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5日 星期日

王璞《嘰哩咕嚕》自序；介紹史明智（美國Rob Schmitz 現在是NPR國際駐柏林---收容百萬敘利亞難民) 《長樂路：以一條路說出中國當代社會的故事 》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Big City Dreams Along a Shanghai Road By Rob Schmitz， 2017年


《嘰哩咕嚕》自序
嘰里咕嚕是個地名,可我查遍手邊所有的地圖也查不到它,以至我懷疑:世界上是否真的有這麼個地方呢,抑或它只是出自我的想象? 寫小說寫得多了,是常常會將現實与想象混為一談的。
不過,此時此刻,當我在電腦上打出這一詞語,腦海中清楚浮現出了那塊站牌。在那個冰封雪涷的小站, 它呆立在那里, 孤獨而單薄, 好象隨時都會被漫天飛揚的風雪掃蕩。与此同時, 耳邊響起了一道久違的熟悉聲音:「嘰哩咕嚕!好怪的地名!」
是母親的聲音。穿過漫長的時間隧道,我又聽見了她詫異的聲音,又看見了她憂愁的面容,六十多年前,在那輛開往西尼氣的慢車上。
火車開得慢極了,讓人簡直分辨不出它倒底是在走呢還是停着，我們便時不時將面孔貼到結了厚冰的車窗上,徒然地確認它的行走狀態。
從北京出發已經五天了。之間我們換過了三次車。先是在哈爾濱從那輛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換到一輛開往齊齊哈爾的綠皮車上。然後在齊齊哈爾,我們被裝到一輛開往海拉爾的黑皮車。然後黑皮車在一個名叫牙克石的小站停下,我們就在那里被裝到這輛比牛車還慢的慢車上。
父親說,我們正在進入大興安嶺——中國最北最高的大山。眼下是在往山上爬,天寒地凍,山上冰封雪蓋,就連火車爬這座又高又滑的山也呼哧呼哧喘個不停。
我想問:「那我們為甚麼要從北京搬到這麼高這麼冷的地方來呢?」但隱約感覺這是一個不太好回答的問題,就沒問。
慢車已經開了一天一夜, 還沒有到達目的地的跡象。車在每個站都停, 在不是站的地方也停, 好象一個精疲力竭的人, 走著走著就走不動了：「我得歇口氣喲。」在火車頭的喘息聲中我彷彿聽見它這樣呻吟。
後來我看了好些描寫大興安嶺的文章, 包括村上春樹的中國遊記。我很高興,因為就連這位日本作家也到過那個遙遠的地方,但心里往往會浮起疑問:他說的那地方跟我去過的那地方，是同一個地方嗎?
因為他沒提到過嘰里咕嚕。
一九七二年、二零零三年和二零零七年, 我曾幾度重訪西尼氣—— 那個當年我們從北京坐了六天六夜火車終於抵達的林區小鎮。最後那次,交通條件已大大改善，但也還是要在牙克石轉乘那趟喘息着爬山的慢車。白天,我會整天坐在車窗邊,被大興安嶺的風景迷住了當然是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的是想看到嘰哩咕嚕。
火車一路上停靠了許多名字古怪的小站，所有這些小站的風景都差不多,遠景是藍天、白雲、大森林；近景則是一座小木屋,象一條趴在自家門前的狗,安靜,慵懶。小木屋前都有一塊黑白兩色的站牌，標示出站名: 阿布拉得、得耳布耳、庫都爾、三十六、新帳房……
