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瑜老師的譯作。貢獻新潮文庫三
Gemini Lee──和方瑜。
媽媽方瑜的紀念展將在12/3於台大總圖開展。包括手稿、筆記、上課講義、作品等等。
策展內容介紹：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24_FangYu/
所有心情：34許林益、盛浩偉和其他32人
媽媽最後一次公開發言，是在2019年爸爸的回憶錄《邊緣的自由人》的新書發表會上，她爆了情書被白蟻吃掉的黑歷史。如果那些情書留下來，應該又可以出一本書了吧。
那時是第一階段動完腦手術，對未來還充滿希望，也還算積極地復健(雖然沒有真正認真過)，還能幽默地發言。之後，這些光熱都消失在一次次的手術和記憶的牢籠裡了。
鍾玲：六月四日到台大宿舍探知己摯友方瑜，我們由高雄女中初一同班開始就討論文學。而今她身體𣎴好，行動不便，令我很傷心。我們執手談往事。之後方瑜兩位妹妹方圓、方山代姐陪我午餐、遊台大校園瑜和我同遊處。1966-1967我讀台大外文研究所，方瑜考上台大中文研究所。後方瑜成為台大中文系教授。
。。。
想我大學的老師——方瑜先生
Posted on August 17, 2017 by signifer27
想我大學的老師——方瑜先生
《明報月刊》2017年5月號·楊邦尼
方瑜老師傳說中台大中文系有三大才女之一。愛屋及烏，因為喜歡老師，凡老師開的課又一一的選修和旁聽：文學概論、杜甫詩、李商隱詩等等。
先從《歷代詩選與習作》說起。
那是大二的必修課，課本用的是戴君仁老師的《詩選》，不是從《詩經》、《楚辭》教起，直接跳到漢詩，而往往老師教的第一堂總是印象最深刻的，比如金嘉錫老師開的《莊子》，我坐在文學院課室的最後一排，老師的聲音幽幽遠遠的又是古無舌上古無輕唇古音希兮聽得我一愣一愣的，只記得黑板上老師劃了一個大大的圓，金老師說莊子就是一個圓，只上了一堂金老師的《莊子》，從此逍遙、夢蝶去了。
詩選第一首詩上的是項羽的〈垓下歌〉，歌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第二首詩是劉邦的〈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老師前後講兩首詩，楚霸王和漢王二人性格躍然紙上如在目前。相比於劉邦，老師更愛霸王，用「超級巨星」形容之：
每次重讀楚漢相爭的連場好戲，總覺得項羽是當時並世雄傑最亮的「星」！從二十四歲登上歷史舞台到三十二歲自刎烏江，項羽將足夠燒完長長的一生的光與熱，集中在這短短八年中焚盡。就是這種一點不節約能源、往而不悔、縱情揮灑的豪奢，讓當時、後世的「觀者」都目眩神迷，心神俱醉。
台下十九、二十歲的我們想來是後世觀眾，聽方老師講項羽，如痴如醉，彷彿老師不是講項羽，而是說她自己，項羽的才情、性情就在台上鋪展上演，老師說她讀到〈項羽本紀〉「天亡我，非戰之罪」走在椰林大道上頂著頭淋雨，瀟灑，豪情，那是青春的方老師愛上的項羽：
項羽任情潑灑的是年輕人一往不悔的青春之力，劉邦斤斤計較的則是中年人成敗得失的機心。
老師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語至今影響我喜歡項羽甚於劉邦呢。一往不悔，青春之力，多麼的令人神往！，
方瑜老師的老師臺靜農先生也常常在課堂上被提起，我輩只能揣想那個「昔往的輝光」，在後輩聽起來像六朝，我們只有追想。後來又在柯慶明老師的文章提起臺靜農先生和方瑜老師的師生情，那是台大中文系的「黃金印刻」年代，多麼美好的「神話」啊！
自系主任臺靜農先生以降，如戴靜山、鄭因百、王叔岷、俞大綱、張清徽、葉嘉瑩諸先生皆有詩集行於世。但在我們同學一輩中，卻只有方瑜教授一枝獨秀。……我們簡直驚詫於它們如何可能如此韶秀，又如此老成；幾乎無法想像那是大二學生的手筆！難怪後來在同學中能和臺靜農先生以詩作唱和的只有她，真不愧是臺先生的得意門生。（柯慶明〈方瑜《不隨時光消逝的美——韓魏古詩選》〉）
和其他中文系老師「死氣沉沉」的課比起來，方老師的課有趣多了。有趣是因為老師不照本宣科，有趣是因為老師總能出入古今橫貫中西，從希臘神話到尼采到羅蘭巴特，從莊子到陶淵明到王國維，詩文在她口裡就是當代，她「復活」了死掉的文字以及人。
