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1日 星期五

笑蜀:台灣學運暴露兩岸深層危機;更關鍵的問題,是公民監督的可持續的問題。 許文泰:服務貿易協議造福了誰?;


笑蜀:更關鍵的問題,是公民監督的可持續的問題。
文/笑蜀

某次跟臺灣的財經大佬L君吃飯,我提到我曾去宜蘭小住,L君聽了忽然歎口氣,說他快十年沒去宜蘭了,儘管宜蘭是臺北的後花園,近在咫尺。最近十年,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北京,感覺上北京比宜蘭更近。

當時我就有警覺,即對臺灣失守的警覺。不止這一次,我跟臺灣政治精英和財經精英的很多交往中,都能感受到他們對臺灣經濟停滯的焦慮,對大陸經濟持續高增長的欣羡,以及相應的,對中國模式的高度欣羡。作為對兩岸都有一些瞭解的觀察者,他們對臺灣經濟停滯的焦慮我能抱以同情的理解,畢竟臺灣曾經是亞洲四小龍之首,有過輝煌的昨日榮光。


但無論怎樣同情地理解,我都無法認可他們對中國模式的欣羡。因為我對中國模式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代價及可能的後果,再清楚不過。臺灣不可能照搬,萬一照搬,臺灣也將永不復為臺灣。而這不只是臺灣的損失,也會是我個人的損失。我過去很喜歡去香港,那個自由的開放的異質的香港,是我在大陸憋久了之後,能過去換口氣的最好的天窗。但後來香港幾乎完全淪陷了,弄到今天這樣亂哄哄一團糟的地步,香港於我幾乎沒有吸引力可言了,所以近些年我主要跑臺灣到臺灣來換氣。而如果臺灣也如香港般失守呢?這對我來說該是多大的噩夢啊。

這也不只是臺灣的和我個人的噩夢,而應該說是整個華人社會的噩夢。在我看來,溫潤如玉的臺灣,如果持續細心雕鑿,完全可以成就為東方的瑞士,華人社會最後一個詩意棲居的孤島,也是大陸未來政治社會轉型最有說服力的樣板。要是臺灣如香港般失守,整個華人社會,包括大陸,不都淪入了漫漫長夜之中嗎?這是我絕對不能接受的。

我不同意太陽花學運中,很多過於黨派的、過於意識形態的極化判斷,認為馬政府急於簽訂服貿協定主觀上一定是賣台。我認為馬政府主觀上還是善意的,即出於我前面講到的對臺灣經濟發展的焦慮。僅就經濟視角而言,服貿協定確實對臺灣讓利多多,犧牲最大的其實是大陸人民,對大陸人民才最不公平。所以馬政府的初衷,一定是天真地以為自己代表臺灣人民從大陸手中爭到了一個天大的餡餅,遭遇今天的窘境一定覺得自己好委屈好委屈。馬政府的最大盲區,是對服貿協議完全沒有政治的和人文的考量,兩岸關係中,怎麼可能真的做到經濟的是經濟政治的政治?服貿協議帶來的大陸資本對臺灣的巨大衝擊,尤其是大陸資本背後潛藏的中國模式對臺灣人的傳統生活方式的巨大衝擊,對以人為本、以自由為本的臺灣核心價值的巨大衝擊,怎麼可能避免?兩岸經濟的一體化,一定是臺灣經濟發展方式的中國模式化。唯經濟視角的馬政府則對此完全失察。

這種失察,是2005年連戰登陸大陸以來,大陸對台經濟先導溫水煮青蛙導致的必然結局。多次訪台,都強化了我對臺灣的憂慮。所以,對太陽花學運,我總體上是支持的。如果持續被讓利而一直沒有警覺,一直沒有激烈反應,臺灣就真的要溫水煮青蛙被煮死了。臺灣的兩黨都不靠譜,都不具備應對複雜兩岸關係必備的視野和能力;台商也不靠譜,多數都是純粹的經濟動物,缺乏對於臺灣的責任感;相對來說臺灣的公民社會最靠譜,但可惜整合不夠,因而力量不夠。多虧還有臺灣的大學生,不冷血的孩子們最後跳將出來,驚醒了全社會。臺灣應該感謝這些孩子們,他們真是臺灣的寶貝,臺灣未來真正的希望。

