空窗期，在學校我們用母語客家話給學生上課。三年後ㄅㄆㄇㄈ才傳進來，教育局每個禮拜開北京話講習會，學校派老師去講習，再回來教學校的老師，老師再教學生，經過好幾手後，聽不懂的人，也會察覺甲跟乙講的不一樣。

鍾老接著說：不能直接學到ㄅㄆㄇㄈ，我就乾脆放棄，轉而從人之初性本善學起。那時讀傳統的童蒙書真是不無小補，對於認字很有功效。發音是跟我爸爸學的，我爸爸是跟我曾祖父學的，曾祖父是教書先生，就是教那一套的。日本人來台以後，三年時間給你們自由來往，要回原鄉定居可以，住不習慣再回台灣也可以，於是我曾祖父舉家遷回大陸，留下一個老大，就是的我祖父，他拼命的耕作賺錢寄給他們。大陸人才多的是，我曾祖父根本無法在原鄉生存，坐吃三空，三年期限前再舉家遷回台灣。我父親由他祖父調教過，他的四書可以倒背如流，所以再適合不過了，我二十一歲跟著我父親學四書，再一點一點學起ㄅㄆㄇㄈ，這是戰後初期很有趣的狀況。

他再點起第二支菸來，跟我說：你要我裝模作樣，隨時跟我講，要我看書、寫字啦，你盡管說，不要客氣。我說：等一下再來裝模作樣拍些照片，現在先聽您講故事。他從嘴裡吐出一口菸霧，像是一朵未曾撥開的雲霧，不停地在心中盤旋著，他說：很多年前，有一天李喬忽然跑到我家來，告訴我說，老大你要小心喔，那些老立委裡面有人在傳告，在台灣島裡面有台獨三巨頭，你是其中一個，我嚇了一跳，李喬還叮嚀我，我偷偷來跟你講，要你小心，千萬不要透漏出去。我心想我只是一個寫作的人，怎會捲進台獨裡去？當時海外台獨運動搞得唏哩嘩啦的，在國內誰敢搞啊？那是要殺頭的。白色恐怖的年代寫文章罵國民黨或罵兩蔣父子，那是想都不用想的啦，那個年代我不可能去碰它，228我也不碰，我寫的主題幾乎是發生在台灣的，主要是農家的，因為我是農家出生。想當然而朋友之間聊天，偶然透漏出內心不平，或罵一兩句，一定有的。

鍾老捻熄手上的菸火，接著說：李喬提供我這樣的消息，對我產生很大的威脅，我想真的會來抓我嗎？國民黨要抓你還看日子嗎？作夢！我就想到要寫一部長篇小說在當時台灣最有影響力的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上發表，如果《中央日報》敢登就等於是國民黨肯定我，這個邏輯我就不用講了。於是我花了一個暑假時間，寫出三十萬字的《插天山之歌》，其實故事沒甚麼情節，就是一個抗日份子，被日本警察跟蹤，台灣沒地方跑，他就一直往山上跑。因我對山裡相當熟悉，所以很順利的完成。有人笑我說，你寫這個甚麼東西，一直跑跑跑，連個抗日情節也沒有，跑到山裡還把一個女孩子的肚子搞大。的確沒甚麼好看，可是《中央日報》接受了，連載半年，也許對我產生保護作用，但那是很不可靠的想法。

談到《插天山之歌》，他笑著說：《台灣人三部曲》本來都安排好的，第三部是要寫光復前的故事，後來受台獨份子名號的威脅，趕寫《插天山之歌》，這個故事也是寫到光復前夕，後來就把它當成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事實上人物與前兩部都完全脫節了，也是一種蒙混過關，都沒有人發現，也許有人發現，未向我反映也說不定，人家批評我也懶得理會。

鍾老問我聊了一個多小時，夠寫了吧？他又看了看我後方的鍾延威，想到甚麼似的，又大笑起來說：以前他們幾個小小孩，有時候會不出聲的，偷偷的跑來健保室外面，從門縫邊，靜靜的看我寫作，被我發現了，我會叫他們進來，摸摸他們的頭，我們父子之間非常融洽，他們小小年紀就知道爸爸在做重要的工作。我太太養雞、養鴨、養豬、種菜，把小孩子都帶這麼好，讓我可以放心且安心的寫作，我真懷念那段艱苦的歲月，現在想起來，那真是甜美且幸福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