也常常因為老師在課上提到某某詩人，某某書，下了課遂又找來看。我一口氣把普魯斯特七大冊的《追憶似水年華》讀完還真的要拜方老師的推介呢，那是她在《李商隱詩》的課上提到的，李商隱和普魯斯特同樣執迷於記憶，氣味，顏色，異代蕭條而同時。
方老師第一次在夜間部開《李商隱詩》那可是年度盛事，普通課室三百人的大講堂擠滿了人，選修的，旁聽的，系內，系外，校內，校外，有種「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感覺，就是各路人馬都來聽的意思。
同樣令人深刻以致你後來沒法忘記的是方老師在正式進入《李商隱詩》之前以一首義山的五言絕句就立刻捕捉到詩與詩人的魂魄：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如有淚，為濕最高花。（〈天涯〉）
短短的二十個字，老師說李商隱一生追求的美麗與哀愁就凝凍在字裡，這裡有聲情之美，有意境之美，即使在跌宕與落魄處仍有美之姿。
老師的考試都是開書考，兩題，不問細處，問大處。在方老師眼裡，詩與詩人怎麼分開呢，沒有那樣的現實處境是寫不出那樣的詩句的。
我們從漢詩讀起，到漢末的古詩十九首那簡直是「一字千金」。詩，只讀到唐初，整個上下學期的課就結束了。後面的盛唐、晚唐、宋詩，來不及，來不及，像青春那樣匆匆，留待我們往後自己讀。
後來，老師出了一本《不隨時光消逝的美——漢魏古詩選》，大抵就是她上課的「實錄」，這麼多年過去了，想起方瑜老師的課就是一部「不隨時光消失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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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熾的三本書
曹老師介紹好文章：201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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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土地不放鬆——李永熾的志業 ◎金恒煒 - 文化週報 - 自由時報電子報
文傳主與捉刀人
抓住土地不放鬆——李永熾的志業 ◎金恒煒
2019-04-28
文◎金恒煒 照片◎游擊文化提供
傳主與捉刀人
李永熾的回憶錄終於出版了。早在4、5年前就聽他說在寫回憶錄；說「寫」，也不盡然，是他口述，女兒衣雲記錄／執筆，父女合作出書，自是佳話。永熾告訴我，書寫全權由衣雲處理，所以有兩個作者：一是傳主本人；另 一就是寫傳的執筆者。學者、政治人物、影視巨星等寫回憶錄或自傳，常常委請代筆人；即使以文字為務的學者，到耄耋之年，「耳目喪其聰明，為書幾不成字」，所以，自己口述、請人捉刀，馮友蘭的《三松堂自述》就是一例。馮書行文皆用第一人稱「我」，與李永熾回憶錄逕用「永熾」不同；用「我」是自述，作者僅一人，用第三人稱「永熾」，則作者有二，最近的例子也有。《偽造者》（une Vie de Famssaire）一書記錄阿道弗．凱明斯基（Adolfo Kaminsky）的傳奇。他是猶太人，生活於維琪政府之下，為了營救同胞，乃利用自己的化學知識與技術，製造假證件，長達30年之久，即使家人也秘而不 宣。到了78歲高齡，他24歲的女兒莎拉（Sarah Kaminsky）才探出口風，方始揭開這段完全不為人知的天大秘密。莎拉是《偽造者》作者，之所以用 「第一人稱而不用第三人稱」，在書序中解釋，是因為她「必須讓他出聲！」目的在於「把發聲權還給父親」。（《偽造者》，開學文化出版）
李永熾的碩士論文（游擊文化提供）
李永熾回憶錄：《邊緣的自由人》集結傳主穿梭社會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系統的歷程。（游擊文化提供）
1960s：留日前與方瑜（游擊文化提供 ）
1990s：@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游擊文化提供 ）
1970s：與長女衣雲（游擊文化提供 ）