不過,雖然臺灣大學生的公民行動的正當性無庸置疑,竊以為公民行動也是有技術含量的,不能說只要有了正當性,其他就都無所謂了。越是正當的社會運動,技術上越需要精確,以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具體到要不要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可能就需要商榷。從民調來看,佔領立法院支持率相對高一些,佔領行政院則反對票過半。這也似乎說明一些問題。

而更關鍵的問題,是公民監督的可持續的問題。臺灣憲政體制如何相應調整,讓公民監督兩岸政策真正制度化,讓超越兩黨、超越藍綠的公民力量真正有力量,而不是只讓兩黨各懷心思私下勾兌。太陽花學運會終止,但這個層面的思考和努力不應終止。

作者:笑蜀 (前南方周末評論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人)

台灣學運暴露兩岸深層危機

笑蜀 2014年04月12日 19:43

臺北論壇董事長蘇起4月1日帶團訪問大陸,與國台辦、商務部等部門交流。談到太陽花學運,大陸官員很困惑。商務部一位官員就說:服貿協議規定的台灣對大陸開放的項目,要麽早已開放,要麽是早已適用其他國家的待遇;且大陸對台灣的要求不多,實在無法理解台灣為何有這樣的反彈。大陸當局的這種困惑,實際是對台灣民意的隔膜。但隔膜的豈止是大陸當局。

兩岸當局都難讀懂「太陽花」

純就經濟而言,大陸官員說的可能不差。服貿對台灣服務業可能尤其利好,因為沒有獨特資源、製造業也不強悍的台灣,競爭力最強的就是服務業。若服貿協議生效,則整個大陸市場,都可能向台灣服務業開放,堪稱台灣經濟的大突破。

必須承認,今日之中國經濟,較十多年前已大不同。今日中國經濟不再限於加工製造業,而意味著巨大市場,空前強悍的購買力,其誘惑越來越不可抗拒。且不談資本家,就連各國名流包括大知識分子,都紛紛來中國「打躬作揖」,用自己的話語權做交換,但求在中國市場分杯羹。這現象用三個字概括,或可叫做「吃中國」。「吃中國」之人頭洶涌,已蔚為壯觀。

於中國當局來說,國內巨大的市場有如經濟上的三峽水庫,閘門朝誰開、灌溉誰的田園,全憑一己好惡,是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利器。就此而言,經濟與政治、市場與統戰,本不可分。中國當局的經濟統戰大致分三個層次:最低層次是直接送錢,如每年上千億美金的對外援助,大多針對沒有自我造血功能的落後國家;其次是送訂單,比如買美國波音、買法國空客;最高層次則是開放市場尤其高端服務業。

服貿的最大看點,即是大陸服務業、金融業對台開放,等於給台灣送去一個大禮包。顯然大陸最高當局下了最大決心,要以兩岸關系的歷史性突破作為自己任內最大成就,以奠定其個人的歷史地位,為此不惜血本。在大陸最高當局看來,既然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確定了經濟全面自由化的總方針,大陸服務業包括高端服務業的開放就是遲早的事。與其先向歐美開放,不如先向同文同種的台灣開放,讓台灣服務業在大陸先聲奪人,即吸引大陸經濟三峽之水灌溉台灣服務業,打造兩岸經濟共同體,再向歐美開放不遲。

在大陸當局看來,這樣做一定是投台灣所好,畢竟台灣內需市場太小,經濟上幾乎完全沒有規模和腹地可言。破天荒地讓大陸服務業尤其高端服務業首先對台開放,讓台灣一舉解決經濟腹地問題,在大陸當局看來無疑是空前大手筆,台灣民眾和台灣輿論,理應喜出望外感恩戴德才是。

