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顏厥安:把學運轉化為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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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顏厥安
高潮迭起的學生占領國會行動,於周日經歷了五十萬人的超大群眾運動洗禮後,不但鞏固了道德高地,也已經正式構築了民主發言勢力的灘頭堡。
魅力型的領袖已經出現,以「青年世代」為主的民主主體性已經浮出,初步的組織動員指令已經傳出。
三三○讓運動獲得群眾基礎
更 關鍵的是,當林飛帆說出:「我們占領國會行動中,對台灣現行憲政體制、民主制度提出最深刻的反省,我們的行動,在台灣與中國關係間,也做了新的定義,我們 告訴政府,台灣未來屬於全台灣二三○○萬台灣人民,台灣未來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馬總統,請你接受人民的指揮!」這段經典文字時,整個運動的思想主軸, 已經由「服貿」爭議,提升為更為全面而深刻的民主議題。
這場由多年來社會運動所孕育出來的學生運動,由於挑戰了政府當局統治的正當性基礎,必然發展為高度政治意涵的民主運動。
學運的主體性,必須以民主運動的主體性持續下去;學運參與者更要承擔起民主運動的責任。這並非主觀期望或道德要求,而是任何以行動成功介入政治結構之鬆動、擴大統治基礎規範裂縫的行動者,都必須看清楚、想明白,然後以行動「承接」下去的「態勢」。
中 文「態勢」同時有英文status, situation, force, front等意義。一般而言,社運創造的態勢大體上是「雙方」的,主要就是社運與政府。但任何政治態勢都有多重性、流動性、偶然性等性質。政治對峙不可能 是「兩方」的局面,而永遠有無數的、潛在的「第三方」在「觀察」與等待,隨時準備入場,製造更多面向的互動。
以運動初期來看,其實有大量前來「聲援」的群眾與社會力,僅僅處於「第三方」的潛在位置,並沒有真的入場。直到三三○的大會,群眾以「集體現身」現場的方式,表示了對運動的強力支持,才讓運動真正獲得了群眾基礎。
馬江不具召開會議正當性
運動與群眾的結合,更急速擴張了多元的第三方觀點,使得問題更為複雜。不過當馬英九總統在三月二十三日召開態度相當強硬的中外記者會後,議場內的行動者就提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這個重要訴求。
這一訴求與服貿高度相關,但是在議題設定與運作方式上,卻可以與運動的其他訴求(先立法、再審查)有所脫鉤。會議不是退場條件,卻具備更大的民主潛力,是可以讓更多第三方參與的潛在管道。
兩岸關係缺少真正的法律控制,正是本次運動最核心的主題。先制定《兩岸協定締結條例》,再進行服貿以及未來其他兩岸協議締結工作,是運動最主要的要求。
至於「社會正義與人權保障」,只要看看過去多年台灣累積了多少嚴重的社會衝突與怨氣,就知道這是非要處理不可的問題領域。
這場會議要如何召開呢?當前的局勢是人民占領國會,要求國會立法監督對抗總統的濫權,而江宜樺也已因動用警察血腥鎮壓學生,而成為運動的頭號敵人。因此馬英九、江宜樺等「行政權」已完全不具備召開會議的正當地位。
運動方面目前比較浮現的主張是,在明確排除馬江行政權參與的前提下,由學生與公民團體邀請各界政治與社會力量共同籌備召開。這一方面顯示學生對馬江的徹底不信任,但也顯示學生已充分「意識到」這終究是一個必須與各種改革力量合作,與各種保守力量對話的民主重生過程。
至 於召集籌備的過程,為了保持「由體制外主導體制內改革」的傳輸動能,具體是否要委託體制內的特定職位人士來協商召集,應該由學生與公民團體仔細討論思考後 決定。現在各界要擔心的,絕對不是公民社會的不成熟與無力量,而是馬江政權以及各種保守力量,是否會不斷干擾破壞這個重要的民主改革契機與機制。
青年世代對抗中國因素
本次占領運動,也被人戲稱為「青年世代對抗中國因素」的大對決。這次的民主戰鬥不但暴露了中國因素的強大,更值得推敲的是,北京政府對這個國際媒體大量報導的占領運動,為何迄今的態度是偏向克制的?