1940s：1歲時與母（游擊文化提供 ）
替別人捉刀寫傳、寫回憶錄、寫書是一種行業，叫做ghostwriter，現在有更雅致的譯名「幽靈作家」。一般來說，作者與寫手之間會有保密條款，寫手要把自己的「幽靈」帶入墳墓。但也有例外，比如《中國之命運》與《蘇俄在中國》，據稱都是陶希聖捉刀的，但掛蔣介石之名，作者儼然是蔣介石，而不是捉刀人陶希聖。到底作者是誰？這段公案從1941年《中國之命運》甫出版到今天，依然聚訟紛紜，沒有定論。最近陶希聖兒子整理的《陶希聖日記》問世，有趣的是，剛好陶希聖在此兩書出版前後的關鍵日記付之闕如，而編著《陶希聖年表》封底的簡介中，則明文標出：「為蔣介石撰寫《中國之命運》及《蘇俄在中國》」，所以陶家做了著作權的官方認定與聲明。到底真相如何？我略做過考證，結果不在此費篇幅。舉此例只在說明傳主與代筆的複雜與糾纏關係。
李永熾回憶錄全無這個問題，這是女兒為父親的口述寫傳記，其中關竅除了家族關係外，更重要的是，他／她們都是學者、教授，都有留日背景，都共同關懷台灣及台灣的前途發展，且都受過極嚴格的學術與理論訓練，所謂「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最能形容。儘管永熾是日本思想史、日本史專家，衣雲專攻社會學，專長在漫畫的理論建構，目前任教政大台灣史研究所；但父女倆都是學術中人，有著共同的興趣與共同的終極關懷。我固然不知道他／她們訪談的過程與細節，通讀全書，可以斷言，寫李永熾回憶錄的，沒有第二人比小雲（這是她的暱稱）更適當。
台灣欠缺新文化史的書寫
請人寫傳記必須找到最好的人選執筆。《約翰遜傳（Life of Samuel Johnson）》的傳主是英國18世紀文化巨擘，集詩人、小說家、傳記作者、散文家、評論家於一身，尤其以一人之力，耗費9年工夫完成《英文字典》。約翰遜當年的聲名流行，有如「我的朋友胡適之」那樣家喻戶曉，以他為中心形成「John’s Circle」，可見他的人望。替他作傳的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比傳主年輕31歲。1763年他們結識，傳主時年53，包斯威爾22。
包斯威爾早打定主意替他寫傳。約翰遜長住倫敦，包斯威爾的家遠在蘇格蘭，21年的交往，真正相處的時間不過276天。包斯威爾憑著耐心，縝密搜索資料、文件、他人日記及無數期刊，刻劃出活生生的約翰遜來。《約翰遜傳》被稱為英文寫出的最偉大傳記，但兩人究竟相處時日不多，有後人評論是包斯威爾製造了「約翰遜神話」。
《約翰遜傳》是成功的傳記典範，這本書使約翰遜擺脫時空限制而永存，同時也使包斯威爾盛名不墜。約翰遜之於包斯威爾的關係，當然遠不及李永熾之於李衣雲；父女倆有共同的家族記憶，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如他／她有淪肌浹髓的共同感受。李家的家族史以及永熾個人的生涯點滴，永熾一人的回憶或小雲一人的回憶，都比不上兩人合作更深入、更動人。台灣欠缺從日治時代到國民黨殖民台灣、一直到民主這段歷史的著作，遑論一般人真實生活的細緻面向，尤其僻遠鄉居；當然這或許出於我的孤陋寡聞、閱讀與閱歷不足所致。
李永熾回憶錄雖只記錄李家4代的生命／生活史，卻是少見的史料。上世紀70年代發皇的新文化史，比如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大猶：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Montaillou：Village Occivan de 1294 à 1324）》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的《英國16至18世紀的家庭、性與婚姻：1500-1800年（The Family, Sex and Marrage In England 1500-1800）》等，都是代表性的皇皇鉅作。對照之下，台灣明顯欠缺素人的生活史，尤其缺乏本土的生活史著，這本回憶錄正好可補台灣新文化史的不足。
不入黨的台灣人