但是, 沒有嘰哩咕嚕。
是不是那個站已經取消？
或是從來不曾有過那個站?
或是火車經過那一站時是夜間,被我錯過了?
我想去問問列車員,但終於沒問。這地名太怪了。聽去象囈語。
我在《收穫》文學期刊發表<西尼氣>那篇小說之後, 編輯告訴我: 知道嗎? 网上有個「西尼氣」吧，网友中可能有你的小學同學,他們談到你了。
我上网一查,果不期然,裏面有我的小學同學。因為他們歷歷如昨地提到我的西尼氣往事: 「她穿的衣服總是特乾淨。」「她有一塊化學墊板。是從北京帶來的。」「對,她還有一把化學格尺。」
那時西尼氣孩子都管「塑料」叫「化學」。塑料制品被視為高級物件,即使在北京都少見,更別說在西尼氣了。我的「化學」文具在班上引起了轟動,時不時有同學來找我借用:「借你化學墊板給我使使。」「借你化學格尺給我使使。」
有位网友好象是我當年好友,因為她說來我家吃過飯：「她媽作的菜可好吃了。」 老同學在「西尼氣」吧里這樣寫道，「還跟我說:炒菜時要放點糖調味。」她說她一直記著這句話,至今還把它當成一條烹調訣竅。
提到<西尼氣>這小說的也有幾位网友。他們的對話大致如下:
「王璞怎麼會對西尼氣有那樣的感覺呀？」
「她筆下的大興安嶺怎麼那樣凄凉? 」
有人還晒出了大興安嶺的彩照: 比地中海的藍天更藍的藍天、比加州的陽光更明媚的陽光、童話般的小木屋、抒情詩般的白樺樹林……有些照片下面還標出了地名,以示它們的真實無誤:阿里河、加格達奇、塔朗空、圖里河、西尼氣……
可是,沒有嘰里咕嚕。
我一遍遍地翻看著這些風景照, 想要消解掉心中那一片片在慢車窗外沉甸甸移過的嚴冬風景。可它們依然揮之不去，幽靈般地閃現在這些美麗彩照中間。
也許因為我們來到西尼氣的時節不好,剛下過一場暴雪,慢車在無邊雪山中爬動維艱。你不管朝哪望去都是雪、雪、雪……暴雪埋葬了一切:草地和林海、過去和現在、夢想和希望。而在那一片冰天雪地之中,那個幽靈小站默然呈現:黑色的木牌、木牌上白色的字樣: 嘰哩咕嚕。
四下里沒一個人沒一棵樹也沒一間房子。也許人啦樹啦房子啦都曾經存在,只是被掩埋到厚重的大雪下了,所以那個滿心惶恐的孩子沒有看到。她只看到了白茫茫大地上那塊黑白兩色的木牌。以至於後來的許多年里,她的世界就只有那兩種顏色:黑与白。生命中的繽紛色彩都被這兩種哀悼的顏色趕盡殺絕。
西尼氣老同學們當然不會理解我的感覺了,因為他們在西尼氣土生土長，不曾有過一夜醒來發現窗外風景從陽光燦爛突變冰封雪凍的體驗。
我曾試圖加入「西尼氣」吧,好跟老同學們談談西尼氣。可不知為何總被各種各樣莫名其妙的理由打回: 戶名不對、密碼不對、戶名与密碼不匹配,使我不由得懷疑:莫非它也跟嘰哩咕嚕這地名一樣,是個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式的存在?
在那本不朽之作里,城中一場有成千上萬犠牲者的慘案，轉眼就被所有的市民遺忘；而那名執著地講述那一場劫難的幸存者,反而被大家當成瘋子。
我便以我最後的力氣掙扎着寫下這個故事，為的是告訴人們，真的有個名叫嘰哩咕嚕的地方,我真的見到過它。





