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南方朔:學運遍地開花等於遍地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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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朔
早年我對六○至七○年代美國的學生運動甚為關切,並於一九八○年寫了一本《憤怒之愛:六○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書沒有寫好,但至少是迄今唯一的中文研究著作。
到了現在,美國由於各種文件陸續曝光,人們對學生運動的全程已有了通盤理解。美國的學運從一九六○年到六五年主要在大學校園內發展;最多只到南方貧窮黑人被欺凌地帶活動。學生道德能量一直提升,所以從六五到六八年進入全面開花、全面反叛階段。
學運壯大後的質變危機
在六八年之前,學生共識清楚、組織分明,學運領導也極單純。但全面開花、全面反抗後,聯邦調查局的滲透、威嚇、誘導即大量展開,稱之為「聯邦調查局的反顛覆作業」,於是各種複雜的學運及社會團體大量出現,已沒有任何人或組織能號令天下,激烈、混亂,團體間相互鬥爭遂告出現。
當學運成長壯大,政府特務和司法力量就會介入。司法的介入是在威嚇及向學運挑釁、激怒學生,使學運愈來愈激進化,當學運趨於激烈,政府對學運的抹黑就有了理由,學運正當性就會被削弱。
除了政府特務及司法力量會在學運擴大後介入,學運壯大後,本身也很容易質變。
當年學運領袖之一的吉特林(Todd Gitlin)在學運結束後繼續研究,現已成加州大學著名教授。他後來寫了《全世界都在注視我們》(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這本重要的學運理論著作。
吉特林指出,在這個大眾媒體發達的時代,學運的發展最後很容易由「學運領袖」領導,演變為「學運名人」領導。學運節奏會被新聞節奏牽著走,學運的智性色彩降低,衝突性和事件性的色彩加重,由於媒體報導主宰了學運,激烈的學運名人很容易出線,其他激烈小組織也很容易搶掉學運原本的光采。
六○年代美國學生運動就是在全面開花、全面反叛後快速激烈化,甚至產生許多革命小團體,於是給了體制汙名化學運的機會。學運遂快速失去正當性,很快就告瓦解。
學生須堅守純潔弱者立場
全世界不論哪個國家,統治者在打擊學運上都有共同本能;而近代每個國家的運動也都有相同的發展軌跡。因此,太陽花學運退場,「轉守為攻」、「遍地開花」,對運動既是轉型機會,但也是嚴酷考驗的開始。
太陽花學運退場,各種挑戰已紛至沓來,概括而言,計有下列數點:
一、政府的司法騷擾已經展開。司法騷擾目的有一是在恫嚇,二是在激怒挑釁。如果學運幹部憤怒,採取激烈抗議,那就剛好入其彀中。因此,學運與馬政府的司法追殺交手,一定不能憤怒,要用柔性的攻擊面對。這種柔性的攻擊,立法院長王金平已創造出了成功模式。
去年九月馬英九發動滅王攻勢,如果王採取強勢的抵抗,必定早已被消滅;幸而王採取的是低調柔性的守勢,所以民心輿情都站在王的這一邊。王在司法上也一路獲勝,馬的滅王遂全面潰敗。
由王金平模式,可見在和強勢的馬政府交手時,強勢手段絕非學生的籌碼,保持住學生純潔的弱者正義感,乃是學生必勝的資本。學生必須堅守住自己純潔弱者的立場。
二、國民黨長期以來就很嫻熟「惡人先告狀」以及「扮弱者」的伎倆。當年高雄「美麗島事件」,就唱作俱佳演出「罵不還口、打不還手」這齣假扮弱者好人的戲,從而製造出黨外是暴力集團的假象。
這次在群眾包圍中正一分局事件上,國民黨即展開大反撲,它大舉動員「按讚部隊」,很短時間裡就蒐集到二十五萬個讚,藍色的平面及廣播電視也跟著大肆宣傳,企圖把學運抹黑。雖然這個按讚運動很快就被人踢爆有大量的「殭屍帳號」,但至少已顯示出馬政府處心積慮在想的,並非台灣體制的改革,而是等著學運犯錯而伺機大反撲。
學運暫時離開立法院議場之始,也是更艱難戰鬥的開端。馬政府在那裡伺機而動,一旦學生犯錯,馬政府就會排山倒海發動宣傳戰,削弱學運的正當性。也正因此,在可見的最近,學運和支持學運的公民團體,一定要提高警覺,不容犯錯。自古以來,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沒有犯錯的權利,台灣的太陽花所面對的是可怕的馬政府,更不容犯錯。
媒體是運動促成者也是破壞者
三、前述美國學運領導者之一吉特林的觀點就指出,在這個媒體時代,媒體的報導經常左右了運動的發展方向。當運動初起時,媒體會大幅報導;當運動穩定後,如果沒有新聞性很強的大動作,新聞就興趣缺缺。
新聞的這種喜歡對立衝突的特性,經常左右了運動的發展。當年美國學運,到了全面開花的階段,激進的學運人物最為媒體喜愛,如果有了衝突的大動作,媒體一定大幅報導。而當學運激烈到一定程度,媒體就會對學運造成的危險大力撻伐。
吉特林遂說,在這個媒體時代,媒體對運動有著「既促成又破壞」(making and no making)的作用。這是一種全世界共同的現象,台灣可能亦不能免。
所以學運進入遍地開花的階段,一定不能過分激進化,必須跟著學運自己的節奏走下去!