我跟永熾、方瑜有超過40年以上的交情，我看著衣雲長大，小女兒衣晴出生時，我們在美國，方瑜來信告知，今天還深烙腦海：「眉目如畫，可以忘憂」。記得當年常到李府聊天，小雲也湊熱鬧，絕不願缺席，父母親想出對策，給她奶瓶說：「吸完了就睡。」小雲就有本事吸到天荒地老。這件小事只表示我對永熾家的熟稔，然而不，「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我自以為熟悉永熾其人其事，回憶錄中的大小事件雖都曾耳聞，但看了回憶錄才知道我的不知道。所以，「知其人不讀其傳可乎？」當然不可。
永熾即使進了研究所，暑假還必須回老家下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種辛苦，不是當事人很難了解，不要說體會了。家境如此，原因出於二戰結束，日本投降，永熾的尊翁萬仁先生年輕時到大阪讀書，一面學做車床，後因家庭關係，只待上半年，不得已打道回台。好在一技在身，有機會到八仙山林場做裁木機的車床工作，到日治末年已經升到小主任了。但二戰結束，國民黨政府來台，把原本日本人的位置全部替換成外省人，不久萬仁先生被調到「營林所」當技術助理，從此再也沒有升遷機會。家中食指浩繁，生計自然迫促。日治時代，台灣人還有升遷管道，國民黨來台之後，台灣人反而晉升無門了。
永熾是客家人，對所謂「外省人」來說，就是台灣人。從萬仁老先生到永熾都脫離不了「台灣人的悲哀」。永熾雖考上台大歷史系，但馬上面臨都市人、外省人的生態，領會到外省人的優越意識，知道自己身處邊陲人的境況。這還不是唯一的現實。永熾堅不入國民黨，前途自然一片大壞。徐復觀寫信給許逖說：「你的關係比我不好，脾氣比我壞，這怎麼得了！？既是台灣人，還不肯入黨，吃苦頭也是必然。」研究所畢業，當講師、然後副教授、教授，幾乎關關難過關關過，當然，台大當年缺日本史教授是一個重要因素。最稱「經典」的事例是，1967年台大與哈佛燕京學社合作，歷史系主任許倬雲有意利用此合作計畫培養日本史人才，永熾當屬不二人選；但許倬雲給出的條件很苛：同意他赴日本深造兩年，但留職停薪。學校原本可以讓教師以留職留薪方式出國進修，許倬雲寧願把此待遇給山東籍教師王曾才。問題是，王曾才已出國進修過一次，依慣例，機會應留給第一次出國進修的人。在二選一的不平等條約下，永熾被迫不得已接受留職停薪，對家裡的挹注只好停止。留學的兩年，成了全家最苦的歲月。另一方面，在日本學費、房租付完，幾乎連飯錢也不夠，只能一天吃兩餐；很長一段時期，永熾每天以泡麵充饑，結果吃到怕， 返台之後抵死不吃。這段刻骨銘心的慘遇，也成為他時常提及的個人痛史之一。
韋伯、大塚久雄與丸山真男
學者寫回憶錄、自傳要不要總結一生的學術？答案不是想當然耳那麼簡單，台大教授薩孟武在《中年時代》序中談到回憶錄的書寫：「我在學術上有什麼貢獻，這種文章，閱者大率不喜歡看，而且看了頭痛，故我儘量捨去不談。」
薩說自非孤例，也當然不是通例。永熾回憶錄的大宗在他的學術論述上，即使出版社有所建議，永熾堅持到底，絕不讓步；這本是永熾本色，回憶錄上堅持己見，即使政論、文章或上電視節目，都一貫如此。馮友蘭的《三松堂自述》也是傳主口述，找人代筆，但四、五、六這三章則是他的學術課題，是哲學史著作的回顧與評介，不能假手他人，他親筆寫完；可見衣雲的功力如此。這兩本自傳的書寫方式也有不同：永熾的回憶錄是以時間為縱軸的線性敘述，依時／同時進行全面照顧；馮書雖也是以時間軸為主線，但把他一生行誼橫切成三塊：社會、哲學和大學分而言之。不同的書寫方式，代表訓練與思維的不同。永熾與衣雲是史學家，依時間序但包羅所有面向，馮書則一章只寫一面，這或許是史學家與哲學家敘事的不同。
在日本的兩年，永熾自言是「讀書最密集、最勤勞的時候」，規定「每個禮拜要讀完一本書，不管讀得懂不懂」，他的學術基礎從此打下。一般學者的自傳回顧，大多著墨在最後成果，很少像永熾般將他在日本讀研究所學習（7、8章）或從事日本近代史（第10章）及日本史、中國思想史教學（第14章）的進程娓娓道來。留日兩年，他形成兩條主線：一是愈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史學愈膩，真正抓住他的是韋伯，而韋伯又從研讀屬於韋伯系統的大塚久雄而來，所以透過韋伯與大塚久雄的論述，永熾慢慢發展出自己的近代思想史觀點，那麼觸及研討資本主義興起是必然的。在反省戰前的軍國主義上，大塚久雄的學說系統要求中間階層（中小企業家）自主，不要一步步成為地主，最後淪為法西斯的支持者，而丸山真男則追究這些戰前的地主何以轉為支持法西斯主義。丸山真男是影響永熾最重要的學者，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紹丸山的思想。