王璞介紹史明智（美國Rob Schmitz 現在是NPR國際駐柏林----收容百萬敘利亞難民)
《長樂路：以一條路說出中國當代社會的故事 》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Big City Dreams Along a Shanghai Road By Rob Schmitz， 2017年



王璞

這日，走在上海的長樂路上，想起了幾年前寫的這篇文章。
《長樂路》：以一條路說出中國當代社會的故事
Rob Schmitz is NPR's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t based in Berlin, where he covers the human stories of a vast region reckoning with its past while it tries to guide the world toward a brighter future.


Rob Schmitz - N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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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樂路是上海一條街的名字，也是一本書的名字。2018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是美國人史明智（Rob Schmitz)，1996年他從美國哈佛大學，報名作為志願者參加和平隊，到四川自貢支了兩年教。他們隊友中出了好幾位作家：寫《江城》的何偉，寫《消失的老北京》的梅英東等。2010年，史明智作為Marketplace駐上海記者，帶著妻儿再到中國，租住在長樂路。一住好幾年，回去就寫了這本書。
那一年，世博會在上海舉辦，城市裡到處都佈滿吉祥物卡通海寶。上面書寫著亮麗的宣傳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而長樂路上的居民至少有一半是來自農村的外地人，他們來這裡追求自己的中國城市夢。高樓大廈旁尚未被推土機推倒的殘餘石庫門房子裡，住著一些殘餘的老居民。史明智於是給自己出了一個難題：用一條路說出當代中國社會的故事。
史明智是個語言天才，跟何偉和梅英東一樣，他能操一口純正普通話，此外還會說上海話和四川話。再加上死嗑到底追求真相的專業精神，很快就跟那條路上很多居民交上了朋友：開三明治店的湖南青年CK、開花店的山東鄕村女子陳小姐、賣䓤油餅的前支邊青年、現從新疆回流上海的馮大叔。還有死守家園的釘子戶陳里長、老康⋯⋯都成了史明智的好友。他甚至通過一盒偶然得到的家庭舊信，挖掘出了街上一座花園洋房裡的塵封往事。所以他有足夠的底氣和幽默感，給這本書加上這個副標題：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
我自以為對上海非常熟悉。我在那裡讀了三年書，後來又因家庭關係，每年至少要跑六七次上海，每次至少住半個月。同學朋友多多。長樂路我也去過多次，這條緊挨人民廣場的市中心長街，是我們一班朋友經常出沒之地，我有幾位朋友就住在附近，與長樂路交叉的成都南路、陝西南路、烏魯木齊中路等等，可是讀史明智這本書，我發現許多事情我都聞所未聞。
怎麼跟上海人聊過這麼多天，看過這麼多作家寫上海的書，我都沒有過這樣的震動呢？我不知道，就在我們曾餐聚的那座叫作世紀商貿廣場的對面，一對老夫婦被拆遷大隊的人半夜放火燒死在床上。老先生還是志願軍退伍兵。其中一名縱火者一年前涉嫌燒死了一名釘子戶主，就在我們曾嘆咖啡的那間詩意小店旁邊。這名兇手不僅沒被追究，還升了職，直到又涉及老夫婦慘案，才被判刑。而發生了這些慘案之後，其他那些釘子戶也都被強行拖出自己的家，淨身出戶。原地皮被政府以幾十幾百倍的高價賣給了地產商。
史明智熱愛中國，當時想必不敢相信竟會發生這等事情，他尋訪了一個又一個當事人、目擊者、死者家屬、旁觀者、讓事件真相一點一點浮出水面。陳里長，那位前花園洋房主人，一度深信法制會保護他的私有財產權，可現在，這個無家可歸的大男人哭了起來，對史明智說：
「現在我甚麼都沒有了。政府嘴巴裡說著中國夢，但那到底是誰的夢呢？」
他那穿著睡衣被拖出家的老妻說：「他們只想讓我們繼續作夢。」
不過我最感悲哀的，還是那盒舊信的故事。主人公是長樂路上另一座花園洋房的前業主，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不法資本家兼右派，下放到青海德令哈農場勞改，這盒信就是他與上海親人、包括他獨自帶著六個儿女過活的妻子的來往信件。他大部分難友都餓死了，但他封封信都頌揚共產黨毛主席的英明偉大，表示他要「脫胎換骨重新作人」的決心。他妻子的信也都充滿這一類話語，歷時二十二年。
其間有七年，妻子的來信中斷了，因為她沒有郵票錢。一九七九年，丈夫終於生還上海，可是不獲家人接納，他最後孤單地死在一所老人院。
史明智二零一四年在紐約找到了這家人最小的儿子。他已經移民美國，靠美國救濟金生活。日子過得優遊自在。對家庭往事，他表現冷淡，甚至沒有興趣看看那些信。他說：「我父親已經走了，一切都會過去，沒必要執著於這些事。」
當史明智問他：他覺得中國人需要甚麼樣的政府時，這位在中國經受五十七年體制薰陶、如今在美國享受美國福利的綠卡持有者回答：「我有些朋友認為中國的體制比較有效率，一個人就能作決定，不用經過對立黨派花大把時間爭執尋求妥協。」
我於是有點明白，這個國家為何會成為這樣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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