大陸的動人承諾,給了馬英九政府「拼經濟」的最大希望,也讓馬英九政府有了最大動力,不惜一切代價為服貿保駕護航。馬英九第二任後期,聲望急劇下跌,惡評如潮,而有「九趴」總統之譏,執政合法性也大打折扣。且台灣經濟萎縮十多年,有如泥潭困獸,這是台灣最大的焦慮之一,也被馬英九視為力輓狂瀾的突破口。馬英九政府只剩兩年時間,若能在最後兩年通過服貿給台灣經濟帶去活力和前景,在馬英九看來也算對得起台灣父老,可以輓回自己的聲譽。若百尺竿頭再進一步,跟大陸簽署和平協議,確保兩岸和平的永續,自己就更可以名垂青史了。這就註定了服貿協議必然是馬英九執政後期政治上決定性的一役,必然為此投入全部力量。馬英九堅信,只要闖過了服貿這個要隘,後面一定是坦途。前面多少的困頓、屈辱,都可以得到補償。台灣父老一定會深深感激他為台灣的付出尤其為台灣經濟的付出。

但以反服貿為主題的太陽花學運突然爆發,猶如平地驚雷,把兩岸政府震得暈頭轉向。弄不懂,想不通,氣不過。對大陸當局來說,從江澤民時代強硬的“飛彈政策”,到主要致力於「爭取台灣人民」的柔性對台,再到開放大陸高端市場給台灣做經濟腹地,已經是大陸對台政策的最大調整。但無論怎麽調整台灣民眾都不買賬,難道不是「逢中必反」嗎?

對馬英九政府來說,台灣最大短板就是經濟。亞洲四小龍之首已一落千丈,不復昨日輝煌,更致命的是看不到突圍的可能,這不僅影響2300萬台灣人民的生計,更有損台灣的尊嚴尤其有損自由、民主的尊嚴。所以當務之急只能是「拼經濟」。自己千辛萬苦才在這方面有所斬獲,台灣經濟終於有望突圍,台灣民眾卻非但毫不珍惜,反倒群起攻之,在馬政府看來,這也太不領情,太民粹。

豈止兩岸兩黨困惑,就連大陸知識界,對太陽花學運也大多莫名其妙。必須承認,反服貿確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一面。在深受計劃經濟之苦的大陸知識界眼裡,這太不可理喻,太理想化、太左傾,對太陽花學運也就頗多批評,造成兩岸知識界的激烈爭議。但爭議無論多激烈,其實都是合理的、正常的,可以溝通,可以求同存異。但有人缺乏起碼的善意,把大陸知識界的批評一概貶為政治上的反動,一概斥為「維穩」,不過是當年「革命大批判」的做派,不值一駁。

但是,反服貿決不止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這一面,而有復雜成因,其復雜成因中頗多合理成分。大陸知識界則對此所知有限,這種隔膜確實需要消除。

「太陽花」是對「中國模式」和大陸統戰的反彈

台灣太陽花學運最重要的成因,是對「中國模式」的反彈。這種反彈之強烈,用驚弓之鳥形容,也不過分。

所謂「中國模式」,崛起於2008年奧運會。接下來的世界金融危機,更讓各國不能不一度仰仗中國的錢袋,更助長了中國當局的傲慢。這傲慢主要體現為制度上和價值觀上的所謂自信,即多年媳婦熬成婆的想象。從前,中國在國際話語市場上一直弱勢,中國當局也默認這種弱勢,只敢向世界輸出物質產品,即所謂「韜光養晦」。但在2008年奧運會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當局在國際話語市場上越來越不甘寂寞,越來越急於輸出價值觀,越來越急於擴張所謂中國模式。

但中國當局始料不及的是,他們的努力只對各國政府部分有效,在民間起到的都是反效果。越是輸出所謂價值觀、擴張所謂中國模式,就越發導致全球公民社會尤其國際輿論的普遍恐懼,逢中必反就越有市場。流風所及,甚至株連民間交往。