第二條線，就是師從大久保利謙、下村富士男、尾藤正英、小西四郎等攻讀幕末史、明治維新史、日本近代史及思想史；這也是永熾之所以成為台灣日本史權威的發軔。
永熾自言當初在日本讀書，受到多位學者啟發，多線研讀，逐漸形成自己的體系。他用辯證的方式，將轉益多師的研讀歷程寫成他的日本思想「學案」；每一層運思及轉折都環環相扣，一個學者思想接著一個，一個問題扣住一個問題，如此複雜的學思過程，區區短文自不能盡述，還得讀者自己品嚐宮牆之美。
台灣的國家認同以及未來之路
1980年代永熾有了大的轉折，除了學術上由日本近代史走向日本古代史，同時深入西方思潮，最重要的是把視角轉回到台灣，「日本—台灣—西方」的三合一論述，成為他的重點。從我個人的理解，永熾在分疏丸山真男思想時，特別強調國家獨立性的問題：「為什麼作為一個國家的日本，在政治上無法民主化？」我認為這是他介入台灣政治的重要動力。
永熾原屬於自由主義左派，偏向社會自由主義。1980年代之後，他走向社會民主系統，同時確立自己對台灣的國家認同以及台灣未來應走之路，而且以韋伯的主體性當思考架構。他後來就以知識份子身分「介入」（engage）社會、政治、文化諸運動，逐漸站到第一線。美麗島事件之前，他與同事鄭欽仁教授等參加康寧祥的《八十年代》，1990年代之後，他確立了既反國民黨又反中國的路向；一路走來，斑斑可考。520農運的靜坐抗議，參加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大教授自治運動、《中國論壇》編委、共同創立又退出「澄社」，投入台灣教授協會、為黨外人士站台、主編《首都早報》文化版，參與 「現代學術基金會」、應邀電視政論節目與談人，1999年出任彭明敏總統大選的幕僚，之後加入建國黨；其中的起伏跌宕，可以是台灣近代史的重要史料。
草根裡成長出來的人
當然，我因為在《中國時報》工作，一開始就欣賞永熾與方瑜賢伉儷的才華。在高信疆時代的《人間》當編輯時，我即殷殷向永熾、方瑜約稿。永熾文章以說理見長，高信疆寧願要方瑜的散文，這是主編品味與銷路取向。高信疆卸任，老闆余紀忠找了陳曉林來接，我大力幫他穩住局面，永熾與方瑜更是主要作家。1981年我主編《中時》「人間」、86年創刊《當代》，永熾與方瑜都是主力，尤其博聞多識的永熾，更成為「人間」與《當代》「專輯」的救火隊。永熾回憶錄已有專章，而且我也將有專文記錄；從各自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合作。這裡不再贅述。
李永熾回憶錄的最後一句話是：「草根裡成長出來的人，有著草根的韌性，也有著硬挺的背脊」，非常「李永熾」，宛如《史記》中的「太史公曰」，這句話也可當本文結束語。
（作家）
曹老師介紹好文章：201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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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土地不放鬆——李永熾的志業 ◎金恒煒 - 文化週報 - 自由時報電子報
文傳主與捉刀人
抓住土地不放鬆——李永熾的志業 ◎金恒煒
2019-04-28
文◎金恒煒 照片◎游擊文化提供
傳主與捉刀人
李永熾的回憶錄終於出版了。早在4、5年前就聽他說在寫回憶錄；說「寫」，也不盡然，是他口述，女兒衣雲記錄／執筆，父女合作出書，自是佳話。永熾告訴我，書寫全權由衣雲處理，所以有兩個作者：一是傳主本人；另 一就是寫傳的執筆者。學者、政治人物、影視巨星等寫回憶錄或自傳，常常委請代筆人；即使以文字為務的學者，到耄耋之年，「耳目喪其聰明，為書幾不成字」，所以，自己口述、請人捉刀，馮友蘭的《三松堂自述》就是一例。馮書行文皆用第一人稱「我」，與李永熾回憶錄逕用「永熾」不同；用「我」是自述，作者僅一人，用第三人稱「永熾」，則作者有二，最近的例子也有。《偽造者》（une Vie de Famssaire）一書記錄阿道弗．凱明斯基（Adolfo Kaminsky）的傳奇。他是猶太人，生活於維琪政府之下，為了營救同胞，乃利用自己的化學知識與技術，製造假證件，長達30年之久，即使家人也秘而不 宣。到了78歲高齡，他24歲的女兒莎拉（Sarah Kaminsky）才探出口風，方始揭開這段完全不為人知的天大秘密。莎拉是《偽造者》作者，之所以用 「第一人稱而不用第三人稱」，在書序中解釋，是因為她「必須讓他出聲！」目的在於「把發聲權還給父親」。（《偽造者》，開學文化出版）