筆者認為,北京不無可能會考量,為何要冒著與整個台灣年輕世代對抗的風險,去支持一個幾乎已經毫無政策施展能力的馬英九。值此時刻與其發出「絕不重啟談判」的鷹派說法,徒然引發更大反感外,不如選擇沉默與靜觀。
江宜樺的施政可靠性與誠信度已跌到不只是零、而是負數。繼續讓江當閣揆,不但民間會有人不斷提告、追訴其刑事責任,或主張要予以彈劾,更重要的是,江已經毫無能力推動任何重大政策,因此恐怕連保守派都要拋棄江內閣。
這場運動已經徹底動搖了台灣的政治局勢,開啟了巨大的民主空間,但也創造了廣闊的政治領導模糊期。民進黨完全落後局外;江閣揆可換,但是換誰都無法改變馬領導力萎縮之局。然而兩年任期以及黨主席位置的連帶保障,實在讓人很難想像未來政局發展軌跡。
可以確定的是,青年世代新一波民主改革運動的主體性已經被召喚出來,一個重要的第三方,已經變成參與方。至於其他自詡老謀深算的方方面面,要如何回應這個局面,就看各自的政治智慧了。(作者為台大法律學院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
文/顏厥安
高潮迭起的學生占領國會行動,於周日經歷了五十萬人的超大群眾運動洗禮後,不但鞏固了道德高地,也已經正式構築了民主發言勢力的灘頭堡。
魅力型的領袖已經出現,以「青年世代」為主的民主主體性已經浮出,初步的組織動員指令已經傳出。
三三○讓運動獲得群眾基礎
更 關鍵的是,當林飛帆說出:「我們占領國會行動中,對台灣現行憲政體制、民主制度提出最深刻的反省,我們的行動,在台灣與中國關係間,也做了新的定義,我們 告訴政府,台灣未來屬於全台灣二三○○萬台灣人民,台灣未來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馬總統,請你接受人民的指揮!」這段經典文字時,整個運動的思想主軸, 已經由「服貿」爭議,提升為更為全面而深刻的民主議題。
這場由多年來社會運動所孕育出來的學生運動,由於挑戰了政府當局統治的正當性基礎,必然發展為高度政治意涵的民主運動。
學運的主體性,必須以民主運動的主體性持續下去;學運參與者更要承擔起民主運動的責任。這並非主觀期望或道德要求,而是任何以行動成功介入政治結構之鬆動、擴大統治基礎規範裂縫的行動者,都必須看清楚、想明白,然後以行動「承接」下去的「態勢」。
中 文「態勢」同時有英文status, situation, force, front等意義。一般而言,社運創造的態勢大體上是「雙方」的,主要就是社運與政府。但任何政治態勢都有多重性、流動性、偶然性等性質。政治對峙不可能 是「兩方」的局面,而永遠有無數的、潛在的「第三方」在「觀察」與等待,隨時準備入場,製造更多面向的互動。
以運動初期來看,其實有大量前來「聲援」的群眾與社會力,僅僅處於「第三方」的潛在位置,並沒有真的入場。直到三三○的大會,群眾以「集體現身」現場的方式,表示了對運動的強力支持,才讓運動真正獲得了群眾基礎。
馬江不具召開會議正當性
運動與群眾的結合,更急速擴張了多元的第三方觀點,使得問題更為複雜。不過當馬英九總統在三月二十三日召開態度相當強硬的中外記者會後,議場內的行動者就提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這個重要訴求。
這一訴求與服貿高度相關,但是在議題設定與運作方式上,卻可以與運動的其他訴求(先立法、再審查)有所脫鉤。會議不是退場條件,卻具備更大的民主潛力,是可以讓更多第三方參與的潛在管道。
兩岸關係缺少真正的法律控制,正是本次運動最核心的主題。先制定《兩岸協定締結條例》,再進行服貿以及未來其他兩岸協議締結工作,是運動最主要的要求。
至於「社會正義與人權保障」,只要看看過去多年台灣累積了多少嚴重的社會衝突與怨氣,就知道這是非要處理不可的問題領域。
這場會議要如何召開呢?當前的局勢是人民占領國會,要求國會立法監督對抗總統的濫權,而江宜樺也已因動用警察血腥鎮壓學生,而成為運動的頭號敵人。因此馬英九、江宜樺等「行政權」已完全不具備召開會議的正當地位。
運動方面目前比較浮現的主張是,在明確排除馬江行政權參與的前提下,由學生與公民團體邀請各界政治與社會力量共同籌備召開。這一方面顯示學生對馬江的徹底不信任,但也顯示學生已充分「意識到」這終究是一個必須與各種改革力量合作,與各種保守力量對話的民主重生過程。
至 於召集籌備的過程,為了保持「由體制外主導體制內改革」的傳輸動能,具體是否要委託體制內的特定職位人士來協商召集,應該由學生與公民團體仔細討論思考後 決定。現在各界要擔心的,絕對不是公民社會的不成熟與無力量,而是馬江政權以及各種保守力量,是否會不斷干擾破壞這個重要的民主改革契機與機制。
青年世代對抗中國因素
本次占領運動,也被人戲稱為「青年世代對抗中國因素」的大對決。這次的民主戰鬥不但暴露了中國因素的強大,更值得推敲的是,北京政府對這個國際媒體大量報導的占領運動,為何迄今的態度是偏向克制的?
筆者認為,北京不無可能會考量,為何要冒著與整個台灣年輕世代對抗的風險,去支持一個幾乎已經毫無政策施展能力的馬英九。值此時刻與其發出「絕不重啟談判」的鷹派說法,徒然引發更大反感外,不如選擇沉默與靜觀。
江宜樺的施政可靠性與誠信度已跌到不只是零、而是負數。繼續讓江當閣揆,不但民間會有人不斷提告、追訴其刑事責任,或主張要予以彈劾,更重要的是,江已經毫無能力推動任何重大政策,因此恐怕連保守派都要拋棄江內閣。
這場運動已經徹底動搖了台灣的政治局勢,開啟了巨大的民主空間,但也創造了廣闊的政治領導模糊期。民進黨完全落後局外;江閣揆可換,但是換誰都無法改變馬領導力萎縮之局。然而兩年任期以及黨主席位置的連帶保障,實在讓人很難想像未來政局發展軌跡。
可以確定的是,青年世代新一波民主改革運動的主體性已經被召喚出來,一個重要的第三方,已經變成參與方。至於其他自詡老謀深算的方方面面,要如何回應這個局面,就看各自的政治智慧了。(作者為台大法律學院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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