我前年訪日,一位日本學者就坦率告訴我,2008年奧運會之前,他只反感中國當局,但同情中國人民,認為中國人民都是受害者。2008年奧運會之後,他越來越不這麽看了,認為所謂中國人民跟中國當局,並沒有他想象的那麽大的分別。我幾次訪問港台,港台一些朋友也向我陳述過幾乎一樣的觀點。因而中國模式愈崛起,中國愈要在國際話語市場有所作為,世界範圍尤其跟中國本土最直接的港台兩地的民間社會,中國形象就愈不堪,中國這個詞就愈讓人談虎色變,「去中國化」就愈聲勢浩大。香港在97回歸前並沒有所謂「港獨」問題,回歸多年之後「港獨」竟漸成氣候。97前香港已有大規模移民,穩定多年之後,近年再現移民潮。台灣的「去中國化」曾隨著陳水扁政治上的破產漸趨沉寂,但因香港「一國兩制」遭遇困境,近年也再起高潮,對中國的恐懼再度彌漫於台灣民間。

眾所周知,類似服貿這樣的經濟關系,如果存在於台灣和美國之間,台灣和日韓之間,台灣和歐盟之間,都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大風潮。今天這大風潮,並不是服貿具體內容真有多大問題,真對台灣多麽不利。很多反服貿的台灣學生和台灣民眾,可能到今天都未必瞭解服貿的具體內容,但無論如何他們都要反,甚至認為自己反服貿根本不需要以瞭解為前提。為什麽?就因為跟中國有關。只要跟中國有關,就無法讓他們安心。這都是所謂中國模式的陰影投射,其實無關服貿,服貿不過正好撞上了槍口。

中國模式與台灣社會三方面的衝突

具體分析,中國模式與台灣社會,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衝突。

首先是與台灣人文傳統的衝突。三次訪台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台灣社會的人文性和人情味。經濟的騰飛、市場的擴張、工商業的高度發達,並不一定要以犧牲傳統的人文價值為代價,而可以完美結合,讓每個社會成員既享受發展的紅利,也享受人文的美好、人性的溫暖。這點上,台灣在世界範圍內可能都是做得最好的。而恰恰在這點上,中國模式跟台灣形成強烈反差,台灣民眾絕難接受。

其次是與社會正義的衝突。在台灣,社會正義主要體現為均富。且以交通為例。大陸為發展高鐵,充分保證高鐵的客流量,原來的綠皮火車統統取消。坐不起高鐵的窮人咋辦?這問題根本不在決策者的視野之中。但在台灣,雖然也有跟大陸高鐵類似的自強號,有跟大陸特快類似的莒光號,但逢站必停的「區間車」,照樣四通八達,跟自強號、莒光號共存共榮。我從臺北坐「區間車」到基隆,票價摺合人民幣區區八塊錢,台灣誰會坐不起?而且車內寬敞明亮,乾乾凈凈,低價但絕不低質。不僅交通如此,台灣吃穿住各方面莫不如此,富人富得剋制,絕不敢炫富,否則會被視為粗鄙、野蠻,後果非常嚴重。窮人窮得有保障、有尊嚴。不止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福利保障,更重要的是有整個消費結構保障。用台灣流行的詞匯概括,叫消費正義。

不只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環節註重均富,市場自發的消費結構也註重均富,可見均富代表的正義觀在台灣之深入人心。從政治文化層面說,多數台灣人都有社會主義傾向,因而都比較左傾。國民黨固然從來強調均富、強調節制資本,民進黨則更重視分配正義。如果說國民黨價值觀上接近民主社會主義,民進黨則更接近社會民主主義。兩大政黨在社會正義上你追我趕,造成的結果是台灣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的充分發達,比北歐不差。但台灣人的稅負卻比北歐低太多。即台灣人用最低稅負,擁有了可能最好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這是台灣最大的成就和驕傲。中國大陸的兩極分化則令他們恐懼,中國模式在他們眼裡屬於典型的原始資本主義、野蠻資本主義,跟台灣的發展方式沒有任何兼容性。