李永熾的碩士論文（游擊文化提供）
李永熾回憶錄：《邊緣的自由人》集結傳主穿梭社會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系統的歷程。（游擊文化提供）
1960s：留日前與方瑜（游擊文化提供 ）
1990s：@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游擊文化提供 ）
1970s：與長女衣雲（游擊文化提供 ）
1940s：1歲時與母（游擊文化提供 ）
替別人捉刀寫傳、寫回憶錄、寫書是一種行業，叫做ghostwriter，現在有更雅致的譯名「幽靈作家」。一般來說，作者與寫手之間會有保密條款，寫手要把自己的「幽靈」帶入墳墓。但也有例外，比如《中國之命運》與《蘇俄在中國》，據稱都是陶希聖捉刀的，但掛蔣介石之名，作者儼然是蔣介石，而不是捉刀人陶希聖。到底作者是誰？這段公案從1941年《中國之命運》甫出版到今天，依然聚訟紛紜，沒有定論。最近陶希聖兒子整理的《陶希聖日記》問世，有趣的是，剛好陶希聖在此兩書出版前後的關鍵日記付之闕如，而編著《陶希聖年表》封底的簡介中，則明文標出：「為蔣介石撰寫《中國之命運》及《蘇俄在中國》」，所以陶家做了著作權的官方認定與聲明。到底真相如何？我略做過考證，結果不在此費篇幅。舉此例只在說明傳主與代筆的複雜與糾纏關係。
李永熾回憶錄全無這個問題，這是女兒為父親的口述寫傳記，其中關竅除了家族關係外，更重要的是，他／她們都是學者、教授，都有留日背景，都共同關懷台灣及台灣的前途發展，且都受過極嚴格的學術與理論訓練，所謂「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最能形容。儘管永熾是日本思想史、日本史專家，衣雲專攻社會學，專長在漫畫的理論建構，目前任教政大台灣史研究所；但父女倆都是學術中人，有著共同的興趣與共同的終極關懷。我固然不知道他／她們訪談的過程與細節，通讀全書，可以斷言，寫李永熾回憶錄的，沒有第二人比小雲（這是她的暱稱）更適當。
台灣欠缺新文化史的書寫
請人寫傳記必須找到最好的人選執筆。《約翰遜傳（Life of Samuel Johnson）》的傳主是英國18世紀文化巨擘，集詩人、小說家、傳記作者、散文家、評論家於一身，尤其以一人之力，耗費9年工夫完成《英文字典》。約翰遜當年的聲名流行，有如「我的朋友胡適之」那樣家喻戶曉，以他為中心形成「John’s Circle」，可見他的人望。替他作傳的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比傳主年輕31歲。1763年他們結識，傳主時年53，包斯威爾22。
包斯威爾早打定主意替他寫傳。約翰遜長住倫敦，包斯威爾的家遠在蘇格蘭，21年的交往，真正相處的時間不過276天。包斯威爾憑著耐心，縝密搜索資料、文件、他人日記及無數期刊，刻劃出活生生的約翰遜來。《約翰遜傳》被稱為英文寫出的最偉大傳記，但兩人究竟相處時日不多，有後人評論是包斯威爾製造了「約翰遜神話」。
《約翰遜傳》是成功的傳記典範，這本書使約翰遜擺脫時空限制而永存，同時也使包斯威爾盛名不墜。約翰遜之於包斯威爾的關係，當然遠不及李永熾之於李衣雲；父女倆有共同的家族記憶，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如他／她有淪肌浹髓的共同感受。李家的家族史以及永熾個人的生涯點滴，永熾一人的回憶或小雲一人的回憶，都比不上兩人合作更深入、更動人。台灣欠缺從日治時代到國民黨殖民台灣、一直到民主這段歷史的著作，遑論一般人真實生活的細緻面向，尤其僻遠鄉居；當然這或許出於我的孤陋寡聞、閱讀與閱歷不足所致。