文/南方朔
早年我對六○至七○年代美國的學生運動甚為關切,並於一九八○年寫了一本《憤怒之愛:六○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書沒有寫好,但至少是迄今唯一的中文研究著作。
到了現在,美國由於各種文件陸續曝光,人們對學生運動的全程已有了通盤理解。美國的學運從一九六○年到六五年主要在大學校園內發展;最多只到南方貧窮黑人被欺凌地帶活動。學生道德能量一直提升,所以從六五到六八年進入全面開花、全面反叛階段。
學運壯大後的質變危機
在六八年之前,學生共識清楚、組織分明,學運領導也極單純。但全面開花、全面反抗後,聯邦調查局的滲透、威嚇、誘導即大量展開,稱之為「聯邦調查局的反顛覆作業」,於是各種複雜的學運及社會團體大量出現,已沒有任何人或組織能號令天下,激烈、混亂,團體間相互鬥爭遂告出現。
當學運成長壯大,政府特務和司法力量就會介入。司法的介入是在威嚇及向學運挑釁、激怒學生,使學運愈來愈激進化,當學運趨於激烈,政府對學運的抹黑就有了理由,學運正當性就會被削弱。
除了政府特務及司法力量會在學運擴大後介入,學運壯大後,本身也很容易質變。
當年學運領袖之一的吉特林(Todd Gitlin)在學運結束後繼續研究,現已成加州大學著名教授。他後來寫了《全世界都在注視我們》(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這本重要的學運理論著作。
吉特林指出,在這個大眾媒體發達的時代,學運的發展最後很容易由「學運領袖」領導,演變為「學運名人」領導。學運節奏會被新聞節奏牽著走,學運的智性色彩降低,衝突性和事件性的色彩加重,由於媒體報導主宰了學運,激烈的學運名人很容易出線,其他激烈小組織也很容易搶掉學運原本的光采。
六○年代美國學生運動就是在全面開花、全面反叛後快速激烈化,甚至產生許多革命小團體,於是給了體制汙名化學運的機會。學運遂快速失去正當性,很快就告瓦解。
學生須堅守純潔弱者立場
全世界不論哪個國家,統治者在打擊學運上都有共同本能;而近代每個國家的運動也都有相同的發展軌跡。因此,太陽花學運退場,「轉守為攻」、「遍地開花」,對運動既是轉型機會,但也是嚴酷考驗的開始。
太陽花學運退場,各種挑戰已紛至沓來,概括而言,計有下列數點:
一、政府的司法騷擾已經展開。司法騷擾目的有一是在恫嚇,二是在激怒挑釁。如果學運幹部憤怒,採取激烈抗議,那就剛好入其彀中。因此,學運與馬政府的司法追殺交手,一定不能憤怒,要用柔性的攻擊面對。這種柔性的攻擊,立法院長王金平已創造出了成功模式。
去年九月馬英九發動滅王攻勢,如果王採取強勢的抵抗,必定早已被消滅;幸而王採取的是低調柔性的守勢,所以民心輿情都站在王的這一邊。王在司法上也一路獲勝,馬的滅王遂全面潰敗。
由王金平模式,可見在和強勢的馬政府交手時,強勢手段絕非學生的籌碼,保持住學生純潔的弱者正義感,乃是學生必勝的資本。學生必須堅守住自己純潔弱者的立場。
二、國民黨長期以來就很嫻熟「惡人先告狀」以及「扮弱者」的伎倆。當年高雄「美麗島事件」,就唱作俱佳演出「罵不還口、打不還手」這齣假扮弱者好人的戲,從而製造出黨外是暴力集團的假象。
這次在群眾包圍中正一分局事件上,國民黨即展開大反撲,它大舉動員「按讚部隊」,很短時間裡就蒐集到二十五萬個讚,藍色的平面及廣播電視也跟著大肆宣傳,企圖把學運抹黑。雖然這個按讚運動很快就被人踢爆有大量的「殭屍帳號」,但至少已顯示出馬政府處心積慮在想的,並非台灣體制的改革,而是等著學運犯錯而伺機大反撲。
學運暫時離開立法院議場之始,也是更艱難戰鬥的開端。馬政府在那裡伺機而動,一旦學生犯錯,馬政府就會排山倒海發動宣傳戰,削弱學運的正當性。也正因此,在可見的最近,學運和支持學運的公民團體,一定要提高警覺,不容犯錯。自古以來,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沒有犯錯的權利,台灣的太陽花所面對的是可怕的馬政府,更不容犯錯。
媒體是運動促成者也是破壞者
三、前述美國學運領導者之一吉特林的觀點就指出,在這個媒體時代,媒體的報導經常左右了運動的發展方向。當運動初起時,媒體會大幅報導;當運動穩定後,如果沒有新聞性很強的大動作,新聞就興趣缺缺。
新聞的這種喜歡對立衝突的特性,經常左右了運動的發展。當年美國學運,到了全面開花的階段,激進的學運人物最為媒體喜愛,如果有了衝突的大動作,媒體一定大幅報導。而當學運激烈到一定程度,媒體就會對學運造成的危險大力撻伐。
吉特林遂說,在這個媒體時代,媒體對運動有著「既促成又破壞」(making and no making)的作用。這是一種全世界共同的現象,台灣可能亦不能免。
所以學運進入遍地開花的階段,一定不能過分激進化,必須跟著學運自己的節奏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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