再次是與自由價值的衝突。台灣的憲政體制確實頗多缺失,代議制確實常常失靈。但無論如何,台灣的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確有充分保障。這首先表現為罵總統的自由。民主轉型後台灣歷屆總統,在任時沒有一個不被罵得狗血淋頭,都是萬眾歡呼中昂然登臺,全民痛罵中黯然下臺。總統如此,其他官員更不在話下,真的是官不聊生。

固然,民主社會人人皆可罵官,但像台灣那樣每屆首腦都被罵翻,所有官員都難有職業尊嚴,則世界少見。可見台灣自由度之大,確實首屈一指。台灣人對此非常享受,根本不能想象失去自由的日子。對於大陸的種種不自由,尤其對於台灣諸多網站被大陸封殺,他們覺得匪夷所思。我有個作家朋友一度定居北京,買了一套大別墅,但後來還是賣掉別墅回台灣,問他為什麽?他說北京的兩個東西讓他無法容忍,一是霧霾,再就是封網。這感受為很多穿梭兩岸的台灣人所共有。尤其是台灣中產階級。因工作需要他們經常去大陸出差,但每次去都很痛苦,仿佛去“敵占區”,皆因對霧霾和封網的恐懼。

純就物理意義而言,台灣海峽並不寬。但就價值觀而言,所謂中國模式與台灣價值的距離,恐怕比兩個星系之間的距離還要遙遠。在台灣人看來,如果說十多年前即江澤民時代,中國大陸的主要威脅是布點福建的幾千枚飛彈,那麽今天中國大陸的主要威脅則是價值觀威脅。中國模式所代表的價值觀,即絕對的發展主義,徹底的物質主義、拜金主義、金權主義,對自由平等的排斥,對人的尊嚴的無視,在台灣人眼裡,再惡俗不過,再醜陋不過。台灣人在骨子裡極度鄙視,他們堅信,兩岸的價值沖突本質上是文明衝突,兩岸最大的距離是文明的距離。

一方面在價值觀上,在文化上,台灣人極度自信乃至自負。但另一方面,兩岸經濟體量落差太大,這又導致台灣人經濟上的極度不自信乃至自卑。而經濟上愈是不自信乃至自卑,對大陸當局在價值觀上和文化上可能的滲透就愈是恐懼。我有個台灣朋友剛出一本書,書名就叫《沒有中國的台灣》,代表很多台灣人的夢想——既然中國模式之下,有關中國大陸的一切都讓人無法忍受,則不如乾脆無視,當中國大陸不存在,不跟中國大陸有任何實際交道,惹不起,躲開還不行嗎?兩岸關繫上的光榮孤立因此頗有市場。

兩岸政客對台灣民間焦慮都缺乏意識

但事實證明,所謂光榮孤立說輕點一廂情願,說重點是把頭埋進沙堆的鴕鳥思維。兩岸關系根本就是剪不斷,理還亂。

說到這裡,不妨講個故事。

2012年3月,筆者第一次訪台,去嘉義的路上碰到一個珠寶商場,專售各類紅珊瑚寶石。平時都關門,陸客觀光團來了才開門。筆者親眼所見,陸客大巴剛到,就不知從哪冒出一隊保安,急急忙忙地設路障。原來的雙車道馬上變成單車道,即大巴停靠的商場一側禁止通行,形同戒嚴。隨後陸客下車,在導游引領下魚貫而入。我也混入其間,但見商場內人頭洶涌,燈光昏暗,保安林立,仿佛黑社會開設的地下賭場。讓我最恐懼的是,整個商場居然只有一個出口,且出口通道很窄,我當時就產生一個不祥的聯想:要是突然發生火災,商場里那麽多人怎麽疏散?得燒死多少人?