李永熾回憶錄雖只記錄李家4代的生命／生活史，卻是少見的史料。上世紀70年代發皇的新文化史，比如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大猶：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Montaillou：Village Occivan de 1294 à 1324）》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的《英國16至18世紀的家庭、性與婚姻：1500-1800年（The Family, Sex and Marrage In England 1500-1800）》等，都是代表性的皇皇鉅作。對照之下，台灣明顯欠缺素人的生活史，尤其缺乏本土的生活史著，這本回憶錄正好可補台灣新文化史的不足。
不入黨的台灣人
我跟永熾、方瑜有超過40年以上的交情，我看著衣雲長大，小女兒衣晴出生時，我們在美國，方瑜來信告知，今天還深烙腦海：「眉目如畫，可以忘憂」。記得當年常到李府聊天，小雲也湊熱鬧，絕不願缺席，父母親想出對策，給她奶瓶說：「吸完了就睡。」小雲就有本事吸到天荒地老。這件小事只表示我對永熾家的熟稔，然而不，「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我自以為熟悉永熾其人其事，回憶錄中的大小事件雖都曾耳聞，但看了回憶錄才知道我的不知道。所以，「知其人不讀其傳可乎？」當然不可。
永熾即使進了研究所，暑假還必須回老家下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種辛苦，不是當事人很難了解，不要說體會了。家境如此，原因出於二戰結束，日本投降，永熾的尊翁萬仁先生年輕時到大阪讀書，一面學做車床，後因家庭關係，只待上半年，不得已打道回台。好在一技在身，有機會到八仙山林場做裁木機的車床工作，到日治末年已經升到小主任了。但二戰結束，國民黨政府來台，把原本日本人的位置全部替換成外省人，不久萬仁先生被調到「營林所」當技術助理，從此再也沒有升遷機會。家中食指浩繁，生計自然迫促。日治時代，台灣人還有升遷管道，國民黨來台之後，台灣人反而晉升無門了。
永熾是客家人，對所謂「外省人」來說，就是台灣人。從萬仁老先生到永熾都脫離不了「台灣人的悲哀」。永熾雖考上台大歷史系，但馬上面臨都市人、外省人的生態，領會到外省人的優越意識，知道自己身處邊陲人的境況。這還不是唯一的現實。永熾堅不入國民黨，前途自然一片大壞。徐復觀寫信給許逖說：「你的關係比我不好，脾氣比我壞，這怎麼得了！？既是台灣人，還不肯入黨，吃苦頭也是必然。」研究所畢業，當講師、然後副教授、教授，幾乎關關難過關關過，當然，台大當年缺日本史教授是一個重要因素。最稱「經典」的事例是，1967年台大與哈佛燕京學社合作，歷史系主任許倬雲有意利用此合作計畫培養日本史人才，永熾當屬不二人選；但許倬雲給出的條件很苛：同意他赴日本深造兩年，但留職停薪。學校原本可以讓教師以留職留薪方式出國進修，許倬雲寧願把此待遇給山東籍教師王曾才。問題是，王曾才已出國進修過一次，依慣例，機會應留給第一次出國進修的人。在二選一的不平等條約下，永熾被迫不得已接受留職停薪，對家裡的挹注只好停止。留學的兩年，成了全家最苦的歲月。另一方面，在日本學費、房租付完，幾乎連飯錢也不夠，只能一天吃兩餐；很長一段時期，永熾每天以泡麵充饑，結果吃到怕， 返台之後抵死不吃。這段刻骨銘心的慘遇，也成為他時常提及的個人痛史之一。
韋伯、大塚久雄與丸山真男
學者寫回憶錄、自傳要不要總結一生的學術？答案不是想當然耳那麼簡單，台大教授薩孟武在《中年時代》序中談到回憶錄的書寫：「我在學術上有什麼貢獻，這種文章，閱者大率不喜歡看，而且看了頭痛，故我儘量捨去不談。」
薩說自非孤例，也當然不是通例。永熾回憶錄的大宗在他的學術論述上，即使出版社有所建議，永熾堅持到底，絕不讓步；這本是永熾本色，回憶錄上堅持己見，即使政論、文章或上電視節目，都一貫如此。馮友蘭的《三松堂自述》也是傳主口述，找人代筆，但四、五、六這三章則是他的學術課題，是哲學史著作的回顧與評介，不能假手他人，他親筆寫完；可見衣雲的功力如此。這兩本自傳的書寫方式也有不同：永熾的回憶錄是以時間為縱軸的線性敘述，依時／同時進行全面照顧；馮書雖也是以時間軸為主線，但把他一生行誼橫切成三塊：社會、哲學和大學分而言之。不同的書寫方式，代表訓練與思維的不同。永熾與衣雲是史學家，依時間序但包羅所有面向，馮書則一章只寫一面，這或許是史學家與哲學家敘事的不同。