觀光團規定購物時間是一個小時。時間一到,陸客大巴即絕塵而去,整個街區一下變得冷冷清清。商場關門,路障撤除。隔壁有很多小攤小店,其間我沒見到一個陸客出入。大巴走後,我好奇地問攤主:為什麽沒有陸客來購物?攤主都一臉苦笑:有保安攔截,誰敢買我們的東西?我這才恍然大悟。

商場保安是沒有執法權的,卻可以實施交通管制,阻止陸客到隔壁攤點購物,這顯然已違法。違法而能長期存在,商場想必大有來頭。但打聽結果,老闆不過縣長秘書的老婆而已。縣長本人又該何等手眼通天?讓人浮想聯翩。後來我把這故事講給大陸的媒體同仁聽了,因為我相信陸客觀光團一定更多坑蒙拐騙,希望他們派記者卧底調查。惜因事涉兩岸關系,太敏感,沒有大陸媒體敢涉水。

從這個故事,可窺兩岸經貿寡頭化、權貴抱團兩頭吃之一斑。這當然不是兩岸經貿的全部,但的確是兩岸經貿不容忽視的黑洞。黑洞的存在不足為怪,是大陸當局統戰邏輯尤其維穩邏輯的必然產物。以經統政是大陸疆藏地區的統戰指南,尤其是維穩指南,造就了一大批吃“維穩飯”的寡頭,他們的任務就是所謂「反分裂」,全部利益也都在所謂反分裂。中央政府經常委屈地表白自己給疆藏經濟輸了多少血,但因利益結構不均衡,輸血大部分用於贖買吃維穩飯的各級寡頭,反而加劇疆藏地區的貧富不均和社會矛盾,中央政府對此則諱莫如深。

對台統戰也靠利益輸送,只是不能像對疆藏地區來得那麽直接。兩岸經貿就成了利益輸送的主要管道,重點是對台灣幾大家族,如連氏、江氏、辜氏家族等等。不單藍營,綠營新貴近年也有分羹。譬如當服貿風頭最盛時,偏有民進黨中央評議會主委陳勝宏、不分區立委薛凌夫婦為主導的陽信租賃公司,在上海成立大陸總部,挺進大陸金融業。民進黨發言人鄭文燦不得不出面給說法,卻解讀為經濟的歸經濟,政治的歸政治,要公眾勿過度解讀。此說顯然不能令人信服。輪到藍營就是政經不分,涉嫌賣台,輪到綠營就很天真很純潔,經濟跟政治就要分開?事實上沒有誰能分開,沒有誰能避嫌。因為大陸市場尤其要素市場的閘門對誰開對誰不開,背後顯然都有政治考量。

陽信個案上民進黨的雙重標準,說明即便台灣所謂反對黨,也難逃脫被大陸當局贖買的命運,跟國民黨並沒有本質的分別。這種贖買的有效,才是台灣社會深層恐懼和不安全感的根源。大陸市場誘惑太大,大陸當局擁有的資源太多,且制約太少、底線太低,沒有什麽搞不定,台灣根本不是對手。

遲早要被大陸同化,被納入中國模式的體系中,這是近年台灣社會最大的恐懼和焦慮。大陸對台統戰越成功,台灣社會的這種恐懼和焦慮就越強烈,台灣民眾對大陸就越是抵觸。太陽花學運則是多年恐懼和焦慮累積的總爆發。所謂服貿,不過導火線而已。

但對台灣社會根深蒂固的恐懼和焦慮,無論大陸當局還是台灣的國、民兩黨,都缺乏足夠認識。此前,兩岸兩黨關系幾乎到了三十年來最好的時期。當時我在台灣,經常對朋友開玩笑說,第三次國共合作開始了。國共兩黨合力推進所謂和平進程,簡直凱歌行進,都以為大功即將告成。民進黨的抵制也是半心半意。但他們並不知道,台灣民眾都在冷冷地看著,他們越高興,台灣民眾越不放心,逆反心理越升級。當馬英九政府決定孤註一擲強推服貿時,火山終於一夜引爆。