在日本的兩年，永熾自言是「讀書最密集、最勤勞的時候」，規定「每個禮拜要讀完一本書，不管讀得懂不懂」，他的學術基礎從此打下。一般學者的自傳回顧，大多著墨在最後成果，很少像永熾般將他在日本讀研究所學習（7、8章）或從事日本近代史（第10章）及日本史、中國思想史教學（第14章）的進程娓娓道來。留日兩年，他形成兩條主線：一是愈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史學愈膩，真正抓住他的是韋伯，而韋伯又從研讀屬於韋伯系統的大塚久雄而來，所以透過韋伯與大塚久雄的論述，永熾慢慢發展出自己的近代思想史觀點，那麼觸及研討資本主義興起是必然的。在反省戰前的軍國主義上，大塚久雄的學說系統要求中間階層（中小企業家）自主，不要一步步成為地主，最後淪為法西斯的支持者，而丸山真男則追究這些戰前的地主何以轉為支持法西斯主義。丸山真男是影響永熾最重要的學者，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紹丸山的思想。
第二條線，就是師從大久保利謙、下村富士男、尾藤正英、小西四郎等攻讀幕末史、明治維新史、日本近代史及思想史；這也是永熾之所以成為台灣日本史權威的發軔。
永熾自言當初在日本讀書，受到多位學者啟發，多線研讀，逐漸形成自己的體系。他用辯證的方式，將轉益多師的研讀歷程寫成他的日本思想「學案」；每一層運思及轉折都環環相扣，一個學者思想接著一個，一個問題扣住一個問題，如此複雜的學思過程，區區短文自不能盡述，還得讀者自己品嚐宮牆之美。
台灣的國家認同以及未來之路
1980年代永熾有了大的轉折，除了學術上由日本近代史走向日本古代史，同時深入西方思潮，最重要的是把視角轉回到台灣，「日本—台灣—西方」的三合一論述，成為他的重點。從我個人的理解，永熾在分疏丸山真男思想時，特別強調國家獨立性的問題：「為什麼作為一個國家的日本，在政治上無法民主化？」我認為這是他介入台灣政治的重要動力。
永熾原屬於自由主義左派，偏向社會自由主義。1980年代之後，他走向社會民主系統，同時確立自己對台灣的國家認同以及台灣未來應走之路，而且以韋伯的主體性當思考架構。他後來就以知識份子身分「介入」（engage）社會、政治、文化諸運動，逐漸站到第一線。美麗島事件之前，他與同事鄭欽仁教授等參加康寧祥的《八十年代》，1990年代之後，他確立了既反國民黨又反中國的路向；一路走來，斑斑可考。520農運的靜坐抗議，參加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大教授自治運動、《中國論壇》編委、共同創立又退出「澄社」，投入台灣教授協會、為黨外人士站台、主編《首都早報》文化版，參與 「現代學術基金會」、應邀電視政論節目與談人，1999年出任彭明敏總統大選的幕僚，之後加入建國黨；其中的起伏跌宕，可以是台灣近代史的重要史料。
草根裡成長出來的人
當然，我因為在《中國時報》工作，一開始就欣賞永熾與方瑜賢伉儷的才華。在高信疆時代的《人間》當編輯時，我即殷殷向永熾、方瑜約稿。永熾文章以說理見長，高信疆寧願要方瑜的散文，這是主編品味與銷路取向。高信疆卸任，老闆余紀忠找了陳曉林來接，我大力幫他穩住局面，永熾與方瑜更是主要作家。1981年我主編《中時》「人間」、86年創刊《當代》，永熾與方瑜都是主力，尤其博聞多識的永熾，更成為「人間」與《當代》「專輯」的救火隊。永熾回憶錄已有專章，而且我也將有專文記錄；從各自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合作。這裡不再贅述。
李永熾回憶錄的最後一句話是：「草根裡成長出來的人，有著草根的韌性，也有著硬挺的背脊」，非常「李永熾」，宛如《史記》中的「太史公曰」，這句話也可當本文結束語。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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