這時台灣民眾不僅不滿中國模式,不滿兩岸關系,而且不滿所有政黨政客和政治勢力。所謂太陽花學運,是台灣民眾拋開所有政黨政客、所有政治勢力,甚至拋開代議制,通過直接民主集體自救的一次嘗試。這對兩岸三黨,甚至對台灣的代議制,都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不統不獨不武」已無法維持兩岸現狀

回頭再說蘇起。曾任台灣國安會秘書長的蘇起,任上最大貢獻之一,是首倡「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的兩岸政策,這管用了十多年。但今天開始,「三不」不再管用,而必須超越。

為什麽這麽說?且以服貿為例。

如前所述,反服貿有多種成因。對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層面的反服貿,筆者無法苟同。小眾可以嘗試理想化的新生活,可以不被現代經濟裹挾,但不能強加給大眾。就大眾而言,現代經濟顯然不可逆,沒有哪個國家的當代經濟,因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而發展而繁榮。

既承認現代經濟不可逆,則不能不承認服貿對台灣的合理性。有人會說,為什麽台灣的自由貿易一定要對大陸?不可以只對歐美對日本麽?這假定如果成立,台灣經濟何至停滯十多年而無良策?過去十多年,台灣對歐美對日本難道不開放麽?但並未拯救台灣經濟。世界經濟普遍復蘇乏力,歐美日本拉動台灣經濟復蘇的能力有限,這是客觀事實。這就註定了,猶如80年代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主要是對美國,今天台灣的經濟開放主要是對中國大陸。而如果放棄大陸市場尤其是大陸的高端服務業市場,就等於放棄了台灣最重要的經濟腹地。接下來的問題是,可替代的方案在哪?台灣的經濟腹地何在?出路何在?

因不統拒絕服貿,難。大陸當局對此最多無奈,但不致傷筋動骨,對台灣經濟前景卻可能是重創。那麽無條件擁抱服貿如何?顯然也難,因為服貿的確有政治後果,那就是通過兩岸經濟融合,打造兩岸經濟共同體,進而影響台灣民心,推進兩岸政治上的一體化進程。可見,如果停留於「不統不獨不武」,首先服貿問題就解決不了。

又豈止無法解決服貿問題。最要命的是,「不統不獨不武」根本無從應對大陸當局的全面滲透。這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全面滲透的結果,只會是台灣的價值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失守,台灣全方位的中國模式化,沒有任何力量能遏制這一趨勢。即“不統不獨不武”已然不可能維持現狀,只會導致台灣社會的不斷沉淪和潰敗,導致台灣越來越不復為台灣。

超越藍綠,公民自救,是去年洪仲秋事件以來台灣新公民運動最強勁的呼聲,正在成為台灣社會的共識。這是台灣社會覺醒的第一步,但這不夠,還可以再跨一步,即不僅超越藍綠,更超越「不統不獨不武」。「不統不獨不武」建立在一個決定性的前提下,即十多年前兩岸政治經濟體量相對均等,國際社會尤其美國對大陸當局也有強大制約。這前提今天已不復存在,兩岸政治經濟體量已極不對等,國際社會尤其美國對大陸政府的制約也越來越乏力。如此情勢還固守「不統不獨不武」,無異刻舟求劍。越是被動防守,就越是被動挨打,就越是節節敗退而不知伊於胡底。

這就需要大智慧,大戰略和膽魄。既然必須面對,何不坦然面對?既然被動防守等於自殺,何不主動出擊?台灣政治經濟體量固然弱勢,但也並非一無是處。無論價值觀、文化還是生活方式,整個軟實力上,台灣都占絕對優勢。十多年來的兩岸民間交流,也充分證明瞭台灣軟實力的巨大吸引力。滲透從來是雙向的,中國模式固然一直在滲透台灣,但兩岸十多年的軟實力競爭,台灣決沒有吃虧,恰恰滲透和改變大陸更多。而對大陸的這種滲透和改變,正是台灣所最需要的。對此,台灣民間應有足夠自信,而不是自暴自棄,自廢武功。

台灣民間還需要抱以信心的,是對大陸內部改變的力量的信心。大陸不是鐵板一塊,甚至,在大陸的體制內部,執政黨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新極權早就不可能像老極權那樣無所不能,它越來越泡沫化,碎片化,越來越是一種有限的力量。有限的力量偏要控制一切,結果必然適得其反,即越來越力不從心,在客觀上對一切失控,直至對體制內、對中共自己失控。改變的力量則從失控的縫隙和管涌中,從體制內外、四面八方不斷生長起來。大陸不都是野蠻、落後的代名詞,它已經越來越逼近觸底反彈的最後一刻。

匯集一切善意、匯集一切力量改變中國,不僅可能,更有必要。兩岸所有僵局的根子都在中國模式,及產生中國模式的病態體制。在中國模式及其病態體制的制約下,大陸社會不可能是正常社會,台灣社會也不可能是正常社會,兩岸關系也不可能是正常關系。想繞開中國模式及其病態體制獨善其身,實則一廂情願。兩岸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中國能改變,兩岸有空間;中國不改變,兩岸無出路,一切都是死結,一切都沒得談。

再說服貿。針對中國模式的反服貿,是台灣民眾被迫的防守反擊,正當性不容置疑。總被溫水煮青蛙的台灣社會終於被一盆開水燙醒,開始正視兩岸關系的嚴酷現實,開始如何面對不得不面對的中國大陸,這是好事,是台灣社會的自我啟蒙和自我革命。

但至於服貿的具體內容,應另當別論,不可臟水跟嬰兒一起潑掉。不僅台灣經濟需要服貿,改變中國也需要服貿。如果服貿重點是大陸服務業和金融業對台開放,這本身就可以是改變中國的支點。因為過去台商到大陸,從事的大多是加工製造業。而加工製造業跟集權體制及官商勾結可以很好兼容,除了讓業主暴富,確實對大陸體制的改變並無實質推動。被改變的反而是台商,所以台商的整體社會評價不高。但服務業尤其高端服務業不然,它們對制度環境極其敏感,對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對法治程度、對信息自由流通要求都很高。一旦在扎緊台灣的籬笆之後,台灣服務業尤其高端服務業以台灣為總部而大舉進軍大陸市場,不可能設想他們會像加工製造業的台灣業主那樣,對大陸的制度環境有那麽高的容忍度。那麽無論他們願意不願意,他們都必須跟大陸的民營資本一起,共同推動體制的變化。兩岸也就更容易形成合力,持續推動中國的改變。

這也是台灣可以自信的第三個理由。沒必要誇大大陸的體制力量,沒必要過於恐懼。現時代已經不是只靠拳頭就能打遍天下的叢林時代,而是普世文明占優勢的時代,即軟實力占優勢的時代。文明則是最好的軟實力。當文明的力量聯合起來,以柔克剛這個反復重演的人類奇跡,就不難再次重演。

那麽,我們還等什麽呢?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 前《南方周末》評論員。原刊金融時報中文網,轉載取得作者同意。


全文網址: 專家評析:台灣學運暴露兩岸深層危機-風傳











許文泰
本文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出生成長於台北。讀大學與服役時,愛在台灣各地遊蕩,對宜蘭與澎湖有釐不清楚的喜歡。曾在香港工作過三年。喜歡且習慣用經濟學的視角觀察台灣、香港,與新加坡三地華人社會的同與不同。個人部落格為「三城掠影」:http://wind-driver.blogspot.sg/


現在是2014年,3月19號的凌晨,學生與公民團體佔領立法院。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希望各政黨與立法院用智慧而不是意氣解決危機。 我是個埋首研究的經濟學者,平常沒有時間關注服務業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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